盧俊丞 姜勝利｜周一良對傳統史學的認識及晚年轉變

作者介紹

盧俊丞，歷史學博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姜勝利，南開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5年上卷，第175—188頁。

摘要

在周一良的學術生涯中，中國傳統史學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他對傳統史學的認識，獨特而具有價值。20世紀30年代，周一良接續古代史家的思路，高度重視史法，但在近代史學思想的影響下，他對史法的理解具有新意，對古人多有批評。晚年時期，基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樹立了辯證觀點，周一良轉而以動態、綜合的視角觀察傳統史學，其認識更為開闊和深化。

關鍵詞

周一良 中國傳統史學 馬克思主義史學

周一良（1913～2001），字太初，是當代著名史家，在魏晉南北朝史、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與敦煌學等領域成就卓著。中國傳統史學同樣是周一良學術研究的重要方面，周一良對傳統史學的認識是多方面的、有價值的，值得總結梳理。周一良研究傳統史學的時間跨度較大，1934年，周一良的學術生涯從研究史家、史書開啟，此后經歷了學術興趣的轉移、科研任務的調整，直到20世紀80年代，周一良再次集中探討傳統史學的相關問題，有所收獲。因此，周一良對傳統史學的觀點存在矛盾之處，理解傳統史學的思路前后也不盡相同。這種認識的轉變，除了源于學術研究的推進，還可從時代與思想的變化來解釋。

周一良對史學的最初接觸是在1920～1930年的私塾階段，私塾教育的內容以儒學經典為主，還包括《史記》《資治通鑒》的講授。私塾階段的最后幾年，周一良在唐蘭的引導下，開始讀一些樸學書籍，尤其喜歡王引之《經義述聞》和王國維《觀堂集林》。1932年，周一良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主要從學于鄧之誠、洪業兩先生。1934年，周一良修完鄧之誠魏晉南北朝史課程之后，寫了第一篇歷史論文《魏收之史學》。同時期，周一良修習洪業的高級史學方法課程，這門課指導學生做專題研究，洪業布置給周一良的專題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洪業布置學生研究古代史書，或許含有深意。周一良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取材、義例的考察，是以近代史學的標準，對古人選擇史料、組織寫作進行檢討，這一過程或可加深對近代史學方法的理解。周一良寫成的文章被洪業收入論著，作為序言，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序》。周一良的畢業論文《〈大日本史〉之史學》亦由洪業出題，從中國傳統史學的標準出發，對水戶藩所修《大日本史》各方面的特點進行總結評價。可以說，周一良的歷史研究生涯，是從研究史家、史書開始的。

1935年，周一良聽了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史課，極為佩服，決心走陳寅恪的學術道路。1939～1946年，周一良在哈佛求學、任教，除了主業日文，還重點學習了梵文，博士論文選題則是佛教史，皆為接近陳寅恪的治學方向。1947年開始，周一良任職于清華大學，在魏晉南北朝史、佛教史與敦煌學等領域著述豐富，其學術興趣已不在于傳統史學。1952年院系調整后，周一良轉任北京大學教授，并于1953年受命改行亞洲史，離開了中國古代史研究。“文革”結束后，周一良將二十四史從頭讀起，遂有《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的問世，重新注意到與傳統史學有關的一些問題。1985年冬，周一良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寫成了四篇要文，即《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系統展現了晚年對傳統史學的的新思考。本文從周一良的整個學術生涯出發，將他對傳統史學的認識總結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周一良對史法的認識

周一良對傳統史學的認識接續古代史家的思路，尤其受到劉知幾開創的史法體系的影響，表現為對史法的高度重視。觀察周一良對幾部史書的研究，都將史法作為一個切入角度，進行了重點論述。史法之中，周一良最重視義例之統一。研究《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一良用大量篇幅討論該表之體例，指出諸多為例不純之處，包括韓愈非宰相而收入定州韓氏；改姓者體例混亂；例書官位不著事狀而未遵守；所書官爵應以最后官爵為準而未做到；避諱改名者書名時不一其例；出嗣者或書或不書；等等。研究《大日本史》，周一良明確表示要以史法繩之，考訂其體例之不合。《〈大日本史〉之史學》的主體部分是第四章，分為史觀、體裁、義例、考訂、論贊、文字六節，可以明顯看到與劉知幾的史法體系相合之處。“義例”一節包含內容最廣，關于全書的斷限，書法，載文，紀、傳、志、表之得失等均有討論。“義例之純”依然是周一良的重要著眼點，本紀書法與《修大日本史例》規定之義例不盡合，諸志有義例不純之處，書中其他書法亦時有未純，周一良不嫌煩瑣地指出，達到了“繩之以史法”的目的。

