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7日夜,北平東交民巷看守所的燈亮得格外刺眼。門外楊柳剛抽新芽,審訊室里卻是寒氣逼人。軍統潛伏特務劉其昌被反剪著雙手,他抬頭掃了一眼墻上的國徽,輕聲嘟囔:“再不說,就真完了。”第二天凌晨,他留下的口供把偵查員們驚得半天說不出話——“害死楊靖宇的那個家伙,如今頂著解放軍軍銜”。
線索來得突然,卻并不突兀。此時距東北全境解放不過兩年多,公安機關正對潛伏特務展開拉網式清理。劉其昌供出的名字“程斌”,讓多位參加過抗聯的老干部沉默了許久。因為他們清楚,當年在白山黑水間與楊靖宇并肩作戰的第一師師長,也正是這個人。
1940年2月,楊靖宇孤身戰斗至蒙江三道崴子,終因彈盡糧絕中彈犧牲。戰后調查顯示,日偽之所以能連夜摸到密營,最關鍵的情報正是程斌遞交。看似偶然,卻是蓄謀已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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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推三年,1937年冬,南滿抗聯第一軍傷亡慘重,補給頻斷。程斌的母親與兄長被日寇擄去,日方拋出“投降可保全親人”的籌碼。對一名軍人而言,這是底線與親情的雙重考驗。結果眾所周知:他動搖了。1938年6月29日,程斌攜115名官兵舉手投敵,并奉送輕重武器百余件,接著又帶路破壞了七十余座密營。密林深處本來能遮風擋雪的補給點被燒成灰燼,抗聯從此陷入極度匱乏。
比彈藥更致命的,是熟人叛變帶來的心理創傷。日偽白天黑夜不間斷圍剿,槍聲和腳步聲越來越近。時任副司令宋光勛后來回憶:“以前摸黑還能突圍,程斌叛變后,敵人就像長了眼睛。”密營被挖出,不僅失糧,更失去情報屏障。楊靖宇那件被撕下棉花充饑的棉大衣,正是那段日子最慘烈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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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3日,日偽包圍三道崴子。楊靖宇身中數彈仍邊射邊退,最后倒在老惡河邊。事后敵軍解剖遺體,在胃里只找到草根和棉絮,沒有一粒米。這一幕至今寫進東北多地小學生教材,用來說明抗戰的艱苦。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扣動扳機的機槍手張奚若只是執行者,真正策劃大圍剿并遞情報的,是轉了四次身份的程斌。
抗戰結束后,程斌并未懸崖勒馬。1945年,他扣押正在談判的八路軍代表,隨后率部改編國民黨東北行轅第三縱隊。遼沈戰役失敗,他一身軍裝逃到北平,搖身變成“起義軍官”。1949年2月,混入華北野戰軍后勤系統的他甚至戴上了少校臂章。憑著對槍械和彈藥的老底,他暫時獲得了立足之地。世事詭譎,正是這層新身份,讓他在1951年春被一紙口供帶進了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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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機關循著劉其昌交出的住址,于4月28日凌晨在崇文門外的一處出租院落抓獲程斌。面對鐵證,他最初仍企圖辯解:“我也是被逼的!”審訊員冷冷提醒:“楊靖宇可沒逼你。”短短一句,讓這位自稱“為母盡孝”的漢奸低下了頭。庭審當天,旁聽席上坐著數位老抗聯,他們注視著昔日同袍,沒有憤怒,只有冰冷的漠然。
程斌被判處死刑,5月12日處決。行刑前,他提出最后要求:“讓我看看東北的方向。”警衛默然轉頭,北平上空陰云低垂,遠方看不見白山黑水。沒有人替他開脫,也沒有掌聲和槍號。子彈擊出的一瞬,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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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案件在當年雖然轟動,但檔案直到多年后才逐漸解密。它提醒人們,戰爭不只考驗槍法和謀略,更檢驗人性。楊靖宇犧牲時只有三十多歲,他靠薄薄一層棉絮維系生命;程斌叛變時也三十出頭,卻把生死量在天平的另一端。兩條路線,兩種結局,一段東北抗戰的背面影像由此拼合完整。
楊靖宇的名字今天刻在通化市烈士陵園的紀念碑上;程斌的骨灰則與歷史資料統一編號封存。兩種去處,兩種評價,足夠說明立場的重量。有人問,叛徒為什么能在和平年代攬官入仕?答案并不神秘——信息錯雜、身份偽裝,再加上解放戰爭的快速推進,確實給某些人留下了縫隙。可縫隙終究會被填平,真相也終會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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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東交民巷審訊室里那盞白熾燈早已熄滅,楊靖宇墓前的蒼松卻依然常青。歷史的公正或許來得慢,卻從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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