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偽作”定性到公司斂財 揭密文博腐敗操作鏈

文物，承載著文明的基因與歷史的記憶，本應在博物館的殿堂中被悉心守護。然而近期南京博物院捐贈文物處置爭議，與此前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原館長謝輝貪腐案的接連曝光，撕開了文博領域腐敗的隱秘面紗。
從“偽作”定性后的低價劃撥，到借影子公司實現權力變現，兩條看似無關的腐敗路徑，卻折射出文博系統權力尋租的共性操作邏輯——以專業壁壘為掩護，以程序漏洞為通道，將公共文化資源異化為個人斂財工具，形成了一套隱蔽且頑固的腐敗操作鏈。

專業背書造假，為利益輸送“鋪路”
文博領域的專業性強、行業壁壘高，使得“鑒定”環節成為腐敗鏈條的起點，也成為權力尋租的第一道“偽裝”。
無論是南京博物院的“偽作”定性爭議，還是其他文博腐敗案中的價值扭曲，本質上都是利用專業判斷的主觀性，為后續利益輸送打開方便之門。
南京博物院的爭議焦點，集中在1959年接收的龐增和家族137件捐贈書畫中。其中《江南春》圖卷等5件作品，經1961年、1964年兩次專家鑒定被定為“偽作”，并于上世紀90年代被處置。但這一定性從程序到依據都充滿疑點：捐贈方后人質疑鑒定報告關鍵信息被打碼，僅顯示“假”字結論，缺乏完整論證過程；部分鑒定者被指并非書畫鑒定專家，專業資質存疑；而2025年《江南春》圖卷以8800萬元天價現身拍賣市場，與2001年6800元的售出價形成1.3萬倍價差，更讓鑒定結論的公正性備受拷問。更有舉報信息顯示，類似宋汝窯洗這樣的國寶級文物，曾被以“釉面有細小裂紋不符合宋代工藝”為由錯誤鑒定為“仿品”，而開片本是宋代汝窯的典型特征，這種違背專業常識的結論，實質是為文物流失鋪路。
和南京博物院同為一級博物館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在原館長謝輝的貪腐案中，“專業背書”則表現為對文化項目的定向傾斜。
作為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出身的“文博專家”，謝輝利用自身專業權威，將本應公開競標的文化推廣、智能導覽系統等項目，“合理”分配給其子與商人合伙成立的文化傳媒公司。這些項目看似符合博物館發展需求，實則經過精心設計，成為其權力變現的載體，而外界因缺乏文博項目運營的專業認知，難以察覺其中貓膩。這種“專業判斷”與“權力決策”的深度捆綁，讓腐敗行為披上了“合規”外衣。
程序操控闖關，為資產轉移“開道”
如果說專業造假是腐敗的“軟掩護”，那么程序操控就是資產轉移的“硬通道”。文博系統部分單位運行相對封閉，審批流程缺乏有效監督，使得“合規程序”淪為腐敗分子的“遮羞布”，具體呈現為兩種典型操作模式。
一種是“合法處置”名義下的資產流失。根據1986年《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已入藏文物即便被鑒定為偽作，也應另建專庫存放“謹慎處理”，需經學術委員會復核、主管部門批準方可處置。南京博物院雖在1997年獲得江蘇省文化廳批準，將5件“偽作”劃撥至江蘇省文物總店，但全程未通知捐贈方后人，剝奪了其知情權與異議權，違反了《公益事業捐贈法》的精神內核。更關鍵的是，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同時兼任江蘇省文物總店法定代表人，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身份重疊，使得劃撥審批形同虛設，國寶級文物以象征性價格流出國有館藏體系，最終通過關聯拍賣行高價變現，形成“鑒定-劃撥-拍賣”的利益閉環。