對《魏書》如何書寫弒君之事的探究，最可表現周一良對史法、義例的認識。《魏書》對于幾個皇帝被殺的事實，除了平文帝，皆不顯書，這一點先后遭到魏澹、趙翼的質疑。周一良推測魏收之意，將《魏書》書寫弒君之事的法則總結為“本紀雖不明著，史臣曰下每微露之，弒逆者之傳中則明言其事”。而平文帝被位尊者桓帝皇后所殺，不必忌諱，所以明書于本紀，應當分別觀之，不破壞先前總結的法則。闡明上述觀點后，周一良發表了一段議論：“作史有法，而無定法。因時世之不同，未嘗不可為變通之計，要在紀事信達，體例劃一耳。烏有一成不變之史法，能為異代史家之共同準的者哉！”他的意思是，史法沒有一定的標準，但一經確定，即須以統一的義例加以遵守。在史法沒有固定標準的認識前提下，身處近代的周一良，時常批評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改良史法的主張，試將其總結為四點。

第一，反對拘泥于斷限。《魏書》廣泛記載北魏以外其他政權之史事，劉知幾認為有失斷限，進行了大段議論。周一良表示反對，他首先認為，東晉、宋、齊、梁及十六國的歷史，“如缺不書，則事不完”，《魏書》為了詳盡記載史事，可以不講究斷限。接著，周一良對劉知幾關于斷限的觀點加以辯駁。劉知幾說北魏初年服屬于東晉、秦、趙，《魏書》列之于傳為厚顏，周一良反駁道：“則《后漢書》之傳更始亦為厚顏乎？”劉知幾又說，張氏前涼、李氏成漢，對于北魏來說，時間和空間上都有距離，不應編載。周一良辯駁道：“今考張氏李氏傳屢載朝貢事……況自史漢以來，皆載外國事于列傳，而觀其與中國之關系，多不過朝貢而已耳，將盡以為無斷限耶？”劉知幾認為，《魏書》不應記載高歡事跡，周一良駁稱：“高歡之在魏末事功固有足述者，豈可一概不載，待入齊史乎？”三駁之中，后兩駁均有說服力，但第一駁沒有跳出劉知幾的評價方式，劉知幾在《史通·編次》中確實反對為更始帝立傳。

第二，對于史書的語言文字，周一良反對粉飾浮詞，這里的粉飾浮詞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如魏收以美言粉飾北魏部落時期風俗，將以鳥名官美化為“好尚淳樸，遠師少皞”，把與部落聯姻說成“招攜荒服，追慕漢高”，周一良同意劉知幾對此的批評，將其列為《魏書》的瑕疵之一。第二種則是史家在語言文字上以雅代俗的做法，周一良批評《大日本史》道：“記本國人言語行事，而用異邦文字。遂致上自公卿朝士，下迨編甿皂隸，皆操華言。而其詞氣之典雅，出語之溫文，又不分上下，不問男女，一例皆然，無復分別。與‘言必近真’之云相去遠矣。”直到晚年，周一良仍然強調，“記言當使若出其口，這是關于史書記言的很好的一條原則”。

第三，從周一良對幾部史書的評議中，可以看到其修史應當簡明的主張。 針對《大日本史》，他提出災祥之事應當集中在《陰陽志》，不必在本紀中重復記述，且本紀不必列載太多詔令，無關時政者可以省去。《魏書》列傳中附傳子孫造成了蕪冗的缺點，他主張將高門子孫列表，達到“傳文可簡、羅列略備、人物有征”的效果。內容單薄的列傳如《公主傳》，可遵《遼史》之例改為《公主表》，“事能概括，而篇幅不費”。要之，周一良提倡列表，他認為，“表愈多則紀志愈易為力，凡次要之人無關之事著之于紀傳則為蕪冗，載之于表則為周備”。對于史書中的志，他主張設置總序和小序。《大日本史》“每志各有總序，序歷代沿革，間以詔令奏牘，提綱挈領，能得梗概。而其細類之首，復各冠以小序，述此細類所紀之變遷”，如此“兼有提挈大凡及詳列名數之長”，可使讀者易于觀覽。

