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夏,京城午后的陽光透過紫禁城屋脊,斜照進中南海水杉林。接近傍晚,華國鋒步入瀛臺小院,準備向毛主席匯報唐山救災物資調度。寒暄未畢,主席突然輕聲提到:“湘潭那邊,現在油菜花是不是開了?”一句家鄉話,讓在場工作人員都察覺到老人家的思鄉情緒比往年更濃。
思鄉,源自根脈。華國鋒很早就明白這一點。1938年,他還是山西交城少年蘇鑄,為避家累改名“華國鋒”,誓言做中華民族抗日先鋒;1949年隨大軍南下,落腳湘潭,后來長期在毛主席家鄉任縣委、地委、省委要職。兩代人,一處故土,緣分從此纏繞。1955年,華國鋒憑三篇探討合作化的調查文章首次被毛主席點名召見。那天長沙驟雨初歇,毛主席問得細,華國鋒答得穩,堤防和信任在短短半小時里互換,之后十余年兩人時有交集。
1959年國慶前夕,毛主席回韶山。道路坑洼、接待所陳舊,華國鋒連夜布置,確保主席看見的不只是熱情,還有新貌。主席返京途中,特別提起湘潭干部“踏實”,那名“高個北方人”在他心中愈發清晰。1966年六月滴水洞小住,主席責問陳列館“只展一家人”,華國鋒記錄在本子上,三天后便添入韶山黨支部五烈士事跡,館內版面徹底換新。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這類“補臺”華國鋒做過多次,從不邀功。
進入七十年代,毛主席健康漸衰,白內障迫使他依賴秘書朗讀文件,對湖南方言小戲卻念念不忘。1973年五月那場匯報結束后,華國鋒回到西長安街辦公樓,一邊翻看湖南省前年文藝會演資料,一邊思索怎么讓主席“見”到故鄉。深夜,他叫來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狄福才,話不多,只有一句:“拍幾出最地道的花鼓戲,送進瀛臺。”
這番對話后來被狄福才寫進工作備忘:“首長僅用了十三個字,沒有商量語氣。”導演攝制組火速南下。那年六月的岳麓山云霧纏繞,機位剛架好便落小雨,燈具短路數次,膠片進倉仍帶潮氣。技術員心里急,卻沒人抱怨,一句口頭禪流行開來:“為主席拍的片子,不能返工。”《園丁之歌》《補鍋》《胡壽才借年》《劉海砍樵》四出戲最終剪成一卷半小時16毫米膠片,經廣州起運,當月送抵北京。
七月某日夜間,毛主席臨時興致,工作人員在瀛臺會客室支起銀幕。戲臺鑼鼓聲一起,老人家先是瞇眼辨認,隨后抬手示意暫停,請譯電員將字幕讀慢些。他輕輕拍掌:“是正宗的味道,這才像家鄉戲。”一句評價,讓在旁的華國鋒暗松一口氣。散場時主席補了句:“湖南那邊劇團辛苦了,要多關心他們。”第二天,華國鋒批示湖南省文化局,對參與錄制的演員技術員全部記功嘉獎,劇團得到新設備,影像也被送進解放軍總政治部,作為文工團學習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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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瀛臺的周末多了一項固定節目:放映湖南花鼓戲。毛主席偶爾因病臥床,仍要求工作人員把錄音開到最大。衛士曾聽見他自語:“稻谷香,好像就飄進屋里了。”對一位終生奔波的革命者來說,這或許是最輕盈的慰藉。
然而現實并不寬容。1976年七月唐山大震,毛主席寢食難安,華國鋒晝夜兼程救災,空隙仍派人帶最新花鼓戲《打銅鑼》拷貝回京。八月,劇團收到簡短回信:“主席看過,說‘鑼鼓敲得好’。”信末落款只有“國鋒”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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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凌晨,華國鋒匆匆趕到中南海202住所,毛主席已辭世。靈堂花圈間,華國鋒神情克制,執行完遺體保存與紀念堂決策后,在角落停了幾分鐘,吩咐工作人員把那卷花鼓戲原帶封存。理由只有一句:“主席最后看過的東西,務必保留原狀。”
事后很少有人知曉,這些黑白膠片輾轉存入中央檔案館,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修復復制,成為研究毛主席晚年精神世界的珍貴材料。膠片外包裝封條上仍可見1973年華國鋒手寫的紅藍鉛筆字:供主席欣賞,非公映。
一次簡短的拍攝命令,并未改變國家命運,卻讓一位病中的巨人得以在影像中“回鄉”;也揭示了華國鋒行事一貫的特質——少言、果斷、周全。對于熟悉他的人來說,這倒不算意外,他把對領袖的敬重與對湖南土地的熟悉,化成了一部戲,一卷膠片,一段私密而綿長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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