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為什么還要讀難懂的書？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是繼凱爾泰斯·伊姆雷之后，時隔23年，又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匈牙利作家。

這位桑塔格口中“啟示錄式的大師”用最銳利的筆鋒直面人類共通的生存困境，精準地預言了時代的無序與恐懼。這種拒絕逃避、直面黑暗的創作，正是文學最珍貴的力量——在恐懼中保持清醒，在災難中留存反思。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文學力量并非孤例，而是匈牙利文學精神的延續與升華。眾多匈牙利作家與其他東歐作家共同構成了東歐文學的核心特質：用文字記錄真相、追問本質、凝聚良知。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以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為代表的東歐作家的創作，為我們重申了文學的終極意義：它是災難中的見證者，記錄不該被遺忘的真相；它是恐懼中的思考者，叩問人性與文明的本質。當諾獎重新照亮匈牙利文學這一“被遺忘的角落”，當文字連接起個體與人類的命運，我們便擁有了穿越災難、直面未來的精神力量。

11月上旬和下旬，譯林出版社分別聯合南京方所書店與北京DT51·RENDEZ-VOUS書店，舉辦了以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作品及東歐文學為主題的閱讀分享會。除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作品資深譯者、翻譯家余澤民外，兩次活動還分別邀請了南京大學教授、東歐文學專家景凱旋，原《世界文學》主編、東歐文學專家高興，資深出版人、《撒旦探戈》策劃人袁楠，南京大學教授但漢松，以及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邱華棟，北京大學教授張輝，圍繞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及其背后的匈牙利文學，探討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文學如何作為一種深刻的精神力量，成為照拂心靈的支柱。

以下是兩次活動精彩對談的回顧稿，分為上下兩篇發布。此為上篇。

初次邂逅的震撼：

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作品的結緣故事

兩次對談中，幾位嘉賓各自分享了他們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作品的獨特相遇。

學者張輝坦言，自己首次接觸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經歷堪稱“特殊體驗”：“我接觸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相對較晚，最初是在訪問匈牙利期間經友人推薦得知其名。首先觀看的是其同名改編電影，因篇幅冗長、節奏極為緩慢，未能一次觀畢，這種觀影體驗與我過往習慣大不相同，卻留下了深刻印象。受此觸動，我轉而閱讀其小說，并進一步尋覽他的其他作品。可以說，這次經歷在我的個人閱讀史中頗為特殊——第一次遭遇一部無法一氣讀完的文學作品，也無法一次性看完的電影，這構成了我閱讀過程中的一次獨特體驗。”

學者張輝于北京活動現場

作家邱華棟則提出了“探戈式”的閱讀方法：“我最早是從余澤民先生那里聽聞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名字，隨后通過譯林出版社出版的《撒旦探戈》接觸到他的作品。《撒旦探戈》的結構就像它的名字一樣，需要讀者以進退往復的節奏去感受。我初次閱讀時也是以探戈的節奏進入，前進六章再后退六章，最終領悟其閉環式敘事結構的精妙與深刻。它完全顛覆了我們從《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強敘事、重直覺的作品中培養起來的閱讀習慣，是中文世界里從未有過的奇書。”

作家邱華棟于北京活動現場

翻譯家余澤民的結緣故事最為特別——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從他的朋友變成了其文學的引路人。“我于1993年4月結識拉斯洛。彼時我的匈語尚處于只會零星詞匯的階段，我們便以彼此都不甚流利的英語交流。初次見面，他主動談起1991年的中國之行，言語間流露出對那個他于腦海中建構的東方世界的向往，話題自然轉向李白。可以說，我們的友誼始于李白——當時我對他幾無了解，更無任何可‘輸出’的內容，倒是他不斷向我講述唐詩與李白。他找來一本匈語版李白詩集，讓我朗讀。我因不熟悉匈語譯本而一時茫然，他便提示了幾首與飲酒有關的詩。在諸多‘酒詩’中，他特別提及一首關于兩位男性依依惜別的作品，我一聽便知是《贈汪倫》。當我為他背誦此詩后，他極為欣喜，認為這首詩遠比魏爾倫寫給蘭波的詩作更為‘現代’，因其情感表達在中世紀歐洲仍以宗教題材為主的詩歌傳統中顯得格外獨特與超前。

“此后他邀我驅車四個多小時前往自己三百多公里外的家中，我在那里住了一周，我們迅速成為朋友。最初我們并不談文學，我只是為他做飯。當時他仍沉浸在對中國的興奮中，逢人便稱我為他‘最好的中國朋友’。那時我們便有了一個約定：他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游客身份陪他重訪中國，因為他首次中國之行是以受官方邀請的記者身份，行程與見聞皆被安排，他渴望以更自由、更個人的方式深入接觸這個國家。

