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澳門舊城的租屋里透進微弱的路燈光,一張薄薄的信紙在昏暗中被寫滿。戴成功停下筆,自言自語一句:“信得送到北京才有盼頭。”這封信很快跨過海峽,落在廖承志的辦公桌上。收信人先是一怔——寫信者自稱“外甥女”,而她的外祖母,正是孫中山僅存的二女兒孫婉。
這封求助信把眾人的思緒拉回二十多年前。1925年春,東交民巷的醫院里,孫中山握著女婿戴恩賽的手,虛弱地念著“婉兒”兩個字。那一刻,他沒等到女兒,徒留深深的惦念。孫婉沒趕回父親病榻旁,從此與孫中山未竟的情感留下一道裂痕。
抗戰爆發后,戴恩賽先后出任廈門、粵海兩地關監督。日軍南侵,海關停擺,俸給中斷。夫妻二人靠變賣首飾度日,生活急轉直下。有人替他向南京求情,一封封電報被擱在文書堆里,沒有回音,滿腔期待隨炮火飄散。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遷臺,戴恩賽病體沉重。缺醫少藥,他給蔣介石寫信陳述身世,“愿為國家效余熱,只望醫藥費。”石沉大海。有人揣測是孫婉與孫科關系冷淡,沒人肯為這位姐夫再跑一趟臺灣。
![]()
1952年,嶺南大學突然傳來噩耗,長子戴永豐病逝。戴恩賽折身澳門途中腦溢血,落下偏癱。病床邊,他拉著女兒低語:“別告訴你媽——她撐不住。”三年后老人撒手人寰,留下孫婉與獨女相依。
澳門當時仍是葡萄牙管治區,華人求醫、置業都要高額費用。孫婉攜帶的,僅是一張父親舊影和少量首飾。靠變賣紀念品維生終歸有限,母女倆日子越過越緊。戴成功終于動了向北京求助的念頭。她想起母親常說的那句“廖家是自己人”,于是就有了開頭那封信。
![]()
廖承志收到信后,當即趕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語速向來不快,卻在聽完經過后只說了五個字:“這是應該的。”隨即批示外交部、新華社澳門分社每月發放生活補貼,數額雖不高,卻解了燃眉之急。
補貼之外,鏡湖醫院還為孫婉建立了特別病房。彼時澳門醫療條件有限,醫院動用從廣州采購的青霉素,為她控制反復的肺炎。工作人員回憶,孫婉入院時攜帶物品寥寥,護工打開行李只見一張發黃的照片——孫中山穿長袍、面帶微笑。老人對護工說:“家當都在這張相片后面。”那種復雜的輕描淡寫,令人唏噓。
![]()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方面并非不知孫中山后人處境。六十年代初,臺北派人赴澳探訪,許以“搬遷臺灣、一次性建屋津貼”的條件。消息傳到北京,工作人員征詢孫婉意見,她只淡淡一句:“我不走。”選擇留在澳門,也就意味著繼續倚靠那份不算豐厚卻最可靠的援助。
1966年冬天,孫婉病勢加重。廖承志多次托人送來廣東產的干細粉針劑,鏡湖醫院記錄上寫著:“患者精神尚可,逢人即談父親革命往事。”當護工問起她為何珍藏父親照片,她看著窗外說:“年輕時怨他管得狠,后來才懂他只是想我好。”那聲“懂”說得極輕,卻像劃破舊日芥蒂的一把刀。
![]()
1979年3月,孫婉在鏡湖醫院謝世。遺物里除了照片,還有鄧小平批示原件復印件、廖承志多封家書。新華社記者整理檔案時注意到一個細節:戴成功從未向外界宣揚補貼事,每月只取必需額度,余下部分全部退回分社會計。這份分寸,令人肅然。
若把孫中山家族劃作一部小史,孫婉母女的足跡并不顯赫,卻最能照見時代裂縫里的真實冷暖——革命者后代既受過父輩光環,也品嘗過經濟困頓;舊政府無暇顧及,人民政權伸手相助,選擇之間,價值觀高下立判。
補貼制度后來被固定為“對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定期關懷”條款,并延伸到海外僑胞。表面看是一筆錢,深層卻是新國家對歷史責任的回應:不讓為革命付出的人孤身面對生活難關。
![]()
孫婉墓碑安在澳門路環。石碑不大,碑文只有姓名與生卒年月,旁側一行小字:“父之愿,終成矣。”但凡路過的人稍加留意,就會發現碑前常擺兩枝紅色扶桑花——那是鏡湖醫院護士按月替廖承志所獻。多年過去,護士換了幾茬,花卻從未間斷。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