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亮：寫，繼續寫，將“霸蠻”進行到底！

圖片1：作者照片

文|楊海亮，作者授權首發

我是湖南郴州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生在一個只有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落。父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我自然是農民的后代。

我六歲時，已有三個弟弟。村里人說，“越窮越生，越生越窮”。我們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但從小到大，我都沒有餓著。換句話說，在童年的記憶里，我沒有忍饑挨餓的經歷。因為，再不濟家里也還有紅薯可以填飽肚子。所以，我至今仍對紅薯滿懷感激。不然，我或許會因貧窮而抱怨出身、埋怨父母，我也就很可能是另一個我了。

自上學起，我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別人家的孩子”。我記得我們家有一面石灰墻，是我的“獎狀區”，“紅孩子”“五好學生”“雷鋒式少年”等獎狀，應有盡有，滿滿當當。到了小學高年級，還換地方張貼了。

我之所以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主要是因母親管教嚴格。父親為人敦厚，是那種“好施而不圖報，見侵而不以為忤”的人。母親性情急躁，我們兄弟幾個稍“不聽話”，便少不了她的打罵。母親沒讀過書，她始終相信的是“三句好話抵不過一棒棒”。那時，我還不知道為何要好好讀書，只聽母親說，“不讀書就沒出息，沒出息就一輩子跟牛屁股”。她總拿父親舉例，說他晴天曬、雨天淋，累死累活，也養不起家。母親還說，我是老大，要“霸蠻”，要給幾個弟弟做榜樣。或許是我害怕挨打受罵，又或許是我天性爭強好勝，反正，我的學習，越往后越沒讓父母操心。

當然，我那時好學習、學習好，也因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我的語文老師都是何增弟。印象中，何老師時而笑容可掬，時而怒發沖冠。他除了教語文，還教唱歌、寫字等課程，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鄉村教師。何老師寫得一手好字，黑板上的板書、作業本上的評語，甚至隨手寫的一張便條，都賞心悅目。

人們常說，字是一個人的“門面”。何老師自己的“門面”中看、耐看，也督促我們動手裝點“門面”。他特別重視書寫，要求我們寫作文時要卷面干凈、字跡工整，還常安排時間讓我們練字。我后來沒專門練字，也沒研究書法，但在方格紙面前，始終正襟危坐，不敢馬虎。想想，這多半是受了何老師的影響。

那時我的成績很好，尤其是作文。因為記住了何老師的教誨，非常重視卷面，加上文中常常用上成語、比喻和想象之類的語句，大多能得高分。一次，何老師帶我們去河邊野炊，回來后布置了作文。一周后，同學們都拿到了作文本，唯獨我被叫去了辦公室。他說我的作文是抄的，我當時很不服氣——我去抄誰的呢，我到哪兒去抄呢？何老師讓我重寫一篇，我照舊按自己的路子寫，很快便過了關。后來我才知道，何老師說的“抄”，有一個很嚴肅的說法，叫“剽竊”，那是最不誠實、最不光彩的事兒。

不知不覺中，我感受到了寫作的快樂。何老師對我有了信任，出手似乎更大方了。每次作文，給我的分數接近滿分，甚至滿分。這對于一個又黝黑又矮小的農村娃娃來說，是可以“炫耀”的資本。

讀完四年級，我從村里的小學考入城里的小學。此后，我再也沒見過何老師，也沒聽到他的消息。康德說：“啟蒙就是每個人以理性之光洞明自己的命運。那么，點亮理性之光的人就是啟蒙老師。”我無法明確斷言何老師就是我的啟蒙老師，但在他的影響下，我從一開始就喜歡語文、熱愛作文，這是可以明確的。

關于何老師，因時隔久遠，很多記憶已模糊，但他的笑容、他的嚴厲、他的字跡，還有他給我的分數……哪怕只是一個瞬間、一個畫面，至今仍清晰可辨。

圖片2：作者（左一）與初中時期的老師、同學合影，右二為李惠萍老師

1993年9月，我升入初中，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師——李惠萍，她教語文整整教了我們三年。那時，李老師從師范畢業沒多久，年輕漂亮，充滿活力，我和班里很多同學都喜歡她。

