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爾康：紀念楊佩之志玖師

楊志玖先生（1915－2002）

編者按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志玖先生誕辰110周年。楊先生字佩之，回族，山東淄博人。他一生治學嚴謹，視野宏闊，在中國古代史多個領域卓有建樹，尤以馬可·波羅研究、元代民族史與隋唐五代史聞名學界。

楊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學術研究受鄭天挺、錢穆、傅斯年等名家啟蒙。抗戰期間，他隨校南遷，就讀于西南聯大，后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深造，師從姚從吾、向達等先生，并得陳寅恪、羅常培、湯用彤等指點。1941年畢業后，楊先生長期執教于南開大學歷史系，扎根南開講壇六十余載，將畢生心血傾注于史學教育與研究。

楊先生治學精微，著述豐厚。早在1941年，他便從《永樂大典》中發現關鍵記載，考證出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還訂正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考訂的1292年初。這一揭示迄今所知漢文記載中唯一能見到的馬可·波羅活動的考證和研究,得到了學界高度評價,也得到西方史家相關研究成果的印證。楊先生晚年所著《馬可波羅在中國》集其研究大成，至今仍代表該領域的頂尖水準。在元代探馬赤軍、回族史及隋唐五代史等方面，先生亦貢獻卓著，出版有《元史三論》《隋唐五代史綱要》《元代回族史稿》等重要著作，影響深遠。

楊先生在南開期間，歷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并長期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歷史教學》編輯委員會主任、中國元史研究會名譽會長等學術職務。他先后開設了“中國通史”“元史”“宋遼金元史”“蒙古史專題”“隋唐史”“史學名著選讀”“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等課程，誨人不倦，桃李成蔭，為南開史學傳統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紀念楊志玖先生誕辰110周年，近日，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南開校友總會歷史學科分會、中國唐史學會、中國元史研究會聯合舉辦專題研討會，追思其學術人生，弘揚其治學精神。“文化名人與百年南開”欄目特刊發南開大學榮譽教授馮爾康先生在會上的發言稿《勇于追求、踐履學術真理的典范——紀念楊佩之志玖師》（原載2025年12月12日《南開大學報》），以資紀念，亦勵來者。

勇于追求、踐履學術真理的典范

——紀念楊佩之志玖師

今天，我們隆重紀念楊佩之志玖師誕辰110周年。作為晚輩學生，我認為應當傳承佩之師勇于踐履史學家社會良知的精神遺產。我想談三點：一是我理解的佩之師為實現史學家職責寫作信史勇敢地批判不良學風的大無畏精神；二是佩之師是富有社會良知的史學家典范；三是佩之師為人、治學給我們的啟示。

楊志玖先生

矢志不渝地撰寫信史著作，并向不良學風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李治安教授、趙文坦教授在《楊志玖文集·前言》中指出，楊先生的史學研究“都是追求真實和創新”，我很贊同。佩之師史學鴻著，其求真求新的杰出貢獻，作為他的學生，我有深切的感受。

我是佩之師開設的“隋唐宋元史”基礎課和“元史專題”“中國土地制度史”選修課的學生，在1956年上半年聽了佩之師隋唐史基礎課后，利用暑假寫出《隋末群雄紛爭中為何李唐能夠建立統一政權》的習作，隨即參加學生論文評獎，為佩之師賞識而獲獎；1959年開始在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受佩之師指導準備五代宋遼金元史課程，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受佩之師指導進行史學研究。我讀研究班課程的導師是鄭毅生天挺師，他是我的第一恩師，佩之師則是我的第二位恩師。我是不斷地回憶諸位恩師的教誨，2015年紀念佩之師撰文《緬懷勇于追求學術真理的楊志玖師》，現在再度緬懷，對佩之師勇敢地堅持追求學術真理并踐行的精神有了進一步認識，深知在那個時期、乃至任何時代，對史學家而言都是極其罕見的，是他留給我們的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史學工作者，也是所有學人必須具備的品格，由此我更加敬佩楊佩之恩師。