“1998年，因獲得一項國際新聞基金的資助，拉斯洛需選擇一位敬仰的文學先輩并重走其足跡，以此重拾二十世紀初作家書寫新聞的傳統。他選擇了李白，我因此陪同他在中國旅行一個月。這一個月對我影響至深——雖然此前我們已是朋友，但唯有這次，我是以同行者與協助者的身份，全程參與他的采訪與觀察。這段經歷如同一場密集的“寫作課”，讓我首次對文學創作的過程產生好奇。我目睹了他如何搜集素材，后又讀到他將這些經歷轉化成的散文，從中學習到如何處理材料與表達態度。

“也是在一個偶然契機下，我于1999年嘗試翻譯了他的短篇小說《茹茲的陷阱》。那是我首次翻譯匈牙利文學作品，當時并不知道自己選擇的正是匈牙利語寫作中最具語言難度的作家之一。這番看似偶然的嘗試，結合后來因凱爾泰斯·伊姆雷獲得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而全面開啟的譯介工作，最終將我引上了文學翻譯與傳播之路。我始終感激這兩位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與凱爾泰斯，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將我帶入了文學的廣闊世界。”

譯者余澤民于南京活動現場

語言迷宮里的思想母題：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

創作世界與文學地位

1954年，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出生于匈牙利小鎮久洛，在大學期間先后修讀法律和大眾教育，讀書期間勤工儉學，當過出版社的資料員、編外記者，還做過地板打磨工。大學畢業后，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在鄉村圖書館做過圖書管理員。后來，圖書館在一場意外的大火中被燒毀，他失掉工作，回到城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在這段經歷的基礎上進行寫作。1985年，他發表了自己的長篇首作《撒旦探戈》，堪稱出道即高峰。無論是后來的《抵抗的憂郁》《戰爭與戰爭》，還是中文版剛剛面世的《溫克海姆男爵返鄉》，都可以看成是對《撒旦探戈》的續寫。

早在202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名字就頻繁出現在各種重要文學獎的榜單上。他不僅囊括了包括科舒特獎、共和國桂冠獎、馬洛伊獎、尤若夫·阿蒂拉獎、莫里茨·日格蒙德獎、阿貢藝術獎在內的幾乎所有重要匈牙利文學獎項，還在2013年獲得德國年度最佳文學作品獎，2014年獲得美國文學獎，2015年獲得國際布克獎，2019年又憑借作品《溫克海姆男爵返鄉》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創作以艱澀難懂著稱，常被貼上后現代主義的標簽。在諾獎的介紹中，他標志性的寫作形式被形容為“蜿蜒流動、幾乎沒有句號的長句，形成一種令人眩暈的語法節奏”。作家蘇珊·桑塔格稱他是“匈牙利當代啟示錄大師”，科爾姆·托賓稱他是“最神秘的歐洲反烏托邦藝術家”，溫弗里德·塞巴爾德將他與果戈里相比。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英譯者之一奧蒂莉·穆爾澤特曾說，作者筆下的世界是一個擁有自身獨特邏輯的宇宙，幾乎可以稱為一種神學，充滿了反復出現的原型人物：先知、探求者、檔案員，初次進入這個宇宙，讀者往往會感到迷失，仿佛需要一位導游——或者是人類學家——來為他們進行講解。

正如但漢松所言，長句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文學商標，但并非他的專屬，喬伊斯、普魯斯特與品欽等作家，同樣以書寫綿密、纏繞的長句著稱，但比起他們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寫作更加“決絕”，有時一連七八頁都是同一個不分段的長句，再加上匈牙利語語法的黏著特點，使其語言宛如熔巖一般稠密，令人窒息。

南京活動現場

針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語言特點，余澤民分享了自己的翻譯經驗。他介紹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長句可以分為兩種，他稱之為“套娃式”和“火車式”。“套娃式”的長句是中國人通常理解中的長句，相較而言更難翻譯，這種長句是在主謂賓結構的主句中插入很多從句，從句位置有時在前有時在后，翻譯的過程中常常需要花幾天的時間才能打磨通順，但這種長句符合中文的語法結構；“火車式”的長句則像是在火車頭后面掛很多節車廂，句中可能會不斷切換敘述主體，按照中文的語法可以斷成很多短句，但在匈牙利語中并不必要，因此可以不斷續寫下去，而這種連續數頁不分段、不加句號、不斷轉換敘述主體的長句，可能會對讀者造成閱讀上的困難。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作品的翻譯難度還體現在另外兩方面。一方面，匈牙利語中的第三人稱單數代詞具有模糊性，“他”“她”“它”都是同一個代詞，甚至和用于第二人稱尊稱的“您”也是一個詞，翻譯時常常需要費工夫區分小說中敘述的對象究竟是誰；另一方面，匈牙利語中直接引語也用逗號連接，而不是用引號，因此翻譯時不僅要區分敘述主體，還要區分說話人是在直接表達還是轉述。不過，余澤民充分考慮了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盡可能地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在小說中隱藏的線頭揭露出來，為中國讀者大大降低了閱讀的難度。他坦言，中國讀者讀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其實要比匈牙利讀者讀原文更容易。