靠著小學的基礎，初中時的我，作文在班里照樣數一數二。但不知從何時起，也不知受了什么影響，我在模仿的路上越陷越深。記得有次寫《我的老師》，我幾乎完全照搬了作家魏巍的寫法，只是替換了人物和事件。李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沒有責怪，反而溫和地告訴我：寫作文不要“依葫蘆畫瓢”，要按自己的想法寫，那樣才是自己的東西。我后來琢磨，那些作家的作品自有其高度，一味模仿，也達不到人家那樣的高度。即便達到了，也只是別人的復制品。相反，“我手寫我心”，即便成不了作家，即便無法與他人相提并論，那方格紙上的一字一句，字字句句，也烙著自己的印記。

同樣，在李老師那里，優秀的作文能夠受到“禮遇”。比方說，作文課上，她會把它當作范文，師生同讀共賞；或者，把它貼在教室后墻的“學習園地”，讓人學習借鑒；還有，把它推薦到學校的廣播站，一時聲名遠播……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一篇作文還曾以“大字報”的形式貼在學校教學樓的墻壁上，人來人往，很多人因此知道，94班有個楊海亮，作文寫得好。無疑，這狠狠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初三那年，李老師曾把我們班的優秀作文匯編成冊。在“油印”時代，這是一份極為珍貴的“作文集”。每一張油印紙上，黑乎乎的一片，可傾注的是李老師的時間、精力，是她的良苦用心。我的一篇《我的理想》編在其中，成為我人生中第一本有自己“作品”的集子。當時，我的理想是當一名教師——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還有一個片段，不能不提。班里絕大多數同學都害怕寫作文、討厭寫作文。雖然那時還沒流行“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的說法，但實際情況也是這樣。為此，李老師反復告訴我們：寫作文沒什么可怕的，有一個秘訣是堅持寫日記，如果堅持寫上八年、十年，就是當個作家都不成問題。別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是信了，而且照做了。至今，我還有殘留的初中時的日記本，里面有為數不多的日記。掐指一算，那上面記錄的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人和事了，算得上名副其實的“老物件”。

說到“老物件”，我現在還珍藏著初中時的幾篇作文。上面有李老師給的分數和評語。比如，一篇寫春節的作文，李老師給了80分。作文紙上，她糾正了“拜年”的“拜”字；在“洋溢”下面畫了兩個圈，評注這個詞“用得好”；在“矯健”下面畫了一橫，旁注“搭配不當，‘矯健’一般指步伐”——而我搭配的是“身軀”；還有，好好的“奮斗”和“拼搏”我不用，卻自創了“奮拼”，她批注“生造詞，欠妥”。

初中畢業時，李老師在我的留言冊上寫道：“你是從大海中升起的一顆閃亮的星，希望你成為我們未來的驕傲，希望我們成為你未來忠實的讀者。”這段話嵌入了我的名字“海亮”，是對我莫大的鼓勵。如今再讀，只能說李老師的“希望”太高，但我確實有了自己的“讀者”，甚至有編輯也曾表示喜歡我的作品。比如，我的散文《及時行孝》在一家雜志的作文提分類素材組稿中被推薦為范文，欄目責編主動聯系我，還告訴我：“您的《拉長快樂》曾給我很大幫助，我還把您的一句話‘把手頭的事情做好，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不為鮮花和掌聲，只為快樂更多、更長’當作座右銘，樸實中有深意。”如此說來，我多少還是可以讓李老師有幾分“驕傲”吧？

圖片3：作者高中母校桂陽三中（網絡圖片）

我是保送進入縣里的重點高中的，但高中三年，是我人生最黑暗、最煎熬的三年。從前的我是佼佼者，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置身一群尖子生中，我淪為了“小小的我”。每次月考，所有科目中，不及格的往往比及格的多，及格了的也只是六七十分。我保留著高二時的一張成績通知單，上面有一學期四次月考的成績，最后一次是：語文70分，數學73分，英語38分，物理48分，化學49分，歷史70分，政治61分，地理60分，生物60分，總分529分，班級排名第52名，年級排名第239名。這樣的成績，在班里是倒數，在全年級也是倒數。倒不是我不努力，相反，我比從前更努力，只是確實不如別人罷了。身邊的同學，一個個聰明、活潑、大膽，有時間在圖書館博覽群書，在足球場揮汗如雨，在草地上暢想未來……而我，除了書山題海、死記硬背，不敢有任何雜念。要知道，考上大學是我跳出“農”門的唯一機會，我必須“霸蠻”。

