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年，地獄在四川

宋朝是一個神奇的朝代。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統一朝代可以避免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沖擊，但宋朝似乎可以。

秦末有陳勝吳廣起義，西漢末有赤眉綠林起義，東漢末有黃巾起義，東晉末有孫恩盧循起義，隋末有瓦崗軍起義，唐末有王仙芝黃巢起義，元末有紅巾軍起義，明末有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晚清有太平天國運動……

這些農民起義，規模都很大，影響遍及全國，有的甚至成為改朝換代最大的推動力。

神奇的是，兩宋統治319年，竟然沒有發生一起全國性的農民起義（注：這里的全國性，是針對北宋、南宋的疆域而言，不是以現在的疆域衡量，請勿杠）。

但與之相對應，兩宋的小規模、區域性、短時間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堪稱歷代之最。根據《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的統計，在宋朝的統治時間內，一共爆發了433起農民起義，相當于平均每年約1.36起。這個數據足夠嚇人，但可以肯定，這么多的起義里面，絕大部分只是州、縣以下的小動亂，旋起旋滅。

規模相對大一些的起義，兩宋不過三次，分別是：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在四川地區，持續約兩年；
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在江浙地區，持續約一年；
南宋初年的鐘相、楊幺起義，在洞庭湖地區，持續約五年。

比起其他朝代動輒轉戰大半個中國、影響幾千萬人、持續一二十年的大動亂，宋朝這三次規模最大的起義，顯得有些“寒磣”。補充一句，宋江領導的梁山泊起義實際上規模很小，它的影響被小說《水滸傳》擴大化了。

那么，宋朝為什么會形成小起義不斷，大起義幾乎沒有的局面呢？這其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1

四川自古號稱“天府之國”，經濟富足，而少動蕩。唐末黃巢起義影響那么大，轉戰十余個省，但就是沒有進入四川，四川反而成了唐朝皇帝最后的避難所。

五代時期，當時整個中國是大亂世，而四川依然維持了相對穩定的狀態。雖然經過前、后蜀兩個地方政權，以及925年的后唐滅前蜀之戰，但正如史書所載，“大兵一臨，瓦解土崩”，沒經過像樣的戰爭，前蜀就滅亡了。七年后，孟知祥據兩川自立，是為后蜀。又三年，孟知祥去世，他的兒子孟昶繼位。

作為后蜀末帝，孟昶統治四川30年左右。

直到965年，大宋乾德三年，趙匡胤出兵，僅用66天滅了后蜀。孟昶在投降之前，連連哀嘆：“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

宋朝在滅掉后蜀之后，為了證明這場戰爭是有道伐無道的正義之戰，在正統史書中把孟昶寫成了一個荒淫無能、沉迷女色、奢侈到使用“七寶溺器”的亡國之君。但后蜀亡國后，當地的史書卻堅持認為，孟昶是一個節儉、仁慈的有為之君。據《蜀梼杌》記載，孟昶投降宋朝，離開成都時，“萬民擁道，哭聲動地”。《邵氏聞見錄》的記載也可以佐證，該書說：“（孟）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

吊詭的事發生了。

在宋朝接手統治四川后，這個穩定繁榮了幾百年的區域，竟然連連發生兵變和暴動，并最終在993年爆發了四川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

▲前、后蜀疆域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2

四川在宋初的動亂，源于北宋朝廷對這一地區的猜疑、高壓與掠奪。

在南北方同時存在好幾個割據政權的前提下，宋太祖趙匡胤決定先取四川，很大的因素是看中了蜀中積累的財富。

在后蜀統治的30多年間，四川這個與江浙并稱的全國財賦重地，“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可以想象一下，當地富裕而又不用給中央上稅，歷經30多年，這個地方的財富積累一定是很可觀的。按史書的說法，叫“府庫之積……財幣充實”。

攻滅后蜀之后，宋朝朝廷將后蜀國庫積累的重貨布帛，全部搬運到開封。光這項轉運工作，水陸并進，花了十余年才宣告完成。這也意味著，北宋朝廷在財力得到極大充實的同時，四川則幾乎被掏空了。

不僅如此，入蜀的宋軍軍紀敗壞，暴行不斷，最終激起了眾怒。

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統帥的伐蜀軍隊，不僅大肆殺害后蜀降兵，還對當地人民極其殘忍。史載，宋軍一入成都，王全斌等首領“日夜飲宴，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貨，蜀人苦之”。甚至出現了宋兵將領“割民妻乳而殺之”的惡劣事件，連趙匡胤得知后，都不禁哀嘆：“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

