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經國 | 往來函中見君子——讀蘇雪林與胡適往來書信所感

民國才女蘇雪林

蘇雪林（1897年3月26日—1999年4月21日）是中國近現代知名女作家、學者，她最知名的名號為“反魯（迅）專家”。正如其在1966年11月出版的反魯“名著”《我論魯迅》自序所言：“人家想必都知道蘇雪林是反對魯迅的。‘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事業。”蘇雪林此著作收錄了1936年11月18日因對魯迅身前身后粉眾譽盛之極度不滿，請求胡適先生加以干預的去信——《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1936年12月14日胡適先生的回函——《胡適之先生答書》，以及以上兩封信發表后蘇雪林于1937年2月6日所作自跋。

蘇雪林在信中痛斥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我以為應當有個人出來，給魯迅一個正確的判斷，剝去這偶像外面的金裝”，希望胡適支持“取締魯迅宗教宣傳”。

熟悉魯迅與胡適關系的人都知道，魯迅與胡適的關系經歷了 “新文化運動同路人——學術互敬——分歧漸顯——公開疏離——立場對立” 等三個大階段、五個小階段的轉變。

1917—1923年，他們新文化同路與學術互敬。1917 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魯迅以《狂人日記》等白話小說響應，同入《新青年》陣營，共同推動白話文與思想啟蒙。1918 年起他們頻繁通信、互助資料，魯迅為胡適的章回小說考證提供《西游記》等文獻，胡適盛贊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為 “開山的創作”。1922 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稱魯迅為白話短篇小說 “成績最大” 的作家，魯迅致信稱胡適觀點 “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1924—1927年，他們出現立場分化與事務分歧。1925年女師大學潮時，魯迅堅定支持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胡適主張 “學校脫離政潮”，與陳西瀅（即陳源）等“現代評論派” 立場相近，魯迅在雜文中間接批評其 “調和” 姿態，關系出現公開裂痕。1926 年魯迅被章士釗免職，胡適未積極斡旋；魯迅南下廈門、廣州后轉向左翼，胡適留京并與國民黨政權保持合作姿態，路徑差異明顯。1927 年魯迅赴滬后，與胡適的私人通信基本中斷，僅存事務性交集。

1928—1936年，他們呈現立場對立與公開批評。1929年胡適發起 “人權論戰”，主張憲政改良；魯迅批評其為國民黨 “幫閑”，認為改良主義無法解決根本問題。1930 年魯迅加入左聯，胡適則批評左翼文學 “過激”，學術與政治立場全面對立。1933年兩人同時加入民權保障同盟，但胡適主張 “法律框架內維權” 并與國民黨溝通，魯迅公開諷刺其 “為當局辯護”，胡適退出同盟，關系徹底公開決裂。1934—1936間，魯迅在雜文中間接批評胡適的 “自由主義” 與 “妥協態度”；胡適對魯迅的批評始終不公開回應，僅在私下仍肯定其學術價值。1936 年魯迅逝世，胡適未出席葬禮，僅在日記中作客觀評價，兩人關系以徹底疏離告終。

魯迅先生

大家都知道，魯迅的文風是嫉惡如仇、辛辣尖刻，極盡嬉笑怒罵、諷刺挖苦之能勢，批評、咒罵昔日同壕戰友胡適也決不留情，“一個也不原諒”。魯迅“罵”了胡適十年有余，同時給胡適戴上N多“大帽子”，諸如高等華人、金元博士、偽學者、皇權保衛者、民族利益出賣者、殺戮知識階級的劊子手、漢奸、賣國賊等等，不一而足。其實這些滿天飛的帽子，多是一時氣熾的情緒化表達。但是胡適從不回應或反駁，這也讓怒火中燒的蘇雪林意難平，原以為一吐怒氣、一頓聲討必得胡適熱烈響應，甚至振臂高呼。

哪知，胡適不但仍然故我，而且當頭棒喝。對于社會上的怒罵，胡適說，“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他在給楊杏佛的一封信中曾說，“我受了十余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胡適并且嚴厲批評蘇雪林對于魯迅的某些“惡腔調”“舊作派”，必須深以為戒。胡適說“關于魯迅，我看了你給蔡先生（即蔡元培）的信。”“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話——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胡適不僅教導蘇雪林如何為文，更告知她如何做人。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字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并且再次為魯迅辯誣，“通伯先生（即陳源）當日誤信一個XXX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佷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直到胡適晚年在臺北演講，仍對魯迅學習并超越林紓（即林琴南），以典雅文言文翻譯小說《域外小說集》贊不絕口，稱其與魯迅小說史研究皆為上等之作。

