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4期生參加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本是將軍卻成害群馬建國后處決

著名作家柳青在《創業史》中有句名言說：人生的道路很漫長，但關鍵處就那么幾步。是呀，漫漫人生路，有無數的選擇，但關鍵的只有幾步。在作出人生的重要選擇時，我們要善于抓住各種機遇！腳下有路千萬條，不用著急往前跑，要想好了再起步，成功之路將在你腳下延展。

我們先說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的人，當年可謂是將星如云，特別是參加革命隊伍的黃埔生，那更是出了不少響當當的人物，要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上過井岡山的紅軍干部，倘若能活到建國后的，那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沙場建功，政壇馳名，要不就是名滿天下的開國將軍，要不就是婦孺皆知的開國元勛。

然而，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位當年叱咤風云的黃埔四期畢業生，他參加過南昌起義，跟隨著這支革命部隊上了井岡山，卻在井岡山當紅軍的時候走錯了一步，后來被清理出隊伍回到老家，但命運又給了他一次機會，他重新擔任紅軍游擊縱隊司令員的位置，可惜的是他沒有把握機會，關鍵的時候又走錯了一步，再一次陷入泥潭，成為一名可恥的叛徒，他雖然是活到了建國之后，卻被公審就地正法，其曲折命運重大轉折的故事的確令無數后人唏噓。

當地人稱為王逸濤山寨的地方

此人名叫王逸濤，四川敘永黃尼鄉人，1921年曾在宜賓讀書，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隨后入黨，被組建派去黃埔軍校深造，此時他的意志比較堅定，即便四一二事變爆發，敵人四處抓捕革命同志，他仍然絲毫不動搖信念，毅然隨隊伍加入了南昌起義隊伍中，跟著大部隊走上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黃尼鄉游擊區

紅軍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為了純潔這支革命隊伍，使之更有戰斗力，部隊中開展了反流氓習氣和軍閥作風， 清除了一批地痞流氓和壞分子。 其中《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七條明確寫著：“流氓習氣堅決要除掉”，王逸濤由于流氓習氣，被清理出部隊。結果，他跑回了四川老家敘永，拉起了一支武裝，取名叫敘永游擊隊。

王逸濤的這支游擊隊人雖然不是很多，但他憑借他的老家敘永黃尼附近有一個地勢非常險要的山寨，遠處看去，該山中間有一個三角形的孔，進入洞中，小小的洞口簡直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山寨入口，只能容納一個躬身進入。

此地位于敘永縣城南面29公里處，場鎮所在地俗名黃尼嘴，東連后山鎮，南接分水鎮，西臨本縣白臘苗族鄉和云南省高田鄉，北通兩河鎮，敘威公路縱貫全境。游擊隊成立后，發動群眾參加斗爭，在川南一帶產生較大的影響，敵人圍剿起來非常困難，當地人稱之為“王逸濤山寨”。

王逸濤山寨

“王逸濤山寨”內部

巧的是，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敘永，王逸濤一聽昔日在井岡山上的老戰友都率領著部隊到了自己的地盤，那自然是非常高興，他聞訊，立即跑過來，與紅軍領導人取得了聯系，并要求給予支援。此時，紅軍高層領導人也非常高興，特地親切接見了他，并告訴王逸濤“我們沖破了敵人的五次‘圍剿’，從江西出發，經過湖南、貴州等地到四川，走了這么遠的路，想不到在這里遇著你們，真是難得呀！”

“王逸濤山寨”入口

王逸濤申請組織回歸隊伍，領導不計前嫌，隨后經過組織決定，留下一批重要干部和武器裝備來組建這支紅軍游擊隊，由于王逸濤黃埔軍校畢業軍事才能較強，又曾經是井岡山的老同志，資格是比較老的，于是，任命他為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司令員，讓他負責領兵作戰。 同時，中央紅軍派給這支游擊縱隊一批重要性的骨干領導人，有特委書記兼政委徐策、副司令員曾春鑒、參謀長劉干臣、特派員龍厚生等。