四川人民在整個戰亂的五代都未經過這么大的苦難，沒想到自詡正義的宋朝王師來了之后，反而成為苦難的制造者。這激起了蜀地人民的強烈不滿。許多人在北宋治下的命運，遠遠不如孟昶當國主的時候。于是，蜀地剛歸降，反宋運動就進入了密集爆發期：成都、梓州（今四川三臺縣）、綿陽等地，都有暴動發生。

后蜀文州刺史全師雄作為降將，舉家跟隨降兵開赴開封。行至綿陽時，遇上降兵暴動，全師雄舉家逃入民宅躲避。暴動的士兵把他搜出來，強行擁立為帥。

就在全師雄動搖之際，王全斌派人前來招撫，但來人卻滅了全師雄家族，并奪了他的愛女。全師雄憤怒到了頂點，遂堅定地站在暴動士兵一邊，發起了宋初四川最大的兵變。

全師雄率眾攻取彭州，成都十余縣起而響應。陸續有士兵、人民加入起義，很快全師雄的隊伍就達到十余萬人，號“興國軍”，全師雄則自稱“興蜀大王”。勢力最盛時，巴蜀有十六個州響應全師雄，而王全斌則獨困成都城內，跟開封斷絕了聯系。

雖然，全師雄的起義在一年后宣告失敗，但給宋朝敲響了一記警鐘。

當時，四川境內的反宋武裝，往往假托后蜀末帝孟昶（或其后人）的名義相號召，打出“興國”“興蜀”的旗幟，重建蜀國的意圖十分明顯。

趙匡胤為此十分頭疼，曾悵然說了一句：“蜀人思孟昶不忘。”他根本不知道，蜀人懷念孟昶，并不是孟昶有多好，而僅僅是現狀太令人失望了。

▲宋太祖趙匡胤畫像。圖源：網絡

3

全師雄領導的士兵起義，以灌口寨（今屬都江堰市）為據點，中心地帶覆蓋川西平原十余縣。起義被鎮壓后，趙匡胤下令改灌口鎮為永康軍。把一個鎮升格為軍（相當于州）一級的行政單位，并賜名“永康”，說明趙匡胤對這一地區實在放心不下。

皇帝們希望該地“永遠康寧”，實際上則是不得康寧。

時隔25年后，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著名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就在永康軍下轄的青城縣爆發了。

農民跟士兵不一樣，本性更加安分守己。我們知道，要讓慣于逆來順受的中國古代農民甘冒殺頭滅族的風險去起義造反，是極其困難的。史書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秦）、張（儀）巧說于前，韓（信）、白（起）按劍于后，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

一起農民起義能夠爆發，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當地的農民已經沒有活路了。

歷史學家秦暉曾經指出，農民起義的爆發一般有以下幾個條件：

官府濫用民力，橫征暴斂；
官府實行嚴厲的經濟壟斷；
實行嚴厲的戶口控制；
吏治腐敗，法外敲詐；
官府與民間組織對資源的爭奪；
天災與外患等非社會因素……

也就是說，農民起義都是官逼民反和天災人禍疊加的結果，很少是由單一因素引發的。

具體到王小波、李順起義，正如前面所說，宋朝在征服四川之后，對傳說中的“天府之國”進行了嚴厲的盤剝和管制。即便在全師雄領導的兵變發生后，也幾乎沒有調整統治策略。

文獻記載，北宋前期，全國稅額最高的地方，基本集中在川峽地區，形成“天下商稅，四蜀獨重”的現象。宋太宗淳化年間，朝廷為了從四川搜刮更多財富，將當地的支柱產業——布帛業、鹽業、茶業等，全部納入專賣管制。這就是史書所說的：

言事者競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進上供，又倍其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然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糴賤販貴，以奪其利……

好好的富庶之地，因為經濟剝削和產業管制，幾乎垮掉了。人心動蕩，連活路都成問題。后來參與追剿李順起義軍的石普十分肯定地說：“蜀之亂（指王小波、李順起義）由賦斂迫急，農民失業，不能自存，遂入于賊。”