胡適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新青年時期的戰友在文學創作、小說史研究的成就不吝贊美之辭，即以小說史研究抄襲一事反復為之辯誣，也不能完全說沒有戰友或護才之情。即使按當時的學術標準看，魯迅寫作小說史時已經看過鹽谷溫出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大正八年（1919）日本雄辯會即出版），其《中國小說史略》至少引用了《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一些原文、圖片，并且存在未注明出處、未列明參考書等瑕疵。學者張京華就指出：“顧頡剛具體而集中地說到過的一張圖，即《紅樓夢》的《賈氏系圖》，這是在魯迅、鹽谷溫兩書中均為惟一出現的圖表。”“《中國小說史略》共有3種講義本，還有北大新潮社版、北新書局的初版和修訂版，魯迅生前至少有6種不同版本，以及1923、1925、1930年的三次題記，作者有多次機會很容易地注明《賈氏系圖》的出處，但是魯迅沒有。”（日本學者植田渥雄《試論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與周樹人<中國小說史略>之關系》 、張京華2014年4月2日原載《中華讀書報》《魯迅與鹽谷溫》）。

胡適先生

還有一件趣事，最能說明胡適的處事態度。二十世紀20年代前后，魯迅和胡適都對研究古代小說有興趣，到處搜尋古籍版本。有人告知胡適，其以50塊大洋收購的一種古典小說珍藏本，是某人剛以幾元錢從地攤淘來轉售的。胡適不以為騙、不以為慍，平和地說，他知道我對古籍有興趣，并且給我提供幫助，價格高說明有價值。要知道，當時北平一個巡警根據等級的月薪也就7~9塊大洋而已；另根據周作人日記記載，魯迅在北平八道灣胡同11號的時候，超大面積的四合院住著魯老夫人、朱安、二弟一家四口、三弟一家三口，總計10口人（不包含6個傭人、1個廚子、1個車夫，但一起吃飯）。在民國十年（1921年）七月買菜支出也才35塊銀元（能折合300斤豬肉）。

也許受到了胡適的胸懷和氣度感染，遭到當頭棒喝的蘇雪林在發表這兩封信后的1937年2月6日的自跋中，非常坦然地接受胡適先生的大多數批評，并表示悔改。蘇雪林說，“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評魯迅的話，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即蔡元培）信稿中引出，批評魯迅而牽涉魯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當，所謂’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胡先生評為’不成話’……我以為這句話不算過甚，惟太動火氣，及舊文學惡腔調云云，則切中我的毛病，自當以為深戒。”“魯迅最后數年攻擊胡先生很厲害……我們讀之，常為發指，而胡先生一點不生氣，并教訓我們批評他時態度應當持平，其胸襟氣量實為不可及，這才是學者本色，大儒風度。”

最難能可貴的是蘇雪林不僅表示接受批評，將胡適先生的斥責、勸誡以及自己的認錯、悔改公開發表，而且將兩封信和自跋完整地收入1966年11月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我論魯迅》。要知道當時臺海兩岸政治、文化、軍事緊張對立，在大陸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魯迅的作品幾乎成為除毛選以外唯一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全民閱讀的讀物；而在臺灣則是戒嚴日深、連魯迅的名字都要封禁，蘇雪林竟然在著作中公然展示胡適對魯迅文化成就的充分肯定，而且要對批評魯迅的人格及方式認錯、悔過，絕對犯大忌、冒風險。

胡適先生

縱觀魯迅和胡適的一生，他們思想路徑、政治選擇、處事方式差異較大。胡適堅持杜威實用主義，主張漸進改良、“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魯迅傾向徹底批判與社會革命，后期接受左翼思想。胡適尋求與政權合作推動憲政；魯迅堅決反對國民黨獨裁，支持革命文學。胡適偏理性調和；魯迅偏批判抗爭，風格差異加劇對立。所以，魯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視胡適為“公敵”的；而胡適晚年卻親口告訴學者周策縱說，“魯迅是我們自己人，他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認為魯迅一直都是他同道中人。胡適曾給魯迅二弟周作人寫過一封長信，自稱“生平對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

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如果世間真有所謂的君子，那名字一定叫胡適。

（*本文有使用豆包AI搜索魯迅與胡適的相交與相離材料）

參考資料：

1.蘇雪林《我論魯迅》；

2.張京華《魯迅與鹽谷溫》。

2025年12月28日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