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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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沈陽新民縣農林局招待所那場特殊的“故事擂臺賽”上,江帆偶遇“故事簍子”譚振山(圖右),開啟了長達24年的追蹤研究。 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劉臣君
核心提示
近日,第十七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正式揭曉,遼寧大學教授江帆與新民市文化館館長宋長新主編的《譚振山故事全集》斬獲優秀民間文學作品獎。作為中國民間文藝領域的最高榮譽,這一獎項是對這部三冊裝、129萬字作品學術價值與文學魅力的高度認可,也是對江帆長達24年追蹤研究民間故事家譚振山、深耕民俗文化田野的回報。
這部全集收錄了譚振山講述的1062則民間故事,涵蓋風物傳說、人物傳說、動植物傳說、生活故事、精怪故事、幻想故事、鬼故事七大類型,輔以《譚振山年譜》《自傳》《方言注釋》等六類附錄,既完整呈現了口頭文學的原生形態,又挖掘了故事背后的人與文化語境。近日,本報記者對江帆進行了專訪。
解碼遼河平原的“故事大王”
1987年的新民縣農林局招待所,一場特殊的“故事擂臺賽”正在上演。當地文化館將境內幾十個能講50則以上故事的民間高手齊聚一堂,指定每人講一個拿手故事,而來自遼寧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江帆,要現場為編纂《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卷》鑒別故事家。當一位身材高大、面色赤紅的農民登臺講述《當良心》時,質樸無華的語言、娓娓道來的節奏瞬間吸引了她——這位農民就是譚振山,彼時他還是新民市羅家房鄉太平莊村的莊稼人,卻已在方圓百里因善講故事聞名,被鄉鄰稱作“故事簍子”。這次偶遇,竟開啟了一段跨越24年的學術追蹤,最終結集成一部厚重的《譚振山故事全集》。
“當時就覺得他的故事太質樸生動了,一點兒都沒有刻意渲染,就是平靜地講述。”江帆回憶說。擂臺賽后,帶著對民間故事的熱愛與學術敏感,江帆獨自踏上了前往太平莊村的路。從沈陽長客車站出發,乘坐破舊的長途客車到老牛圈站下車,再踏著初春翻漿的泥濘道路步行五里地,直到太陽落山,她才終于抵達譚振山家。讓她動容的是,這位素昧平生的農民竟殺了家里僅有的雞招待她,全家老小站在炕邊,讓她與譚振山坐在炕桌前用餐。“所以這個老人能成為一個大故事家,實際上也表現出他對鄉村生活的組織能力和對生存環境的掌控能力。”江帆說。
譚振山的故事世界遠比想象中豐富,這一點在《譚振山故事全集》中得到了充分展現。這位10歲便開始講故事的農民,能清晰列出1062則故事的篇目,其傳承譜系清晰可循,800多則核心故事來自祖母孫氏、繼祖父趙國寶、伯父譚福臣等6位前輩傳承人。祖母孫氏在大車店聽來的78則哄孩子故事,木匠繼祖父走南闖北帶回的200多則地方傳說,伯父傳授的風水與狐仙故事,私塾先生國生武的文人軼事,飽學之士沈斗山的歷史傳說,共同構成了譚振山故事的主干。《譚振山故事全集》上冊收錄的《柳河泥鰍精受皇封》《沈陽的來歷》等風物傳說,都深深烙印著遼河平原的地理印記與移民文化特質;中冊的《當良心》《老秋蓮》等生活故事,則聚焦道德堅守與養老等現實議題,映照出不同人生階段的心靈關切。
田野調查的過程充滿艱辛與溫情。上世紀80年代,江帆帶著笨重的錄音機往返城鄉,每次去都會在譚振山家的小火炕上住上數日。她見證了譚振山翻蓋房屋,看著他的小孫子出生長大;她記得譚振山講述《柳河水不淹老爺廟》時的繪聲繪色,也留意到他講述倫理故事時的鄭重其事。更讓她難忘的是一位學者曾叮囑她直言“故事不重要,講故事的人是最重要的”。這句話讓江帆的研究從單純記錄故事,轉向探尋講述者的內心世界與生命體驗,也讓《譚振山故事全集》的編纂不再止于文本收集,更注重挖掘故事背后的人生軌跡與文化語境。
1992年,在野村純一的邀請下,譚振山作為中國首位民間故事家走出國門,赴日參加“世界民話博覽會”。為了讓這位農民能著正裝出席國際會議,江帆四處奔走,為他爭取到800元置裝費,帶著他到沈陽五愛街挑選西服、襯衫和皮涼鞋。在北京轉機的夜晚,緊張的譚振山拉著江帆,把準備在日本講的《狐女小青》又講了一遍,這份質樸的認真讓江帆深深觸動。而此時,江帆對譚振山的稱謂已從最初的“譚大爺”變成了“老叔”,這意味著這位民間故事家已將她視作家人,建立起田野調查中最珍貴的情感認同。這份情感聯結,讓江帆采錄到許多秘不示人的故事,而這些內容后來被審慎地收錄于《譚振山故事全集》下冊,豐富了典籍的文化維度。