史載，宋太宗趙光義的第五子趙元杰曾封為益王，在成都期間修了一座假山。有一次召集僚屬飲酒，眾人都夸贊假山，而一個名叫姚坦的下屬卻獨自低著頭。

益王強迫他看假山，他說：“但見血山，安得假山？”我只看見一座“血山”，哪有什么假山？

益王吃了一驚，追問原因。姚坦說：“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以剝民。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

這或許是真事，或許是史家諷刺宋初盤剝四川的寓言。

總之，趙元杰后來徙封為吳王，到江南去了，而走投無路的王小波振臂一呼，起義了。

▲王小波率先起義的味江流域。圖源：圖蟲創意

4

四川遍地是干柴，只需要一顆火苗就燃了。天災，就是這顆火苗。

淳化四年（993年）春，四川遭遇旱災，鬧起大饑荒。這對于號為“天府之國”的四川來說，應該是罕見的天災。

王小波首先在老家青城（今屬四川都江堰市）舉起義旗。

關于王小波的個人信息，史書記載甚少。雖然他是宋初一個重要的農民起義領袖，但奇怪的是，史書沒有對他特別垂青，也不像記載其他起義領袖一樣，編造很多沒有人性的段子對他進行污名化。這說明王小波在起義過程中的表現確實不錯，沒什么污點可供嫌惡叛亂者的文人士大夫進行黑化的。

我們只知道，王小波是青城縣味江人。青城縣是四川著名的茶葉產區，王小波和他的妻弟、起義的另一名領導者李順，應該都是茶農或茶販。

根據四川眉山人蘇轍的記載，宋初一開始并未實行茶榷（政府管制和專賣），“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劫”。也就是說，淳化年間朝廷加緊對茶業的管控之后，壟斷了民間的茶葉買賣，使大批茶農、茶商面臨破產和失業的困境。

王小波應該是一個容易激憤和蠻有號召力的人。在政府壟斷茶業使自己失業后，他迅速拉起了100多人的起義隊伍，對抗當地政府。這次起義之后，北宋朝廷對當地茶農一直心有余悸，在每年春季采茶時節都要派駐軍隊到青城縣巡邏，防止茶農再次聚眾鬧事。

王小波最主要的歷史貢獻，是喊出了一句響亮的起義口號：“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

“均貧富”的提法，影響了此后一千年的農民起義，是一個穿透歷史的口號。后來，南宋鐘相、楊幺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糧”，都是在王小波這個口號基礎上的發展。

話說回來，“均貧富”這個口號在宋初出現，也反向證明了宋代的進步。宋代以前，農民被迫起義，最主要的訴求是為了擺脫人身束縛和奴役，包括國家攤派的繁重的勞役。而宋代以后，農民普遍獲得了人身自由，國家的征兵和重大工程建設，也從強制性服役改為招募性、購買性服務。所以，農民最大的痛苦不再是人身奴役，而是經濟壓迫和貧富分化。可以說，“均貧富”的口號和行動在宋初是應運而生。

當然，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起義隊伍，王小波也編造了一些神奇化的身世。但不是以他本人的身份，而是利用人們對宋朝的不滿，把他的妻弟李順虛構為后蜀孟氏后人。根據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的記載，王小波在起義之初曾發表了一番講話，講話內容如下：

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于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

意思是說，我王小波是一個土老帽兒，沒有資格稱霸一方，但李順有，他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遺孤，血統純正，四川本來就是他孟家統治的，現在我們只是要替他奪回失去的東西。

王小波的隊伍先后攻下了青城、彭山兩個縣，并嚴懲貪官污吏，殺了彭山縣令齊元振。殺齊元振的手法殘忍，但對起義者而言，相當解恨。史書說，他們殺了齊元振后，“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你不是愛錢嗎，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嗎，我們給你的肚子填得滿滿的，滿足你。可見這是多大的仇恨。

在殺死齊元振后，將他搜刮自民間的財產，還于民間。

這一波漂亮的操作，贏得了民心。王小波的隊伍很快就達到數萬人。

大概經過一年的戰斗，到當年年底，王小波在與官兵的一次戰斗中，額上中箭。但他仍奮勇上陣，殺死西川都巡檢使張玘。

而王小波因傷勢過重，也結束了他的生命。史書連他死時多少歲，都沒有記載。

王小波死后，他的妻弟李順繼續擔任起義軍首領。宋代文獻有確實可信的記載，說李順在起義前曾領頭主持過灌口二郎神祠的祭祀活動，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獄，幾遭殺害。這說明李順在起義前就是一個有領導力的刺頭。