第四，周一良還從實用主義出發，提出了一些關于修史的樸素認識。劉知幾談論史書題卷時說：“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于卷中，叢細字于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于此？”周一良表示，題卷具書姓名方便檢索，是史學的進步，“固遠勝舊史之只書姓氏，不翻傳文，則不識何人也”，不能因缺乏美感而否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拋棄了舊譜中五世為斷以明宗法的成例，采用一頁盡之的做法，周一良贊賞其“眉目了然，不必尋行數墨而后知，甚便于讀者”。《大日本史》記錄時間，并書甲子和日期，免去讀者推算之苦，周一良稱贊其為“書法至善者”。

中國傳統史學關于史法的討論中，另有一些較大的命題，周一良雖未提出明確的主張，但表達了獨特的認識，可資后學參考，試將其總結為三點。

第一，散傳與匯傳本質相同。在研究日本史學的過程中，周一良注意到日本史學中的某些做法，有勝過中國史學之處，具代表性的是他對中日史學中類傳的比較。按照周一良的劃分，司馬遷開創的類傳，包括《管晏列傳》這樣的散傳，以及《循吏列傳》《儒林列傳》這種以品目為題的匯傳。司馬遷為匯傳標目，“要取其事例相連，有相互補足發明之益，可以窺一時一地之風氣。非謂預立若干名目，無他事可傳者則入之匯傳，而匯傳以外之散傳不復以類聚也”。在后代史書中，則有先制定匯傳品目，再將人物分類入傳的傾向，導致牽強拘束，而散傳存在不求類聚的弊病。如《新五代史》，標目的匯傳很多，卻太過死板，不同于《史記》設置類傳的靈活。《大日本史》標目之傳很少，但它的類傳卻保存了以類相從的本意，不至于牽強，如卷一六二專門記載承久之亂中勤勞王事之人，冠之以序，周一良稱贊其“深得匯傳之意，而不別標品目，事跡彰而勸懲明，深合于史法焉”。關于散傳與匯傳的關系，周一良認為“散傳之意亦在于匯，惟未顯標其類耳”，本質上二者同屬類傳，所以司馬遷在列傳排序上采用了散傳匯傳間雜的方式。后世史書將匯傳整體上置于列傳中偏后的位置，《大日本史》亦遵循這種排序方式，使散傳與匯傳“截然別為二類”，周一良對此感到遺憾。周一良對中國傳統史學中類傳相關問題的認識，固然來自對中國史學的縱向觀察，但中日史學之間的橫向比較，應當也給他帶來了啟發。

第二，關于論贊的認識。紀傳篇末通常附有論贊，是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周一良對論贊的認識，前后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大日本史》成書過程中，編者經過討論，決定刪去已寫就的論贊，將其內容概括記錄于本傳注文。周一良對此評價道：“中國正史自《史記》以降莫不有論或贊，甚且二者并存，多敷衍紀傳之事，更加文飾。褒貶與奪，亦未能盡當。至《元史》始不作論贊，而曲直是非固未嘗因之不明也。《大日本史》之刪論贊，良有識已。”指出了傳統史學中論贊存在的弊病，得出“論贊可刪”的結論。晚年周一良轉而看到，古人修史，基本史實的敘述因襲前人著作為多，最能體現著史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論部分。如范曄撰寫的諸序論，體現出對東漢一朝重大問題的深刻認識；沈約能夠在論贊中對一個時期的經濟、學術、文藝追溯源流加以敘述，體現出對歷史發展的洞察能力。雖然，在傳統史學中，拘泥于傳主功過、就事論事的平庸論贊大量存在，但總體而言，晚年周一良對論贊的價值是予以肯定的。