政委徐策，字在明，學名純德，湖北大冶大箕鋪鎮八流村人，他學生時代參加革命，早年領導農民暴動，先后擔任紅八軍縱隊政委、紅三軍團六師政委。副司令員曾春鑒湖南湘鄉人，參加平江暴動參加紅軍，歷任紅五軍七團排長、隊長、連長、營長、團長、紅三軍團興國補充師師長、后任紅三軍團六師參謀長兼第十八團團長，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還有參謀長劉干臣、特派員龍厚生都是紅軍的團級干部。

紅軍游擊縱隊與地方武裝合并后，隊伍壯大了，指戰員們精神振奮，士氣倍增。在特委的直接領導下，以威信為中心，橫戈躍馬，縱橫馳騁，積極打擊與牽制敵人，創建地方政權，開辟紅色區域。此時，在扎西集結的中央紅軍，出敵不意，突然掉頭東進，二渡赤水，進入黔北。游擊縱隊在徐策的率領下為了迷惑敵人，配合紅軍主力的戰略行動。縱隊竟牽制了數萬尾追和攔截中央紅軍的川、滇軍隊主力，為配合中央紅軍取得二渡赤水，回兵黔北，打下婁山關，再占遵義，殲敵兩個師又八個團的重大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隨后，紅軍川南游擊縱隊迅速地廣泛地發動群眾，武裝群眾，擴大隊伍，建立革命政權，隊伍發展到一千多人，《紅星報》報道說：“川滇邊游擊隊的活躍”，“接連打了兩個勝仗，半個月內擴大了三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三渡、四渡赤水，迷惑了敵人。

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勝利，蔣介石和三省軍閥視游擊縱隊為紅軍的一支主力，引起了敵人和地方各統治集團的極大恐慌，不敢貿然入黔追擊紅軍，于是他們聯起手來，調集重兵進行“會剿”縱隊，不讓縱隊在這一地區扎下根來。

面對敵人的圍攻，紅軍游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區迂回轉戰，避實就虛，靈活穿插。戰斗日益頻繁，生活日益艱苦，然而，正在這個時候，身為縱隊司令員的王逸濤對前途悲觀失望，在敵人的誘逼下，于1935年5月上旬在鄧家坪叛變。

敵人從叛徒口中得知游擊縱隊的內部情況和行蹤，設下幾道伏擊封鎖線。徐策率領紅軍游擊縱隊行至觀音塘樹林地帶時，突然遭敵截擊。徐策親自督戰，但縱隊傷亡還是很大，戰斗中，徐策也身負重傷，鮮血直流，警衛員及時把他背下山來。徐策當即指定余澤鴻代理他的職務。徐策因流血過多，已感到自己不行了，當他看到余澤鴻率隊殺開一條血路沖出重圍時，便命令警衛人員說：“把我放下，快去追趕部隊！……”滇軍趕到后，將徐策殘酷殺害。他犧牲時，年僅33歲。

接著，叛徒王逸濤對紅軍縱隊的核心情報泄露出來，對我地下組織進行了嚴重的破壞，盡管進行了快速的調整，但提出剿滅游擊隊的諸多“意見”，四處突擊游擊隊交通站、救護所、安置處，到處率人捕殺川南地下黨組織，使川南根據地陷入地震式毀滅。

在王逸濤的“向導”作用下，由于他對紅軍縱隊的行軍路線、作戰方式、游擊時的落腳點都非常熟悉，他經常帶著別動隊搜捕紅軍傷病員，親自審訊被捕紅軍和地下黨員，突襲紅軍聯絡站，向國民黨駐軍提供情報，配合“圍剿”紅軍縱隊，這給紅軍縱隊帶來巨大的威脅，“三省會剿”給縱隊摧毀性打擊，在這短短不到一年時間之內，紅軍縱隊縱隊司令員、政委徐策、繼任司令員政委余澤鴻、司令員劉干臣、副司令員曾春鑒]政委龍厚生及副政委張鳳光、參謀長陳宏等先后全部壯烈犧牲。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害群之馬的叛徒王逸濤，自然是沒有好下場，1949年國慶期間，我解放軍發出向西南進軍號令，王逸濤接受毛人鳳指示，企圖建立西南“救國基地”，此后率領反動武裝，并建立據點公然對抗，結果在我軍清剿殘敵中，走投無路的王逸濤于1950年抓捕歸案，隨后公審槍斃！得以告慰壯烈犧牲的紅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