那時，校園里已經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可我數理化學不好，其他科目也平平。除了課本，幾乎沒讀過課外書。毫不夸張地說，從小學到高中，我先后就讀過四所學校，卻不知道它們是否有圖書館。我讀過的課外書也屈指可數。身邊的同學大多也和我一樣，除了學習還是學習。記得有個同學，原本成績很好，卻一度癡迷金庸小說，成了“金迷”——上課讀、課后讀，白天讀、晚上讀，在教室里讀、在宿舍里讀。老師多次警告，沒收了他的小說，他還要讀。我那時就很納悶，他整天讀金庸，怎么就那么有癮呢？多年后我才聽說，金庸的小說量多質優，還連成一句“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再后來我又得知，有個叫六神磊磊的人，居然可以因為讀金庸、說金庸而紅遍大江南北。不過，這都是后話了。于我自己，沒有讀過金庸的任何一部小說。但我知道，這世上，確實有成千上萬的“金粉”。話說那位同學，因沉迷金庸小說成績一落千丈，但后來收了心，照樣考上了云南的一所重點大學。而我，在學習路上從沒有開過小差、分過心思，最終也沒能考上一所好大學。

高中三年，唯一能給我自信的還是作文。說句實話，我的語文能一次次勉強及格，作文是功勞第一。當時，不知哪根筋搭錯了，我竟然會把自己寫的那些東西寄出去，也就是所謂的投稿。因為從小節儉，家里給的零花錢除了必要開銷，買點信封、郵票、信紙，倒也無礙。可每次信心滿滿地寄出稿件，無一例外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偶爾聽說有我的信，就會激動一陣，拿到手卻跟雜志社、報社毫無關系，白白歡喜一場。

我的第一封“慰問信”是我們縣報《桂陽報》一位叫蘭文革的編輯寄來的。雖然稿件沒被采用，但他的回信給了我特別的安慰。他在信中寫道：“你的散文，我看了，很懷舊也能打動人心。不過，立意上還需要多動腦筋……”這封信我珍藏了數年，后來幾經搬家，不知所終，實在遺憾。我還記得退回的原稿上面圈圈點點，從頭至尾被修改了一遍。出于感激，我給蘭編輯回信。雖然，我們的書信往來只有幾次，但我從中學到了不少寫作方法和投稿要點，情緒也變得更加樂觀。這是我黑暗高中歲月里的一束光，雖然微弱，卻是一束溫暖而永恒的光。

2000年9月6日，我的習作《第一朵玫瑰》發表在《桂陽報》的副刊“東塔”。于是，我有了處女作。那時，我已在外地讀大學。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成為我寫作路上的新起點。文中最后一句話是：“與愛情無關的第一朵玫瑰，是我青春里最美麗、最純凈的玫瑰。”這朵“玫瑰”，我在心里送給了蘭編輯。因為，他是第一個給我回信、贈予我生命中“第一朵玫瑰”的編輯。我的名字變成鉛字，也由此開始。

沒想到多年后，我竟與蘭編輯再次取得聯系。交流中，他回復我：“你對我一個編輯的應盡職責還念念不忘，我很感動。得知你發表了不少文章，看到你取得的成績，我由衷高興，也知道你會有這么一天。也許我不是個好的編輯，但我應該還算是個好人。十年前，我在《桂陽報》社任編輯部主任，當看到你情真意切的投稿信時，就知道你有文學功底，我有責任鼓勵你不斷努力，保護你的寫作熱情……”其實，我沒有想過要當一個作家，但我寫作的熱情，確確實實是積蓄起來的。