第三，關于編年與紀傳的認識。編年、紀傳二體之優劣，是傳統史學中聚訟紛紜的經典問題。周一良在討論《大日本史》之體裁時，曾明確表示紀傳優于編年，《大日本史》改變日本史學的編年傳統，采用紀傳體，是“自然之進步”。晚年周一良對“自然之進步”做了進一步闡說，他指出，從編年到紀傳的演進，是東西方史學著作共同的發展規律，因為這符合人類思想的發展脈絡。中國最早的史書《春秋》《竹書紀年》是編年體，流行約五百年后才出現紀傳體的《史記》。西方早期歷史著作如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李維《羅馬史》也是按年代順序撰寫的，約六百年后才出現列傳體的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合傳》。對于二體之優劣，周一良轉而認為編年、紀傳各有所長，編年體在陳、隋以后一度衰落，而能夠在宋代復興，說明其仍有優越之處。

二、周一良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具體認識

魏晉南北朝史是周一良用力最勤、成果最豐的學術領域，周一良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有些探索開風氣之先。以下將周一良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具體認識概括為四點。

第一，指出了魏晉南北朝史書之間的文字因襲。周一良具有深厚的舊學功底，長于文獻的比對與考訂，初入學界之時就有表現。《魏收之史學》的一大貢獻，就是考察了《魏書》的史料來源。他的結論是，《魏書》主體部分因襲北魏舊史，十六國史部分依據崔鴻《十六國春秋》，東晉諸帝傳合于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桓玄傳》當本于何法盛《晉中興書》。20世紀70年代后期，周一良寫成《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再次關注到該斷代相關史書在文字上的因襲、刪節與改易。如《晉書》改易《世說新語》中不雅馴的文字，不若舊文之近實；《晉書》刪略《金樓子》中習鑿齒與釋道安的對話，使佳對之意不完；《宋書》有意略去胡藩誅殺功臣的建言，這項史料反而保留在《南史》中。

在《魏收之史學》中，周一良曾稍嫌武斷地表示：“伯起及見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而劉蕭諸傳絕無依據之跡。蓋宋以降為時不遠，事實易稽，不必悉憑舊籍；且南北敵視，收又自矜才學，嘗鄙蔑休文，其書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及至晚年，周一良對魏晉南北朝史籍與史事的掌握已較全面，有“魏收襲用南朝史書”一條札記，對比《魏書·島夷劉裕傳》與《宋書·鄧琬傳》對同一件事的記載差異，認為“伯起之記述南朝事雖多本傳聞，亦采用南朝舊史，此處定是刪節舊史而致如此”，修正了“不必悉憑舊籍”的觀點。周一良還觀察到，北人一般欽佩南人的文化學識，不僅南方史書流傳北方受到重視，南人的詩文亦復如此。邢邵曾說魏收對于江南任昉的文章“非直模擬，亦大偷竊”。如此，則魏收未必“不屑采南人著作”。

第二，總結了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六個特點和四個新問題。在較全面掌握魏晉南北朝史籍與史事的基礎上，周一良總結了該斷代史學的六個特點。其一，史部著作的獨立。從典籍的分類看，史部著作擺脫了作為經部附屬品的地位而獨立，這意味著史學成為獨立的學科。其二，專職史官的設置。繼承先秦以來太史記錄當代史事的傳統而加以改革，設立專職史官，不再兼管天文歷法，四百年間沒有中斷。其三，史書種類與數目驟增。其四，編年體與紀傳體兩者并重，相輔而行。其五，譜牒之學的興盛。這幾百年中，家譜、族譜大為興盛，種類繁多，譜學成為世代相傳的專門之學。其六，佛道史書的出現。佛教與道教史書在紀傳體史籍中正式占一席之地，由于大量佛經譯為漢文，作為史學分支之一的佛經目錄之學也建立起來。不同于貫通式史學史著作中的論述，周一良總結的魏晉南北朝史學特點，非唯注意其“空前”，編年與紀傳并重、譜牒之學的興盛兩個特點更是強調其“絕后”，為此時期所獨有。佛道史書的出現一節，則是發人所未發，顯示了周一良作為佛教史專家的獨到之處。

