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后代生活拮據，無奈向廖承志鄧小平求助：希望國家給予補貼

1958年秋，澳門舊城的租屋里透進微弱的路燈光，一張薄薄的信紙在昏暗中被寫滿。戴成功停下筆，自言自語一句：“信得送到北京才有盼頭。”這封信很快跨過海峽，落在廖承志的辦公桌上。收信人先是一怔——寫信者自稱“外甥女”，而她的外祖母，正是孫中山僅存的二女兒孫婉。

這封求助信把眾人的思緒拉回二十多年前。1925年春，東交民巷的醫院里，孫中山握著女婿戴恩賽的手，虛弱地念著“婉兒”兩個字。那一刻，他沒等到女兒，徒留深深的惦念。孫婉沒趕回父親病榻旁，從此與孫中山未竟的情感留下一道裂痕。

抗戰爆發后，戴恩賽先后出任廈門、粵海兩地關監督。日軍南侵，海關停擺，俸給中斷。夫妻二人靠變賣首飾度日，生活急轉直下。有人替他向南京求情，一封封電報被擱在文書堆里，沒有回音，滿腔期待隨炮火飄散。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遷臺，戴恩賽病體沉重。缺醫少藥，他給蔣介石寫信陳述身世，“愿為國家效余熱，只望醫藥費。”石沉大海。有人揣測是孫婉與孫科關系冷淡，沒人肯為這位姐夫再跑一趟臺灣。

1952年，嶺南大學突然傳來噩耗，長子戴永豐病逝。戴恩賽折身澳門途中腦溢血，落下偏癱。病床邊，他拉著女兒低語：“別告訴你媽——她撐不住。”三年后老人撒手人寰，留下孫婉與獨女相依。

澳門當時仍是葡萄牙管治區，華人求醫、置業都要高額費用。孫婉攜帶的，僅是一張父親舊影和少量首飾。靠變賣紀念品維生終歸有限，母女倆日子越過越緊。戴成功終于動了向北京求助的念頭。她想起母親常說的那句“廖家是自己人”，于是就有了開頭那封信。

廖承志收到信后，當即趕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語速向來不快，卻在聽完經過后只說了五個字：“這是應該的。”隨即批示外交部、新華社澳門分社每月發放生活補貼，數額雖不高，卻解了燃眉之急。

補貼之外，鏡湖醫院還為孫婉建立了特別病房。彼時澳門醫療條件有限，醫院動用從廣州采購的青霉素，為她控制反復的肺炎。工作人員回憶，孫婉入院時攜帶物品寥寥，護工打開行李只見一張發黃的照片——孫中山穿長袍、面帶微笑。老人對護工說：“家當都在這張相片后面。”那種復雜的輕描淡寫，令人唏噓。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方面并非不知孫中山后人處境。六十年代初，臺北派人赴澳探訪，許以“搬遷臺灣、一次性建屋津貼”的條件。消息傳到北京，工作人員征詢孫婉意見，她只淡淡一句：“我不走。”選擇留在澳門，也就意味著繼續倚靠那份不算豐厚卻最可靠的援助。

1966年冬天，孫婉病勢加重。廖承志多次托人送來廣東產的干細粉針劑，鏡湖醫院記錄上寫著：“患者精神尚可，逢人即談父親革命往事。”當護工問起她為何珍藏父親照片，她看著窗外說：“年輕時怨他管得狠，后來才懂他只是想我好。”那聲“懂”說得極輕，卻像劃破舊日芥蒂的一把刀。

1979年3月，孫婉在鏡湖醫院謝世。遺物里除了照片，還有鄧小平批示原件復印件、廖承志多封家書。新華社記者整理檔案時注意到一個細節：戴成功從未向外界宣揚補貼事，每月只取必需額度，余下部分全部退回分社會計。這份分寸，令人肅然。

若把孫中山家族劃作一部小史，孫婉母女的足跡并不顯赫，卻最能照見時代裂縫里的真實冷暖——革命者后代既受過父輩光環，也品嘗過經濟困頓；舊政府無暇顧及，人民政權伸手相助，選擇之間，價值觀高下立判。

補貼制度后來被固定為“對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定期關懷”條款，并延伸到海外僑胞。表面看是一筆錢，深層卻是新國家對歷史責任的回應：不讓為革命付出的人孤身面對生活難關。

孫婉墓碑安在澳門路環。石碑不大，碑文只有姓名與生卒年月，旁側一行小字：“父之愿，終成矣。”但凡路過的人稍加留意，就會發現碑前常擺兩枝紅色扶桑花——那是鏡湖醫院護士按月替廖承志所獻。多年過去，護士換了幾茬，花卻從未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