2006年,江帆協同新民文化館為譚振山申報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面對“非遺項目不能以個人命名”的規定,她堅持沿用“譚振山的口頭文學”這一申報名稱,因為這是一位故事家呈現的大千故事世界。她在申報材料中寫道:“譚振山是中國農耕文化最后的歌者,他的故事就是東方的《天方夜譚》,若不加以立項保護,必將成為千古遺憾。”最終,該項目成功入選,成為首批528個國家級非遺項目中唯一以個人名字命名的項目,譚振山也從“村里的故事大王”變成了全國聞名的“國寶級”傳承人。
在民間故事中讀懂中國人
最初投身民俗研究時,江帆只專注于故事文本的收集、整理與分類。而隨著對譚振山等故事家的深入了解,尤其是受烏丙安、鐘敬文等老一輩學者的影響,她逐漸意識到,民俗研究的終極目標是通達人的內心世界,讀懂普通人的精神密碼,這一認知也貫穿了《譚振山故事全集》的編纂與研究的始終。
烏丙安教授是江帆學術道路的引路人。上世紀80年代編纂“三套集成”時,烏丙安強調要重點關注那些“傳統的積極攜帶者”。他在沈陽市文化宮培訓8000名普查人員,指導大家“不要停留于一般講述者,要尋找真正能掌控聽眾、有出色講述能力的故事家”。這一理念深深影響了江帆,也讓遼寧成為全國最早開展故事家采錄與研究的省份。在烏丙安的建議下,江帆還將生態學視角引入民俗研究,出版專著《生態民俗學》,其研究也形成了“物—事—人—整體背景-精神世界”的研究思路。這一思路在《譚振山故事全集》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書中不僅收錄故事文本,更通過譚振山的自傳、年譜以及江帆的序言,完整呈現了故事文本與講述者、地域生態、歷史語境的深層關聯,讓每一則故事都成為解讀遼河平原農耕文化的鑰匙。
1999年,江帆拜師在北師大96歲高齡的鐘敬文先生門下作訪問學者。一次課堂上,有博士生抱怨意大利學者維科的《新科學》晦澀難懂,鐘先生用詩一般的語言比喻:“書好比大鐘,讀書人就是敲鐘工具。你是鐵棒,鐘聲便當當作響;你是燈草,自然毫無聲息。不是書沒意思,是你沒意思。”這番話讓江帆頓悟,學術研究的深度取決于研究者的認知遞進與思考豐富度。此后,她在田野調查中更加注重與研究對象的情感同頻共振,以期能破譯普通人的心事,“越是基層的研究對象,越需要以誠相待”。在追蹤譚振山的24年里,她不僅記錄故事,更關注譚振山的人生經歷、情感變化與價值觀念——從年輕時講述道德訓誡故事,到晚年關注養老問題的敘事轉向,這些細微變化被清晰捕捉于《譚振山故事全集》的篇目編排中,讓讀者能通過故事窺見一位農民的心靈軌跡與時代印記。
譚振山的故事中,藏著中國普通人最本真的精神特質,這一點在《譚振山故事全集》中得到了集中彰顯。他講故事有“三不講”:女人在場不講“葷故事”,小孩在場不講鬼故事,人多場合不講思想意識不好的故事。這種自覺的道德堅守,與他質樸敦厚的為人一脈相承。同時,譚振山善于將陌生的故事空間轉化為聽眾熟悉的遼河平原場景,如將通用傳說中的“模糊村落”具體化為他的家鄉“太平莊”“石佛寺”,讓“別人的故事”變成“自己的故事”,這種創造性傳承背后,是民間智慧的鮮活體現,也讓《譚振山故事全集》具有了強烈的地域認同與情感共鳴。
在江帆看來,本土故事是“地方”的鏡像,而無數個“地方”的鏡像拼接起來,就是“故事里的中國”。《譚振山故事全集》中,《拉塔湖的來歷》《二龍灣傳說》等風物傳說,記錄了遼河平原的地理記憶與生態智慧。這些普通講述者的故事,雖沒有宏大的敘事,卻真實記錄了中國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價值追求與精神堅守,成為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紐帶。正如江帆在全書序言中所說:“這部全集為我們記錄和備份了遼河地域‘曾經非常真實的生活’,為當代和后世保存了富有特色的區域文化基因與地方圖像,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建立起了文化的鏈接。”
江帆說:“民俗研究不能脫離生活,否則就是學者的自娛自樂。”《譚振山故事全集》的出版與獲獎,讓譚振山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曉,證明了普通人的口頭文學同樣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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