圖片4：1999年，作者考入湖南婁底師專中文系

高考成績雖不如預期，但好歹有學可上、有書可讀。關于我的大學生活，我寫過一篇七千多字的回憶文，題目是《縱是無奈，卻是無悔：我在師專“仰望星空”的那三年》。文章部分內容在紙刊發表，學人Scholar公眾號兩度全文推送，著名作家譚談題名的冬樹Ya公眾號也予以轉發，先后引發不小的反響。

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了寫作。我大學時期的寫作，大多以日記形式呈現。我在文中寫道：“那時的我，不僅有一種刻骨的孤獨感，還有一種透不過氣的窒息感。我埋頭寫，為的是把心中的寂寞、無助宣泄出來，為的是證明自己還不至于行尸走肉。”如果與初中時李老師的話對照，寫日記的實際意義不在于日記本身，而在于堅持的過程對人的意志的錘煉和成長的促進。很多時候，一如既往地做好簡單的事，便會內化為一種韌性、一種品質。

寫日記對我的寫作大有裨益，有的日記本身就能獨立成篇。記得我在閱覽室看到《小說選刊》子刊《熱風》上刊登了“我的文學情結”征稿啟事，便整理了日記中關于寫作的故事，匯成一篇文章，取名《沒有背景，只有前景》。后來，《小說選刊》雜志社給我寄來了樣刊和130元稿費。這筆稿費在當時對于一名學子而言，算得上是一筆巨款了。我將稿費單特意復印了一份，留作紀念。那期的《熱風》上還有一個“大人物”——當代著名作家、編輯家柳萌先生。他曾是《小說選刊》的社長。柳先生的大名與我的名字出現在同一本刊物的目錄上，算是給我臉上“貼金”了。

師專三年，寫信也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整個中學階段，我結交的朋友也有幾個。畢業后，天各一方，書信成了我們最好的聯絡方式。我們談歌曲，有任賢齊的《兄弟》，有張柏芝的《星語心愿》，也有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實》；我們談電影，有《喜劇之王》，有《一聲嘆息》，也有《羅馬假日》；我們談小說，有《活著》里的福貴，有《滄浪之水》里的池大為，還有《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里的“輕舞飛揚”。遠在西安的老同學唐敏娜說：“以信為媒，紙筆交流，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它讓我們看到了心底里更真實的自己。”我也深有感觸，回信告訴她：“你拿著我的信，我拿著你的信，信中的點點滴滴，折射出你我平凡或不平凡的日子。我們互相‘看’著長大。”聽說我要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辦文學刊物，常德的老同學謝龍波在給我的信中夾了一張50元的紙幣，以示資助。回信時，我還在感動，因為他和我一樣是貧家子弟……書信不僅溫暖了我的異鄉歲月，更讓我在文字對話中，更加懂得用細膩的筆觸記錄生活。上大學時，網絡已經走進生活，不久后手機更是以驚人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見字如晤”也就一去不復返了。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后，因為困在家中，我開始把朋友們的書信一一整理，那些承載著光陰的郵票、郵戳、信封、信紙，勾起了我對過去的無限懷念。

關于我的寫作，大學老師游宇明也該記上一筆。游老師給我們講授當代文學，我除了聽他的課，與他并無其他交集。他說話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我完全聽不懂。但他不照本宣科，才情和熱情，我是能夠感受到的。游老師是知名作家，我當時讀了他不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只能陪你一程》。文章中，游老師寫道：“春天的一個午后，好友前來向我辭行，我堅持要送他到車站。”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他的感悟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個人都只能穿插在他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這就注定了我們永遠只能陪人一程。”何增弟老師、李惠萍老師、蘭文革編輯、游宇明老師，他們都是陪我“一程”的人，卻是我終身銘記的人。

我從游老師那里也有不少收獲。比如，寫作要盡量寫熟悉的人事，從尋常的人事發掘不尋常的情理。許多的人情世故，固然談不上新穎、典型，看似沒什么可寫，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細細感悟，往往能見微知著、超凡脫俗。我日后的不少作品，如《心的旅游》《人生警戒線》《人心是個容器》《許多道理你都懂》《將“配額”留給最愛》等，大多如此。