周一良還談到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四個新問題：條例，總論，史注、考訂與新史料的發現，語言文字。這是周一良對該斷代史學著作的微觀解讀，其中含有頗具價值的學術觀點。如關于合本子注問題，對其師陳寅恪的觀點有所商榷。陳寅恪認為，《洛陽伽藍記》的注釋、裴注《三國志》、劉注《世說新語》、酈注《水經》，都受佛家合本子注的影響。周一良則認為，《洛陽伽藍記》的注釋比較符合合本子注的特點，至于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

第三，探索了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的關聯。在學術史上，周一良較早注意到魏晉南北朝史學為王朝禪代服務的系列問題。他的核心觀點是，在粉飾禪代問題上，晉以后的統治者使用了兩種辦法：一是在本朝歷史的斷限上做文章，二是在處理禪代史事時彌縫回護。隨著以禪代方式奪取政權成為常態，第一種方法已無必要，第二種方法則由隱諱曲筆變成公開宣揚禪代合法了。晉武帝時討論國史斷限，荀勖主張以正始為開端，周一良認為，荀勖的意圖是借斷限的上延，將廢黜曹芳、殺死曹髦置于晉朝在史書文字上矗立之后，減輕這類事件的非正義性；而賈謐主張“從泰始為斷”，不以上延晉史的辦法掩飾禪代過程中的陰謀與暴力，應當說是公道的，但諸家晉史并未采納。南齊建元二年擬定國史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周一良解釋，修齊朝國史的斷限不再從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從蕭道成即位之年算起，這一做法反映當時對于弒君和禪代已經不以為意，無須借斷限上移的辦法，來掩飾禪代過程中的暴力行動。

周一良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開拓性，但一些觀點今天看來并不正確。有學者指出，西晉國史跳過“三祖”自泰始敘起，或南齊國史從蕭道成晚年即位開始，都是難以想象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史，仍是從創業帝王出生寫起的。史書中的“從泰始為斷”“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并非指國史開始的時間，而是從某一時間起，廢棄前朝年號，改用新朝年號。周一良推測延伸國史斷限的意圖在于掩飾禪代過程的暴力，其解釋力也就不足了。另外，周一良所闡述的，魏晉南北朝史家在處理禪代史事時，從隱諱曲筆到公然歌頌的變化，依然是確切不移的。

第四，以深義文化概念解釋南北朝史學的差異。周一良多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思考，即“深義文化說”。其大要是，文化應當包含一個民族物質、精神的全部成就，可分三個層次。文學、藝術、思想等屬于狹義文化；政治經濟制度、衣食住行、生產工具等可算廣義文化；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不同領域中，可能潛存著貫穿各方面的共同素質，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最具特征的東西，名為深義文化。周一良將“深義文化說”應用于史學現象的解釋，認為南朝、北朝在深義文化上存在“清通簡要”和“淵綜廣博”的不同，南朝與北朝在史學、文學、宗教等領域的差異，皆可由此得到說明。周一良的這種看法，更多的是一種治史感悟，在學術上是存在疑問的。南朝與北朝并非兩個民族，其文化不止史學、文學、宗教等方面，難以用一兩個詞語概括。或許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周一良沒有深入論證，后人對此也未見關注。然而，周一良以高度提煉的理論，將史學問題置于文化整體中看待，以高屋建瓴的分析方式，提出了別具一格的論點。

三、周一良對史學本身的認識

傳統史學不僅是周一良的研究對象，作為歷史學家的周一良，在其研究生涯中，亦不斷對史學的本質加以體認。周一良生活在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型之際，他對歷史學本身的認識，亦表現出新舊觀念的交融，以下將其總結為三點。

