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因何而死？老首長徐向前：他是好人，應該平反

1996年6月5日，北京。

為了這一紙證明，他們念叨了后半輩子。

誰能想到，這位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被稱為部隊“大腦”的高級將領，當年死得有多憋屈？

他沒有倒在國民黨馬家軍的屠刀下，也沒有死在長征的雪山草地里，卻在1938年的新疆迪化，被“自己人”秘密處決。

罪名是不可饒恕的“托派”。

一個戰(zhàn)功赫赫的紅軍參謀長，究竟是怎么走進那個必死局的？

時間倒回58年前。

1938年初，新疆迪化的空氣里透著一股子冷勁兒。

雖說那時候國共已經合作抗日，但這塊地盤是“新疆王”盛世才的天下。

這家伙是個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表面上跟共產黨眉來眼去，實際上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

李特當時剛剛經歷了西路軍的慘敗，帶著僅存的幾百號人，千辛萬苦流落到新疆。

他以為到了這里就能喘口氣，哪怕去蘇聯治治病、學學習也好，卻不知道等待他的不是醫(yī)院，而是刑場。

幾乎沒有任何預兆，盛世才突然翻臉。

借著蘇聯搞“大清洗”的風潮，他反手就給李特扣上了一頂“托派”、“反革命”的大帽子。

李特被抓捕的那天，或許還想著怎么跟組織申辯。

但他顯然低估了政治斗爭的殘酷性。

沒有公審，沒有調查，甚至連一句遺言都沒來得及留下，槍聲就響了。

這一年，李特年僅38歲。

這不僅是肉體上的消滅，更是政治上的宣判。

隨著他的死，那一身戰(zhàn)功似乎也被抹得干干凈凈，只剩下一個帶著污點的名字。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非要置他于死地？

這事兒，還得往回看，看看他在死前的那一年經歷了什么。

1936年10月，甘肅會寧。

紅軍三大主力剛剛會師，還沒來得及慶祝，中央就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組建西路軍，打通去往蘇聯的國際通道。

李特被任命為西路軍參謀長。

此時的他，跟徐向前、陳昌浩搭檔，統(tǒng)帥著兩萬多紅軍精銳。

看著隊伍浩浩蕩蕩跨過黃河，誰也沒想到，前方等待他們的是一條不歸路。

河西走廊，地勢狹長，那是國民黨“馬家軍”的地盤。

馬步芳的騎兵兇悍殘忍，不僅熟悉地形，裝備還精良。

而西路軍呢？

缺槍少彈，連口熱飯都吃不上，完全是在用血肉之軀跟敵人的馬刀硬拼。

這不是戰(zhàn)爭，簡直就是單方面的屠殺。

從1936年底到1937年初，祁連山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鮮血染紅了。

作為參謀長，李特的日子過得極其煎熬。

他既要協(xié)助徐向前制定作戰(zhàn)計劃，又要面對補給斷絕的絕望。

看著身邊的戰(zhàn)友一個個倒下，部隊從兩萬多人被打得只剩下幾千人，那種心如刀絞的滋味，常人難以想象。

在最危急的時刻，有人動搖過，有人逃跑過，但李特沒有。

他帶著殘部在祁連山的冰天雪地里打游擊，跟敵人周旋。

那時候，他只有一個念頭：把剩下的種子帶出去，帶到新疆，帶回黨的懷抱。

后來，徐向前元帥回憶這段日子時，語氣異常堅定：“李特在西路軍表現很好，忠誠于黨，忠誠于中央。”

既然如此忠誠，為什么后來還會被懷疑是反革命？

禍根，早在兩年前的草地上就埋下了。

1935年6月，四川懋功。

這本來是紅軍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兩大主力握手，兵強馬壯，看起來形勢一片大好。

可很快，高層的分歧就像裂縫一樣迅速擴大。

中央堅持要北上陜甘，去抗日前線；而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張國燾，卻鐵了心要南下川康，覺得那邊更適合建立根據地。

這不僅僅是路線之爭，更是權力的博弈。

李特夾在中間，位置極其尷尬。

他是紅四方面軍的參謀長，是張國燾的下屬，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但另一方面，他又受過蘇聯的教育，有著極高的政治覺悟。

矛盾爆發(fā)的那一刻，歷史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那是中央決定率紅三軍團和紅軍大學單獨北上的關鍵時刻。

