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康乾盛世到底算不算盛世？

清朝經常被提及的盛世，當屬康乾盛世，但在這個久負盛名的“盛世”之下，真的是一個盛世嗎？

筆者以為，“康乾盛世”的說法不太準確，應該稱之為“康雍乾盛世”。雍正雖然在位時間短，但做的事情多，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

康熙五十二年，清朝基本已經穩定下來，生活開始趨于平緩。這段時期，清朝的人口漲了不少，但朝廷的稅收卻增幅不明顯，令康熙頗為頭疼。

原因很簡單，清朝當時的征稅制度，沿用了明朝的制度，采取的是地稅、丁銀分征制度。如果監管到位，這種制度倒也沒什么大問題，但清朝對人口數量的掌控力度不足，導致各地虛報人丁數避稅，讓這些地方的丁銀都進了地方衙門的腰包。

久而久之，地方財政富得流油，國庫卻十分空虛，而清朝的百姓卻一錢稅也沒少交，搞得怨聲載道。普通百姓家越添丁越窮，遭到當地的衙門剝削，實在活不下去只能背井離鄉，成了流民。這種情況越普遍，流民就越多，朝廷再視而不見要出問題，康熙此時推出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

各地丁數按照康熙五十年的統計數量為準，從此固定了下來，再添丁的家庭也不用多交錢，只要按照先前的丁數繳納稅銀即可。這樣做既可以阻止越來越多的流民出現，穩定社會局面，又能避免各地衙門對當地百姓盤剝，逐年上報的丁數開始趨于真實。

所以，康熙的主要功績，還是在戰功方面，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治國只是看似光鮮，實際上很被動。反觀雍正則不同，無論是“攤丁入畝”，還是“火耗歸公”，這都是真正的改革，給乾隆時期的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

康熙此前將全國的丁銀總數固定在335萬兩，看似合理，但其實就是一筆糊涂賬。有些家庭丁多地少，丁銀的壓力很大，卻沒有對應的產出。攤丁入畝以后，將丁銀歸入土地，丁多地少的家庭壓力驟減，相當于讓產出多的家庭交更多的稅，產出少的家庭少交稅，讓生活更穩定。

火耗歸公也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政策，所謂的“火耗”，是指地方政府征收稅錢時，會將銀兩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的損耗加進去，讓交稅的百姓出這部分損耗。而實際上損耗并沒有這么大，多出來的損耗自然落入了地方的腰包，其實還是盤剝的一種，巧立名目罷了。

這種情況在雍正初期非常普遍，導致皇帝背負罵名，地方官員卻鼓了錢包，百姓怨聲載道。雍正頗具魄力，直接將收取火耗的權利從地方收回，各省根據情況不同，分別制定不同的比例定額，最低的只有5%，最高的20%，極大的減輕了百姓的壓力，也充盈了國庫，這才讓清朝真正迎來了一次人口暴漲。

除了雍正的政策有效之外，清朝人口暴漲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清朝的百姓能吃飽。而清朝實現這一點，陳振龍的貢獻巨大，他將番薯從菲律賓帶回福建以后，終于在清朝擴大了種植面積，大西南成了番薯的肥沃土壤，番薯的產量迅速攀升。

古代的食物那么多，番薯卻是其中的翹楚。尤其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農作物的收成普遍偏低，番薯在這時出現，簡直堪稱餓肚子的救星。

番薯的特點非常明顯，不僅產量高，而且適應能力強，給一塊土壤就能活。而且番薯食用也方便，重視口感的可以烹飪一下，純粹為了填飽肚子直接生吃也沒問題。

“生熟皆可食，產量又高，廣種耐瘠”，如此優越的特性，讓番薯在清朝成為主要食物之一。除了番薯之外，清朝當時的馬鈴薯和玉米種植也都成規模了，讓百姓吃飯的問題不再是難題。吃的問題解決，又沒有長期的戰爭減員，清朝的人口增長速度極快，巔峰時期達到了4.36億，GDP也占到過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人口數量的暴增，自然是盛世的一個重要考量標準，但盛世不是只有這一個考量標準，還要從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等多個角度來看。

清朝的人口數量激增，帶動了GDP的提升，促進了經濟發展。所以，清朝不僅人口增加了，經濟也騰飛了，有錢有人之后，文化自然也會得到發展，看起來確實是一幅盛世畫面。

但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有一個弊端，那就是最初是康熙自己提出來的盛世。而筆者前文已經說了，永不加賦看起來好聽，實際上是被動解決弊端，靠這個稱自己是盛世，多少有點底氣不足。

雖然后來在雍正的改革下，清朝的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國庫也充盈了。但乾隆的水平卻實在有限，他在位時間長，也弄了一個“十全老人”的稱號，但真正利國利民的事情卻沒什么能拿得出手，比起雍正要差上不少。

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清朝沒有與外界真正接觸，只將通商視為一種懷柔手段，打算閉門過自己的小日子，避免外界占自己的便宜。這種小家子氣的對外態度，與大國風范著實不符，導致清朝錯失了工業高速發展時期，遺禍百年，算不得真正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