第一，表彰貫通精神。通史與斷代史的形式差別，其實是內在精神的不同，古代史家對二者的優劣說法不一，周一良則極力表彰貫通精神。自班固以來，史書多以朝代為時間范圍，周一良感到“與史學劃分時代之理不盡合”，不如《史記》《大日本史》等書貫通古今，無此弊病。通史的撰述或有困難，退而求其次，在史書的志、表中，可以體現貫通精神。關于《漢書》的志、表，周一良如此闡釋：“然孟堅已知斷代有違史法，故其志及古今人表兼及前代，正為存通之本義。”《大日本史》的志排列各時代之記載，可以考見制度之沿革，周一良表示推許：“此《大日本史》體裁致然，非中國斷代史書所能為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敘述各姓淵源遠溯上古，表中所列不盡為唐人，周一良認為是師法《古今人表》“存通之義”。歐陽修受到劉知幾倡議修氏族志的啟發，卻沒有局限于劉知幾記載一代高門的規劃，而是通載各望族之世系。周一良對此評論道：“若自晚近世界史學言，則歷史本無斷絕，更無從為之界劃。作史者既表一族之世系，自宜通而為之……無截頭去尾之理。劉氏所謂氏族志者合于斷代體例，而其為用小，歐公世系表反之，而其為用大。”對于貫通的追求，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已有充分的思想資源。周一良反對以朝代劃分歷史，乃至認為歷史無從界劃，似乎更多地受到近代史學思想的影響。

第二，堅持史學本位，反對儒學本位。古代史家往往是儒者，站在儒學本位修史、論史是不鮮見的。魏收從北魏宗教盛行的事實出發，創立釋老志，遭到劉知幾、皮日休的譏評。周一良表示，批評者“不從修史著眼”，而是從儒家立場加以排斥，因而不能理解魏收的卓見。《大日本史》為有世俗事功的僧侶立傳，佛教方面有事跡、有影響的高僧反而無傳，周一良同樣不滿于編者的排佛思想。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出于倫理尊卑的觀念，父傳常在子傳之前。《大日本史》為了敘事之便，有子傳在父傳之前的，周一良稱贊其不拘于時代先后、親屬尊卑，做到了因事制宜。在近代學術分科的潮流下，歷史學的獨立品格更加突顯。周一良對史學本位的堅持，應是受到近代史學思想的影響，較大程度地超越了儒學體系的限制，舊式學人難有此種觀點。

第三，對史學目的之認識。周一良對史學目的之認識，存在逐漸深化的過程。周一良曾經繼承了古代史家的主流認識，主張經世致用是史學的最終目的。他在《〈大日本史〉之史學》中說：“歷史之學其究竟仍在于經世致用，非僅考訂記敘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貶別善惡，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論，一例也。”而他在20世紀30年代研究《大日本史》，目的正是了解日本、救亡圖存。后來，在特定的時代和環境下，周一良寫了一些為現實服務的文章，有的起到了良好作用，有的卻多少偏離了求真的初衷，還給他帶來了麻煩。20世紀80年代以后，周一良的思想有所轉變，認為史學不應僅有經世致用功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才是史學的終極作用。通古今之變意味著宏觀考察歷史，研究歷史的發展變化和前因后果，以尋找出規律，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歷史，從而更有效地吸取經驗教訓。但周一良并不否定經世致用，他稱贊江戶時代學者新井白石“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通古今之變，使歷史為現實服務”，認為二者并不矛盾。一般而言，近現代歷史學并沒有為現實服務的學科屬性，而周一良終其一生肯定經世致用，在史學目的這一問題上，受到傳統史學觀點的深刻影響。

四、周一良晚年對傳統史學認識的轉變

周一良在其學術生涯中，經歷了乾嘉樸學、西方近代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三個不同階段的訓練。20世紀30年代，周一良正處于第二階段，他對幾部史書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洪業的指導下，以近代史學方法檢討古人著作，進行近代史學的訓練。周一良評價史書的主要依據，仍是傳統的史法體系，然而在近代史學思想的影響下，他對部分史法的理解顯然不同于古人，要求具體史法的革新，因而對古人多有批評，一些見解頗具新意。

1949年之后，周一良進入了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階段。由于在1953年受命創建亞洲史教研室，個人重點研究日本史，周一良首先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應用于明治維新研究，其重要成果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后的農民運動》和《關于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前者以具體史料說明作為革命動力的農民運動如何動搖了幕府的統治；后者就明治維新前夕的各種矛盾、明治維新的性質和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史開端的標志三個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這兩篇文章主要反映了周一良對唯物史觀的掌握。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周一良進入了晚年的學術興盛期，在魏晉南北朝史、敦煌學、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領域多有創獲，研究中時見辯證觀點的運用。具體到對傳統史學的研究，其面貌與20世紀30年代大不相同了，視角上轉為動態與綜合，方法上則注重廣泛聯系和比較。