那幾年，在教學樓、圖書館，我常會碰到游老師，他手里總拿著大信封、長信封，里面是雜志社、報社寄來的樣刊、樣報。不知為何，那些信封讓我好生羨慕，也讓我格外激動。我暗自賭氣：他的作品能發表、出版，我的就不能嗎？幾年后，我也隔三差五收到大信封、長信封，還有作品入選各類文集，有的目錄里，有游老師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曾經的賭氣，算是有了一個交代。

大概從2004年起，我漸漸養成一個習慣：每次收到樣刊、樣報，我不會隨手撕開信封，而是找來剪刀或刀片，小心翼翼地裁開信封口。閑暇時，再把信封除開口處的三邊用透明膠帶一一粘好。如此，一個個大信封、長信封，可以更好地保存起來。在中山買房后，我特意布置了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書房，書柜上除了書，還有一道特別的風景——整整齊齊碼著的一疊又一疊的樣刊、樣報，而幾乎所有信封都被我用透明膠帶“圍”了三邊。仔細一想，這個“特殊”的習慣與我當初的“賭氣”是密不可分的。

2002年9月，我擠上了南下的列車，從此成為“廣漂”一員。起初，為了一份工作，我整日穿梭在陌生的城市：買招聘報，擠公交車，跑人才市場，投個人簡歷，等電話通知……日子毫無頭緒，也毫無盼頭。折騰了大半年后，我才在佛山禪城的一家超市謀到平生第一份能拿工資的工作，職位是百貨區營業員，月薪是600元左右。在商場，我每天的任務就是卸貨、送貨、清貨。有一次，為顧客取商品時，我被高架上的鐵鍋砸傷了眼睛，鏡片也碎了一地。當然，這樣的辛苦與委屈，比起父母的早出晚歸、日曬雨淋，根本不算什么。讓我煩悶的是精神生活的匱乏：身邊的同事，多半只有工作與睡覺兩種狀態，偶爾有時間也是用來吃喝玩樂。這讓我想起一個詞——“墮落”。有人說：“一個人的墮落，是外界的一只手和自己的一只手同時按下去的。”我想，若用自己的這只手去抵擋外界的那只手，總會有所改變吧？于是，在擁擠昏暗的集體宿舍里，我堅持寫寫畫畫。而陪伴我的“寫字臺”，是兩個倒立的、高低不一的塑料水桶，上面放一塊稍顯平整的木板。就是在這張“寫字臺”前，我筆耕不輟，右手中指上的繭子越磨越厚，連細針從中穿過，也毫無痛感。

從做營業員起，我換過很多崗位：教師、校報編輯、校辦主任、輔警、國企職員，等等。中間，沒有哪一份工作是輕松的，也沒有哪一段生活是容易的。換一個場地，換一種角色，不是辛苦的結束，只是另一種體驗的開始。正如歌里唱的：“辛辛苦苦已過半生，今夜重又走進風雨。我不能隨波浮沉，為了我摯愛的親人，再苦再難也要堅強，只為那些期待眼神。”歌里還說：“心若在，夢就在。”而我的夢，不是當作家的狂想，只是想用我的心、我的筆，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所以，過去二十多年，我都在堅持寫作。尤為慶幸的是，發表作品不需要地位，不需要身份，不需要阿諛奉承，不需要投機取巧。編輯要的是有人有事、有情有感，要的是真實性、藝術性、邏輯性、哲理性……其間，我特別感謝新浪博客。我把發表的作品貼上去，有熱情的讀者推薦，也有熱心的編輯選摘。因此，我的作品散見《讀者》《意林》《青年文摘》《特別關注》等各類報刊，也結識了更多讀者和編輯。

圖片5：作者散文集《在不經意的瞬間轉身》

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為一家出版社組稿，讓我整理作品試試。作為作者，能夠出書而且免費，當然樂意。不久，朋友反饋說書稿不錯，可以簽約，我隨后與編輯對接。就這樣，2021年6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不經意的瞬間轉身》由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集子收錄了已經發表的作品100多篇，24萬字，算是很有容量了。而要統計我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則早有數百篇，早過百萬字。