李順堅持王小波起事的原則，繼續做好三件事：

一、殺貪官污吏；
二、抄富豪的家，但不絕其生路，給他們保留了足夠的衣食日用；
三、將抄家所得，用于賑濟窮民。

史書記載，李順“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義者占領成都，建立政權。李順自號“大蜀王”，改年號為“應運”。

李順并不滿足于此，仍要解放更多人，于是派起義軍四面出擊，北抵劍門，南到巫峽。

蜀地大為震動，遠在開封的朝廷也極為震驚。二月，宋太宗緊急派遣王繼恩率軍由陜入川，鎮壓起義軍。

為了阻止宋軍南下，李順派部下楊廣率起義軍數萬人去守住劍門，結果遭到宋軍夾擊，犧牲慘重。

此時，李順犯了一個致命的戰略性錯誤。在攻打劍門的同時，他又派部下楊里貴率20萬人去攻梓州，從而分散了兵力。劍門沒守住，攻打梓州的起義軍圍城圍了80多天，也久攻不下。直到突破劍門的王繼恩主力部隊往援梓州，起義軍的結局已經不難預見了。

起義軍一路撤退，到五月份，完全退出了成都。

這時候，李順的下落成了一個歷史疑案。

史書出現了多種記載，有的說他在撤退過程中被亂兵所害而死，有的說他被王繼恩俘虜后斬殺。而最神奇的一種說法是，李順化裝成僧人，逃出了成都，30年后在廣州被捕，朝廷不敢聲張，暗地里將這名垂垂老矣的起義領袖處決了事。不過，李順失敗后，蜀人還是懷念他。成都人在一座廟的墻壁上畫了一個美髯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甚眾”，當地人說，這就是李順。

李順下落不明之后，起義軍并未潰散，這時出現了一個名叫張余的新首領。張余堅持戰斗，一度攻下瀘、渝、涪、忠、萬等八個州，人數恢復到十余萬人，在進攻夔州時，有船千艘。但此時，朝廷軍隊已大量進入四川，各州各郡的官兵又加強了防守，起義軍的活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至道元年（995年）二月，起義軍最后一個首領張余在嘉州（今四川樂山）戰死。

此后，起義軍散落，一部分轉入四川的深山叢林，一部分出走云南。雖仍有小股的戰斗，但已是強弩之末，一場震動大宋王朝的起義，至此煙消云散。

▲王小波最早從家鄉山區發動起義。圖源：圖蟲創意

5

但王小波、李順起義還是給四川和大宋朝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宋太宗在這場起義的末尾，下了罪己詔，承認他“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說：“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

皇帝道了歉，同時把四川動亂的根源推到了貪官污吏身上。但我們知道，所謂的貪官污吏，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執行朝廷對四川的懲罰性掠奪政策而已。

不過，宋太宗還算說話算話，在表示要改弦更張，將四川動亂作為永遠的借鑒之后，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他就派出有廉潔美譽的張詠出任益州知州。張詠臨行前，宋太宗專門找他談話，說：“西川亂后，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張詠到達成都后，降低鹽價，使人民買得起鹽；對王繼恩的專橫，也斷然加以制止；對掠奪民財的士兵，進行嚴厲的懲治……他在成都數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稱為“有惠政”。

此后，四川分別在997年和1000年發生兩起兵變，但對朝廷的震懾遠不及王小波、李順起義。反倒是另一種長時段的影響，在四川人心中慢慢扎根。

從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年底開始，四川地區出現了“歲在甲午，蜀且有變”的傳言。傳言不僅被編成歌謠，唱遍四川，還傳到了大宋朝廷。這時，距離甲午年（1054年）其實還有一年多時間，但四川民間和開封朝廷，已經人心惶惶。

傳言的發生，起因于上一個甲午年，即994年，李順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權。而再往上一個甲午年，934年，正好也是孟知祥在成都稱帝建立后蜀的年份。四川人和朝廷官員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即將到來的新的甲午年，1054年，四川一定還會有大事發生。

連宋仁宗都很擔心。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離甲午年還有一周年之時，他派出了口碑很好的程戡出任益州知州，隨后又下詔整頓蜀地吏治，對貪濫苛刻、害民妨務者加以處理。接下來的一年中，朝廷陸續發布針對四川的惠民政策，降低稅率，考察鹽井，減免上供的絹帛……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旨在安撫蜀地民眾，防止上一個甲午年的李順起義歷史重演。