周一良對傳統史學的研究，最初從《魏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大日本史》入手，均為對具體史書的靜態分析，晚年則注重探索一個時代史學的發展。如胡寶國所說：“周一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關注顯然已經是有一種自覺的意識了。他晚年的史學史文章標題多有‘魏晉南北朝’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圖是力爭從總體上把握這個時期史學的基本面貌。”與此相適應，周一良采用了動態、綜合的研究視角，在探索魏晉南北朝史學特點時，將其置于中國傳統史學演進的長河中，以動態的眼光加以觀察，因而周一良的總結，也體現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發展脈絡的整體認識。魏晉南北朝是相對漫長的歷史時期，四百年間，史學發展的某些動態變化是可以考見的，周一良對其中的重要節點予以了注意。

綜合的視角突出表現在通過史學外部的廣闊歷史背景，對一個時代的史學做出解釋。如回顧兩漢魏晉南北朝典籍分類和學官建置的變化，來闡述史學的逐漸獨立，是在學術整體中認識史學。以地方經濟發展和紙的普遍應用，來揭示魏晉南北朝史籍興盛的一個原因，是觀察到史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系。通過劉宋以后士族集團政治上衰落，需要家族譜維護其在社會上封閉性的情況，來說明宋齊以后譜學之趨于極盛，則是注意到史學與社會政治的聯系。從對具體史書的靜態分析，到一個時代史學特色的宏觀解讀，周一良研究傳統史學的取向，已由做出評判變為加以解釋。

周一良在動態、綜合的視角下，相應地采用廣泛聯系和比較的方法，對史學現象的認識更加深化了。《魏收之史學》設“《魏書》之事實與論斷”一章，考察其是否真實，結論為“事實論斷多能持平近是”，停留在做出評判上。而他晚年對《魏書》序論的觀察，顯然站在了史學比較的更髙層次上：“再看魏收《魏書》列傳的序或論。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論事為主，拘泥于一人一事論其功過……議論的思辨性不強，因而也不能象南朝史家某些議論之較為深入……北朝史學著作確似顯處視月，廣而難周。看不到敏銳深刻的高見卓識，給人以識暗之感，較之南朝史學大有遜色了。”進一步的學術關懷是，探究南朝、北朝史學之差異，并解釋原因。關于崔浩國史之獄，長時間內周一良并無新的看法，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廣泛比較《魏書》《十六國春秋》和南朝史籍對拓跋氏早期史事的記載，聯系苻秦史官、崔浩、崔鴻修史后遇到的類似問題，提出崔浩所修國史暴露北魏統治者祖先的羞恥屈辱，是其罹禍的主要原因，認識此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均與以前不同了。

觀察周一良前后對傳統史學的認識，可以看到，劉知幾的影響一直頑強地存在。20世紀30年代，周一良認可劉知幾的史法體系，取之以評判史書，但對劉知幾的具體觀點，時常加以辯駁。在周一良晚年的文章中，依然能偶見這種研究模式的痕跡。如對魏晉南北朝史注的介紹，直接采用了《史通·補注》的分類方式，在敘述過程中，不同意劉知幾對裴松之、劉孝標的評價。但總體而言，晚年周一良對傳統史學的認識，遠遠超出了史法、史例的范疇，而是與政治、社會、文化密切結合。以深義文化概念解釋南朝、北朝史學的差異，更是其自建體系解釋史學問題的嘗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周一良曾經提出的鮮明而銳利的觀點，如“紀傳優于編年”“論贊可刪”等，在晚年得到了修正，持論更為平實。可見周一良雖然跳出劉知幾的體系，在具體觀點上，卻不乏回到劉知幾的地方。

周一良晚年對傳統史學的開闊認識，與學術研究領域的拓展有關。周一良在魏晉南北朝史、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皆為其認識傳統史學提供了助益。魏晉南北朝史提供了此時期史學發展的背景，自不待言，日本史學與西方史學，則成為周一良認識傳統史學的他山之石。更為重要的似乎仍是辯證觀點的運用，讓歷史學家在研究中能由此及彼，因小見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紜錯雜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正是周一良將對史料的細致掌握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相結合，帶來了晚年學術研究的推進和思想認識的更新。

信息采集：邵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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