高興認為，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寫作有后現代主義的特色，但其作品不拒絕基本情節，并不完全消解意義，常有寓言、轉喻和反諷色彩，充滿了意味深長的細節，還有荒誕的描寫和隱喻，比如作品的背景往往是模糊的，人物都有符號化的色彩——其作品中有很多類型化的人物，有的代表貪婪，有的代表保守，有的代表自戀，還有的代表情欲，等等。

東歐文學專家高興于南京活動現場

余澤民談到，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創作母題是書寫人類的困境。人類社會并不總是在前進，而常常是從一種困境進入另一種困境，就像《撒旦探戈》中的魔鬼舞步，往前兩步，又后退兩步。身處困境中的人越是絕望時，其希望往往越強烈，越想牢牢抓住任何自己想象中的拯救者。也恰恰是在這種時候，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拯救者，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說服處在困境中的人們，帶領他們跟著自己走進一個“新世界”。而所謂的新世界，最后往往又會慢慢發展成另一個困境，于是人們重又陷入絕望，并萌生希望。這種從絕望到希望再到絕望的輪回，正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創作線索。

文學的“高級感”與閱讀挑戰：

我們為何要讀難懂的書？

在工作和生活節奏加快，智能手機統治人們注意力，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我們為何要閱讀像《撒旦探戈》這樣難懂的書呢？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以其艱深的敘事結構和復雜的思想內涵，構成了對習慣碎片化閱讀的當代讀者的明確挑戰。這種“難度”恰恰是其價值所在——它抗拒膚淺的娛樂式閱讀，要求讀者付出專注與思考，借此提供一種深度的、智性的精神體驗。在信息泛濫的時代，接觸這類具有高度藝術完整性與思想密度的文本，不僅是對個人閱讀能力的錘煉，更是抵御精神庸常化的自覺努力。

但漢松談到，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堅持創作艱深復雜的文學，在短視頻盛行、注意力渙散的加速時代，尤顯可貴。當下，中國當代文學的句子日趨短促、口語化、碎片化，習慣了此種語感的讀者初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難免感到強烈不適，這要求我們必須調整自身的閱讀預期與進入文本的方式。否則，莫說閱讀《撒旦探戈》的原著或中譯本，恐怕連其七個半小時的電影版前十分鐘都難以堅持。“我近日重看《撒旦探戈》電影，開場便是一個長達五六分鐘的中遠景固定鏡頭：前景泥濘，農舍靜立，牛群緩緩走動。若按好萊塢的剪輯節奏，此景或許兩秒即止。這起初令人難耐，但沉下心來觀看，便會發現牛群并非靜止背景——有牛數次試圖攀跨同伴，另有牛朝鏡頭方向踱步。塔爾·貝拉這種以超長鏡頭對抗速朽視覺習慣的敘事，是對觀眾專注力的極大考驗，一如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長句之于讀者。”

學者但漢松于南京活動現場

邱華棟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比作精神上的“漩渦”：“我們現在的很多人，每天被手機里的短視頻、社交媒體包圍，往往忽略了高級的精神創造，僅僅滿足于即時淺層的精神消費。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雖然難讀，卻像漩渦一樣吸引我們深入。越是需要智力投入，需要你反復思考，甚至需要你改變自己的閱讀習慣的作品，越能幫助我們構建高級的精神生活，抵御時代的浮躁。”

余澤民認為，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創造的文學長句與循環母題，制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學時間”與認知門檻。這種“難度”并不僅僅是刻意設置的障礙，更是其藝術表達的必然形式——他以此構筑了一個與表象世界保持距離，卻又更真實地逼近人類存在困境的象征空間。閱讀這樣的作品，如同接受一場嚴肅的精神儀式。它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線性思維與即時滿足的閱讀期待，最終引領我們越過語言的表象，觸及關于希望與絕望、進步與輪回等永恒命題的深刻共鳴。這種挑戰本身，即是文學高級感的體現，也是閱讀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

譯者余澤民于北京活動現場

張輝從哲學層面闡釋了閱讀困難作品的積極意義：“當我們放棄輕淺的閱讀期待，在眩暈中完成思考訓練，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深刻的精神修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強迫我們慢下來，強迫我們反復思考，這種‘不友好’的閱讀體驗恰恰是對快餐文化最有力的反抗。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提醒我們：文學不僅是消遣，更是對存在本質的叩問。”

正如張輝所言，閱讀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這類具有顯著“減速”特質的作品，其意義恰恰在于對抗現代生活的加速度與思維的淺表化。他的小說不提供簡易的答案，而是通過環形敘事、多重隱喻與冷靜的觀察者視角，迫使讀者沉入文本，與其中關于存在、歷史與文明的復雜叩問持續對話。這種閱讀過程本身，即是一種“思想免疫訓練”，它拓寬了我們感知世界與自我的維度，使我們得以在緩慢與艱澀里，接近那些在速讀中必然錯失的深層真實。

北京活動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