張國燾大怒，命令陳昌浩派人去追。

此時已調任紅軍大學教育長的李特，接到了那個改變他命運的命令：帶人去攔住北上的隊伍。

那一夜，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李特帶著警衛(wèi)員騎馬追趕，終于在半道上截住了中央的隊伍。

天色黑沉，火把搖曳，雙方的槍栓都拉得嘩嘩作響。

這時候，只要李特一聲令下，紅軍內部的一場火拼恐怕在所難免。

但他終究沒有開槍。

面對中央領導人的質問，面對毛澤東等人的解釋，李特雖然情緒激動，雖然執(zhí)行著張國燾的命令，但他守住了底線。

他只是試圖勸說，試圖執(zhí)行那個“南下”的指令，卻絕不敢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志。

最終，中央紅軍北上成功，走出了活路；而張國燾帶著紅四方面軍南下，碰得頭破血流，損失慘重。

這件事，成了李特一生洗不掉的“污點”。

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張國燾的“親信”，是那個敢?guī)П钄r中央的“急先鋒”。

這個標簽，一旦貼上，就像烙印一樣，直到他死都沒能揭下來。

其實，如果我們拋開這些政治風波，單純看李特這個人，你會發(fā)現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原名徐克勛，1902年出生在安徽霍邱的農村。

那個年代，窮人家的孩子能活下來就不容易，更別提讀書了。

但這孩子硬是憑著一股子韌勁，在1919年考上了北京大學預科。

這在當時是什么概念？

簡直就是鯉魚躍龍門。

在北大，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隨后被黨組織選中派往蘇聯。

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軍事學校深造，不僅入了黨，還學得了一身過硬的軍事本領。

1930年回國后，他直接被派到鄂豫皖蘇區(qū)。

在紅四方面軍，他這個參謀長當得名副其實。

徐向前元帥曾評價：“李特這人，心思細膩，考慮問題周到，很多命令都是他起草的。”

1932年的第四次反“圍剿”，國民黨大軍壓境。

李特協(xié)助指揮，制定計劃，把敵人打得暈頭轉向。

后來部隊轉移川陜，他又忙著整訓隊伍，制定紀律，把紅四方面軍打理得井井有條。

可以說，紅四方面軍能成為一支鐵軍，李特功不可沒。

但才華救不了命，尤其是在復雜的政治漩渦里。

1937年底，隨著張國燾叛逃國民黨，中央開始徹底清算張國燾的路線錯誤。

凡是跟張國燾沾邊的人，日子都不好過。

李特不僅是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還在草地上執(zhí)行過那個“阻攔中央”的命令。

再加上他性格耿直，不會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保護自己，悲劇幾乎是注定的。

盛世才殺他，一方面是為了向蘇聯邀功，另一方面也是看準了他在黨內“沒后臺”，甚至是被懷疑的對象。

就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將領，在38歲的黃金年齡，稀里糊涂地丟了性命。

他的死，冤不冤？

太冤了。

他雖然執(zhí)行過錯誤的命令，但他從未背叛過革命；他雖然跟張國燾共事，但他從未參與過反黨活動。

在西路軍最絕望的時候，他都在堅持戰(zhàn)斗，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好在，歷史雖然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李特死后，他的老戰(zhàn)友們從未忘記他。

李先念多次提到：“我很了解他，他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

杜義德將軍更是直言：“他在最困難的時候還堅持打游擊，怎么可能是托派？

早就該為他正名了！”

李特的一生，其實就是那個動蕩年代的縮影。

他有才華，有信仰，但也身不由己。

他被卷入了大時代的巨浪中，不是因為他不努力劃船，而是因為浪頭實在太大了。

導致他悲劇的原因很復雜：第一，跟錯了人，張國燾的陰影籠罩了他一生；第二，趕上了壞時候，蘇聯“大清洗”波及到了新疆；第三，他只是個純粹的軍人，不懂得政治博弈的生存之道。

但無論如何，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功績是抹不掉的。

那些從鄂豫皖走出來的戰(zhàn)士，后來成了解放戰(zhàn)爭的骨干，成了新中國的脊梁。

在這座豐碑的基座上，依然刻著李特的名字。

他不再是那個面目模糊的“托派”，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曾為這個國家拼過命的紅軍參謀長。

這遲來的正義，雖然挽回不了他的生命，但至少，讓他的靈魂終于可以干干凈凈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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