另一種是“項目運作”掩蓋下的利益輸送。謝輝深諳程序操控的門道，為其貪腐行為設計了“明公司+暗公司”的雙層架構。他先促成兒子與商人合伙成立文化傳媒公司，再利用館長職權，讓該公司無需公開競標即可承接武侯祠的文化項目；同時指使商人另行設立“影子公司”，專門承接智能導覽系統等金額不菲的核心技術項目。在項目審批、驗收結算等關鍵環節，謝輝通過簡化流程、放寬標準等方式為合作公司“開綠燈”，確保其順利拿到項目款并賺取超額利潤，而這一切都在“推進博物館數字化建設”“提升文化傳播力”的合法名義下進行，程序上看似無懈可擊。
利益閉環變現，讓貪腐所得“落袋”
經過專業背書與程序闖關，公共文化資源最終通過隱蔽渠道完成私有化變現，形成腐敗鏈條的最后一環。
不同腐敗案例的變現方式雖有差異，但核心都是構建“權力-利益”的直接關聯，讓非法所得合法化、隱秘化。
南京博物院相關事件暴露出“家族式利益輸送”的變現模式。
舉報信息顯示，被低價劃撥的文物，最終通過時任院長徐湖平兒子控制的拍賣行完成高價拍賣。如被錯誤鑒定為“仿品”的宋汝窯洗，以3000元劃撥價流出后，在上海某拍賣行以180萬元成交，其兒子的拍賣行從中抽取10%傭金；另一件被定為“偽作”的《雙馬圖》，2014年以230萬元成交，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變現鏈條的存在。這種模式將文物處置權、經營代理權、拍賣收益權集中于同一利益共同體，實現了國有資產向私人利益的定向轉移，而漫長的流轉鏈條與復雜的關聯關系，為后續調查設置了重重障礙。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原館長謝輝則采用“代理人代持+多渠道斂財”的變現模式。他本人隱身幕后，讓兒子作為名義股東站臺，商人充當“白手套”執行具體操作，將合作公司的非法獲利通過多種方式轉移至自己及親屬名下：一是直接進行無合理商業背景的大額資金轉賬；二是接受商人安排的免費旅游、高檔宴請等變相利益輸送；三是將受賄所得以他人名義投資入股、購買房產，徹底隱匿自身利益關聯。此外，他還將這種模式延伸到其他領域，通過向管理服務對象放貸、工作時間從事有償咨詢服務等方式，形成多維度的斂財網絡，據網傳，累計涉案金額超3000萬元。
腐敗滋生的制度病灶與監管破局
從南京博物院的文物處置爭議到謝輝貪腐案，兩條腐敗操作鏈的背后，是文博系統長期存在的三大制度病灶：一是專業權力失控，鑒定環節缺乏獨立第三方復核機制，行政權力易干預專業判斷，為“鑒偽造假”提供空間；二是程序監督缺位，文物處置、項目審批等關鍵環節透明度不足，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管存在“盲區”，身份重疊、一言堂等問題突出；三是行業壁壘阻隔，文博領域的專業性導致財政、審計等外部監督部門難以精準發力，腐敗行為易長期潛伏。
文博單位是公共文化服務的核心載體，承載著守護文化根脈、維護公共利益的重要使命。南京博物院與謝輝案所暴露的腐敗操作鏈，不僅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損害公眾信任，更對文化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唯有以制度為刃，斬斷權力尋租的鏈條，以監督為盾，筑牢文物保護的防線，才能讓文博殿堂回歸純粹，讓歷史文物真正成為滋養民族精神的寶貴財富。
當一件件文物被輕率貼上“偽作”標簽，當一座座文博殿堂淪為權力尋租的舞臺，真正被消耗的，是公眾對文化機構的信任，也是文物背后那一代人的善意與托付。
如今，徐湖平已被帶走調查，謝輝已被“雙開”，案件的曝光，讓我們看到：專業判斷一旦被利益裹挾，程序一旦被人操控，再厚重的歷史，也可能在無聲無息間被悄悄掏空。文博系統里的每一次鑒定、每一筆處置、每一個項目，看似是“專業問題”，背后都站著無數普通人的目光。
文物不會說話，但賬本會，拍賣記錄會，權力運行的軌跡也會。那些被低估、被錯判、被悄悄送走的東西，終有一天會以另一種方式回到公眾視野，讓當年的每一個決定都無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