到了甲午年，1054年，四川在“儂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謠言中平穩度過，有驚無險。

王小波、李順起義確實是宋朝統治者一段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直到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推行“市易法”，打算在成都設立市易務，宋神宗和一部分官員還以王小波起義為戒，生怕鬧出亂子來，不敢輕易派人去。王安石出來作了當面保證，宋神宗才同意。

北宋朝廷針對四川的政策調整——經濟上輕賦稅，政治上嚴控制，終于取得了成效。經過宋初近半個世紀的動亂，宋仁宗以后，四川基本沒有起義和暴動發生，變成宋代全國最穩定的地區之一。

▲經過宋初動亂，四川恢復了歲月靜好。圖源：攝圖網

6

從四川由亂而治的個案，我們可以分析宋代小起義不斷、大起義幾乎沒有的成因。

宋代是一個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朝代。它是在晚唐、五代軍閥割據，強地方、弱中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朝代，因此，幾乎所有國策的著力點都用在了怎樣避免晚唐、五代的統治悲劇上。

為了防止地方割據，宋代實行分權制地方行政制度，中央對地方形成絕對的制度優勢：

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
置通判，以奪其政；
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
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

從勢、政、兵、財控制地方之后，“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宋朝實行尊京師、抑郡縣的政策，地方僅保有承擔勞役的廂軍，幾乎全無武備。一旦某地有發生民變的苗頭，騷動一起，憑地方兵力要控制住就很懸。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說：“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御者？”

所以宋代會時常發生一些怪現象，比如有人振臂一呼，率領隊伍造反，歷數千里竟然沒人鎮壓；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緊急召來州兵，一看，只有二三十人，直接就被起義者團團圍住。

宋代全國平均每年1.36起的小起義，根源就在地方權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與空虛，給了起義者鬧起來的時間和空間。其實只要地方的兵力強一些，絕大多數小規模的起義在萌芽階段就會被壓下去了。

但這些小起義最終無一起發展成全國性的大起義，這才體現出宋朝地方治理的技術。

關于宋代始終未爆發全國規模農民起義的原因，歷史學界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

其中，最主要的觀點認為，宋代的賦稅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龐大的財政開支主要已非取自農業。隨著租佃制的普遍推行，作為宋代農民主體的佃農，減輕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有了多種可供選擇的謀生之路。有些人盡管生活仍很勞苦，但還不至于走投無路、大批流亡。除了個別地區、部分極端年頭，比如北宋初的四川、北宋末的浙江，農民的日子難過而造反，兩宋300多年并未出現過全國性的農民沒有活路的情況。

還有學者認為，宋朝將中國古代的社會保障推進到最高水平，可以說漢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因此宋代盡管有數百次小規模群體性事件發生，卻是唯一沒有發生全國范圍的民變的朝代。

不應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宋朝統治技術的動態化和精細化。像上面講到的四川，宋初對該地區執行的是懲罰性的高壓和掠奪政策，在一系列的民變爆發之后，朝廷適時調整了政策，從高稅額地區變成低稅額地區。由于影響最大的王小波、李順起義最早是由失業茶農挑起的，朝廷此后也加強了對茶業從業者的重點監控，避免歷史重演。這一切均是宋朝地方統治藝術的體現，所以在宋初近半個世紀的動亂后，四川此后恢復了長久的安定。

河北地區也是如此。由于唐末的王仙芝、黃巢依靠活動于河北的私鹽販子為基礎發動農民戰爭，宋朝吸取了這一教訓，在推行榷鹽（食鹽專賣）政策時，唯獨給河北開了綠燈。因為朝廷怕河北一旦榷鹽，又會釀成宋朝版的黃巢起義。正是有了這些特殊的防范性政策，河北雖然在北宋屢遭災荒，稅額負擔也重，但該地區農民起義的次數和規模，相較其他地區并不突出。

宋人對朝廷的地方統治藝術，還是相對滿意的。北宋理學家邵雍就說過，本朝“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為可慮”。

是的，如果沒有強大的邊疆對手，宋朝就完美了。

可惜這樣一個動態、精細的超穩定治理系統，先后被女真人、蒙古人給打破了，真應了那句經典名言——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宋朝已無王小波，卻有完顏晟和忽必烈。這就是一個朝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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