這么多年來，我的寫作主要集中在散文、雜文、文史隨筆幾類。近年，在文史隨筆的寫作上用力尤多。同樣，那些素未謀面的編輯是我的貴人。

比如，學人Scholar公眾號是一家依托豐富的學人資源，專注于傳播學人思想、展現學人風采、彰顯學人精神，而且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文化平臺。創辦之初，為生產更為多元豐富的優質內容，學人Scholar公眾號經常發布征稿信息。大概是2020年初，我抱著試試的心態，給他們投去了《不廢胸（心）頭一像高：鐘敬文的魯迅研究及其意義》。在鐘敬文先生的心中，魯迅先生是永恒矗立的一尊偶像。我也是為鐘老的魯迅情結所感動，才時隔多年后又動筆寫起了論文。沒想到，學人Scholar公眾號2020年5月7日發表了我的稿子。當我把鏈接轉到朋友圈時，老友老涂留言：“這公號可是大家云集，躋身其中，不得了啦！”我謙虛了一番，老涂勉勵我，“學術爭鳴，沒有龍頭椅。公號能不拘來路，確也難得。沉潛下去，或有可成。”于是，我再接再厲，特別是在公眾號編輯學人君的激勵下，我又寫出了諸多大稿，如《平生風義兼師友——胡適與新舊時代的政法學人》《人物研究的新實驗——關于李又寧教授可否為“胡適研究的開拓人”問題》《“很不喜歡”與“絕不反對”，什么是討論應該有的風度？》《記憶是靠不住的——羅爾綱〈胡適瑣記〉中的幾個疑點》《江流不息，平心如斯——關于江平先生的8個關鍵詞》等。特別是我寫的關于胡適的文章，還得到了幾個高校老師的認可，認為“觀點持平公允，文風溫柔敦厚”，不少文章“條理清晰，論述也十分完整”，等等。

再如，澎湃是一家很有影響力的時政思想類互聯網平臺，旗下“私家歷史”

是發布專業歷史內容的欄目。2021年9月，我抱著試試的心態投稿，后來結識了編輯鐘源。在他的指導下，我的不少文章得以與讀者見面，如《閑話與謠言：將胡適用作材料的小說》《先行與同行——胡適與孫中山的交涉》《并非寂寞身后事：“梁任公先生紀念號”略談》《教育家嚴修在貴州的四個春節》《1946年李濟的日本之行》等。至今，我已在澎湃私家歷史發表十余個“長篇大論”，十幾萬字。

圖片6：作者文章《并非寂寞身后事：“梁任公先生紀念號”略談》

又如，湖南長沙《文史博覽》的亞聞編輯，讀到我發表的《故鄉泥土總芬芳：陳旭麓先生的湖湘情結》后，主動約我寫“近現代名人與湖南”系列。憑著多年的文史知識積累，我應承后，一發而不可收。2025年，我先后完成并在該刊發表《血淚詩篇：田漢筆下的湖南抗戰》《地質學家丁文江與湖南的不解之緣》《西風蕭瑟湘水渡：湖南女婿竺可楨》《史學家章開沅的湖湘往事》《聞一多在湖南：脫胎換骨的心靈洗禮》《歷史學家何兆武：我的老家是湖南》等多個“長篇大論”。

此外，《書屋》《各界》《文史天地》《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傳記文學（臺灣）》等刊物，他們給我機會，給我偏愛，讓我寫在方格紙上的文字得以與讀者見面（我至今保持著傳統的紙筆方式寫作，完稿后再錄入電腦）。這是一個民間寫作者不能不深銘肺腑的！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回望當年，父母給我的最好教育，一言以蔽之，是“霸蠻”。“霸蠻”是我們老家的方言，意思是執著、堅韌，粘著目標不放手、不放棄。應該說，我是一個“霸蠻”的人，而且是一個特別“霸蠻”的人。寫作路上，我又是幸運的，遇到了那么多又那么好的同學、老師、編輯。如此，當不當作家，是不是作家，對我來說，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還在“霸蠻”。面對后半生，我想說的是——寫，繼續寫，將“霸蠻”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