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華國鋒得知毛主席思鄉心切，立即下令：為主席拍攝湖南花鼓戲

1973年初夏，京城午后的陽光透過紫禁城屋脊，斜照進中南海水杉林。接近傍晚，華國鋒步入瀛臺小院，準備向毛主席匯報唐山救災物資調度。寒暄未畢，主席突然輕聲提到：“湘潭那邊，現在油菜花是不是開了？”一句家鄉話，讓在場工作人員都察覺到老人家的思鄉情緒比往年更濃。

思鄉，源自根脈。華國鋒很早就明白這一點。1938年，他還是山西交城少年蘇鑄，為避家累改名“華國鋒”，誓言做中華民族抗日先鋒；1949年隨大軍南下，落腳湘潭，后來長期在毛主席家鄉任縣委、地委、省委要職。兩代人，一處故土，緣分從此纏繞。1955年，華國鋒憑三篇探討合作化的調查文章首次被毛主席點名召見。那天長沙驟雨初歇，毛主席問得細，華國鋒答得穩，堤防和信任在短短半小時里互換，之后十余年兩人時有交集。

1959年國慶前夕，毛主席回韶山。道路坑洼、接待所陳舊，華國鋒連夜布置，確保主席看見的不只是熱情，還有新貌。主席返京途中，特別提起湘潭干部“踏實”，那名“高個北方人”在他心中愈發清晰。1966年六月滴水洞小住，主席責問陳列館“只展一家人”，華國鋒記錄在本子上，三天后便添入韶山黨支部五烈士事跡，館內版面徹底換新。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這類“補臺”華國鋒做過多次，從不邀功。

進入七十年代，毛主席健康漸衰，白內障迫使他依賴秘書朗讀文件，對湖南方言小戲卻念念不忘。1973年五月那場匯報結束后，華國鋒回到西長安街辦公樓，一邊翻看湖南省前年文藝會演資料，一邊思索怎么讓主席“見”到故鄉。深夜，他叫來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狄福才，話不多，只有一句：“拍幾出最地道的花鼓戲，送進瀛臺。”

這番對話后來被狄福才寫進工作備忘：“首長僅用了十三個字，沒有商量語氣。”導演攝制組火速南下。那年六月的岳麓山云霧纏繞，機位剛架好便落小雨，燈具短路數次，膠片進倉仍帶潮氣。技術員心里急，卻沒人抱怨，一句口頭禪流行開來：“為主席拍的片子，不能返工。”《園丁之歌》《補鍋》《胡壽才借年》《劉海砍樵》四出戲最終剪成一卷半小時16毫米膠片，經廣州起運，當月送抵北京。

七月某日夜間，毛主席臨時興致，工作人員在瀛臺會客室支起銀幕。戲臺鑼鼓聲一起，老人家先是瞇眼辨認，隨后抬手示意暫停，請譯電員將字幕讀慢些。他輕輕拍掌：“是正宗的味道，這才像家鄉戲。”一句評價，讓在旁的華國鋒暗松一口氣。散場時主席補了句：“湖南那邊劇團辛苦了，要多關心他們。”第二天，華國鋒批示湖南省文化局，對參與錄制的演員技術員全部記功嘉獎，劇團得到新設備，影像也被送進解放軍總政治部，作為文工團學習范本。

自此，瀛臺的周末多了一項固定節目：放映湖南花鼓戲。毛主席偶爾因病臥床，仍要求工作人員把錄音開到最大。衛士曾聽見他自語：“稻谷香，好像就飄進屋里了。”對一位終生奔波的革命者來說，這或許是最輕盈的慰藉。

然而現實并不寬容。1976年七月唐山大震，毛主席寢食難安，華國鋒晝夜兼程救災，空隙仍派人帶最新花鼓戲《打銅鑼》拷貝回京。八月，劇團收到簡短回信：“主席看過，說‘鑼鼓敲得好’。”信末落款只有“國鋒”兩字。

九月九日凌晨，華國鋒匆匆趕到中南海202住所，毛主席已辭世。靈堂花圈間，華國鋒神情克制，執行完遺體保存與紀念堂決策后，在角落停了幾分鐘，吩咐工作人員把那卷花鼓戲原帶封存。理由只有一句：“主席最后看過的東西，務必保留原狀。”

事后很少有人知曉，這些黑白膠片輾轉存入中央檔案館，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修復復制，成為研究毛主席晚年精神世界的珍貴材料。膠片外包裝封條上仍可見1973年華國鋒手寫的紅藍鉛筆字：供主席欣賞，非公映。

一次簡短的拍攝命令，并未改變國家命運，卻讓一位病中的巨人得以在影像中“回鄉”；也揭示了華國鋒行事一貫的特質——少言、果斷、周全。對于熟悉他的人來說，這倒不算意外，他把對領袖的敬重與對湖南土地的熟悉，化成了一部戲，一卷膠片，一段私密而綿長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