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寫作需要時間，需要日常，需要他人

本文節選自《寫作是一把刀》

安妮 · 埃爾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問：在寫作過程中，您是否更多地刪減，而非插入和增加內容？您是從一個大綱、一個核心（亨利·詹姆斯稱之為虛構的“塊兒”）出發拓展您的草稿的嗎？還是說您一上來就大致地、本能地把內容壓縮成本質了？

我看到的不是詞，我看到的是物

我是怎么寫我的書的……我的印象是每一本書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寫出來的，但是我認為不同的點在于寫作時我過著的個人生活以及我周圍的世界，而不是我寫作的方式本身。我想起《位置》《簡單的激情》《羞恥》或《事件》的寫作過程，那是在回顧一些我一直覺得獨一無二的時刻，帶著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寫作的過程因為一些旅行和見面會等活動而短暫中斷。因為人不是只寫作的！寫作需要時間，需要日常，需要他人。不過，好吧，存在一些常量。首先是一種想把我自己投入進去、想沉浸其中的愿望，投入到、沉浸到某種既精確——“我是如何成為女人的”、一段激情、我父親的一生、墮胎等——又模糊的東西里：沒有大綱，沒有方法。一般來說，我想寫上幾頁，然后我會停下，不知道如何繼續寫，也不知道能“用這個東西干嘛”。我去做別的事，有時做別的事也不成功。有時也不是這樣：《被凍住的女人》就是這樣取代了《位置》的……《位置》是先開始寫的，然后中斷了。然后，我會重讀這些開頭，繼續寫，把它們寫完。我所有的書都是這樣寫完的——除了《被凍住的女人》，這本書的開頭沒有被事先擱置——我也沒法解釋這是怎么回事。我沒有把寫作當作我的職業，我不需要快速地發表作品，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可以慢慢來，在想寫的時候才寫。

我還有另一種推進的方式，而且越來越經常這樣做——雖說這個詞并不完全準確，當我沒有足夠的意愿、感覺不夠確定的時候，我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采取一種有點狡猾的策略——就是去推進一個“工地”，在不確定這會不會變成一本書的情況下推進。而且這也是為了能盡量處在一個自由的空間內，內容的自由和形式的自由，去創作的自由。《室外日記》《簡單的激情》《羞恥》和《占據》就是在這種沒有目的的“自由寫作”中誕生的，這種寫作至少是坦誠的和清醒的。在某一刻，不過我沒法事先知道那會是什么時候，在那一刻我確定我能把這個計劃進行到底。但是我還是沒少因為結構的選擇而感到痛苦和疑惑，結構是自己確立起來的。

對句子的加工，準確地說是對詞的加工，是真正遵從感受和感覺的：“是這個”或者“不是這個”。我認為當我寫作的時候，我看到的不是詞，我看到的是物。這可能是非常短暫的、抽象的，是情感；或者正相反，可能是具體的，是場景，是記憶中的畫面。不用我去尋找，那些詞就出現了，或者正相反，需要一種極致的張力，不是一種努力，而是一種張力，去尋找那些正好符合我腦海中的形象的詞。至于句子的節奏，我不在那上面耗力氣，我在心里聽到，我只是把它轉寫下來而已。

我的草稿里——我在單張的紙上用很細的氈頭筆寫——有很多劃掉不要的內容——不過這也取決于哪個文本——有很多插入和涂改的部分，我也調整句子和段落的位置。

問：至于寫作這項工作的物質性特點：您刪減，涂改，添加，去掉段落和句子。關于這些涂改和刪除的性質，您能給出一些解釋嗎？這些涂改和刪除是以相似的方式出現的嗎？它們遵循一種對于您的文本而言恒定不變的需求？您刪去什么，您添加什么，怎么去做？您似乎跟使用“紙卷”的方式背道而馳……

仿佛一個獨立的有機體

我的手稿像是——而且越來越像——一種拼接物：每一面的段落都充滿了后加的內容，在字詞上加，在行之間加，在頁邊加，用不同顏色的氈頭筆，有時用黑色的鉛筆。這些段落的位置不是固定的，因此有一些表示需要跳轉到的頁面的記號。在第10面，比如，可以加上10-2，10-3，甚至10-4（我還沒有加到更多過）。而且最近我開始用便利貼，但是便利貼有著轉瞬即逝的一面，我因此不信任便利貼，因為我想把一切都保存起來：某一天我不喜歡的東西，可能第二天我又覺得滿意了。

當我沉浸在一個計劃中、沉浸在搭建它的過程中的時候，這一切都符合我寫作的方式：一方面，推進得非常慢；另一方面，不停地添加內容，加入一些要么是在我寫作時想出來的東西，要么是日常生活中的隨時想出來的東西。很少刪減。正相反，在最后階段，當我在電腦上（我用電腦七年了，之前我用一臺打字機。打字機無疑限制了修改的次數）輸入文本的時候，我會刪減很多。經常發生的是，當文本被印出來時，我會重讀手稿，我問自己為什么刪掉了這個或那個東西，我解釋不了。我猜從生成的角度作批評或許能解釋得了，因為在這項關于文本的最后一項工作中，我遵循的是某種必要性，在這種必要性中，書被當作一個整體來考慮，仿佛一個獨立的有機體，它在我之外，然而我又與它融為一體。一旦書寫完了，出版了，這種必要性就消失了。因此，我不理解我為什么要做某些刪減。

在您放棄小說體裁以后的書中，經常出現關于寫作、回憶的流程和寫作步驟的評注，簡直是一種病例。這些內容是后來寫的嗎，是回顧性的嗎，還是在最初嘗試寫作時自發地寫出來的？您有時會把這些最初寫的片段封存很長時間，之后才完成和出版嗎？

從《位置》以來，我的書里出現的評論是我在寫作時逐漸想出來的，這些評論并沒有銜接文本，但是這些評論跟文本有著緊密的聯系，是跟這個文本有聯系，而不是跟另一個文本有聯系。《事件》是對墮胎的敘述和對寫墮胎的經歷的敘述，因為涉及與記憶有關的問題，它也是對證據的敘述。如果是在我人生中的另一個時刻，我可能沒法把這一切都引進來，我想說的是在我寫這本書的那段時間以外的別的時刻。那個時刻也是如此，那涉及的是真相，是“證據”：這就是我正在經歷的事情，這就是穿過我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在感受到這些的時候，把這些東西“實時”地說出來。

《羞恥》的開頭就是這樣，在這里，我分析了在我第一次寫我12歲那年的創傷性場面以后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這樣做是因為寫作也是一種探索的過程，即便讀者未必對這方面感興趣。在《懺悔錄》中，盧梭列舉了他回想起來的位于博塞的教室的細節，一個氣壓計、一幅版畫、一個日歷，還有一只落在他手上的蒼蠅。他補充道：“我非常清楚讀者沒有太大的必要知道這一切，但是我，我自己，有必要把這些說出來。”我也是，我需要說出寫作過程中發生的事情，而這些事情讀者未必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