楊志玖先生（右）與馮爾康先生（左）的合影

佩之師堅持史家寫作信史的職責，為此而勇敢地同不良學風作斗爭，我是從三件事實認識到的：批評《人民日報》“編者注”、否定農民戰爭史研究中農民提出“平等”口號說、指出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理論不包括中國。

一是指出《人民日報》“編者注”批判雷海宗先生，是不實事求是的錯誤作風。

1957年4月，《人民日報》派人到天津，召開關于“百家爭鳴”的教授座談會，天津一些名家應邀出席，雷伯倫海宗師發言，說馬克思主義在實踐方面發展了，而在社會發展的基本理論研究方面，基本上停留在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他強調指出，人文學科的研究，要重視掌握證據，要有新資料，由此講到研究方法問題，特別是如何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們要體會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們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62年前的材料作出的結論，如果他們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會另作結論。”《人民日報》將諸位學者的發言稿刊登于21日和22日的該報上，特作“編者注”，謂雷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這卻是違反了事實”。因為列寧和中國共產黨在諸多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即使古代史研究中有新發現，也只是補充和修正個別論斷，并不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因此希望大家加以討論。由于《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這一按語給世人的印象是代表黨批評雷先生的。佩之師不同意《人民日報》所加的按語，認為是對雷先生觀點的誤解，因而寫信給《人民日報》，報紙于5月7日登載出來。信中說“貴報對雷先生的批評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明確表示不同意編者注。他所持的理由，是雷先生講的是兩種問題，一是革命實踐理論的發展，另一是從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方面說沒有什么前進，兩個問題不要混淆，雷先生并沒有講整個馬克思主義停滯，再說雷先生講有人揣摩馬克思主義詞句解釋歷史，佩之師表示贊同雷先生用豐富的材料補充、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直截了當地說，有人硬把馬、恩、列、斯個別原理和結論套在中國歷史研究上，可見雷先生的發言是諍友之言，更為有益。“反右”斗爭開展，“大人物”康生指責南開大學斗爭不力，于是雷伯倫師在劫難逃，被打成“右派”，佩之師大約因為出身中農家庭，萬幸沒有成為“右派”，被定為“中右”，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一職被撤銷，校工會的兼職也被取消。

二是實事求是研究農民戰爭史，沒有提出過“平等”要求。

楊佩之師與雷伯倫師講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問題，是進行學術探討，根本不是否定“指導我們思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問題，被按照政治問題處理，按常理，佩之師以后在理論問題上就不應當再發表不同于主流意識的見解了，可是他仍然為探求真理，勇于提出獨到見解。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民戰爭史的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大熱點，是所謂“五朵金花”之一，對農民戰爭的評價日益增高，如果稍有一點批評，就有誣蔑勞動人民之嫌，甚至否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嫌。對方臘起義的研究，有論文根據佛家《金剛經》中的話，認為起義軍提出了“平等”口號，予以表彰。佩之師經過對史料的考證和分析，得出并無其事的結論，因而著文《方臘起義提出過“平等”口號嗎?》，發表在1960年9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文章說：“主張方臘起義曾用過平等的口號，是證據薄弱，立論牽強，實在說不過去。”佩之師指出“平等”一詞，佛教徒的理解與平均財富說及今人的認識并不一樣，不應誤會。

三是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不包含中國。

前述1957年雷伯倫師反對亂套原理學術研究，而學界生搬硬套之風愈刮愈烈，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土地制度史，搬用馬克思關于古代東方社會的論點，硬作解釋，佩之師作文《如何體會經典作家關于東方土地制度的理論》，刊登在《光明日報》1961年5月10日的《史學》版。文章首先認為馬恩所說的“東方”“亞細亞”不包括中國，不過對了解中國上古土地制度有理論指導的意義。結尾則云“把馬克思關于‘亞細亞’土地所有制的特點的指示來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也是不妥當的。”眾云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以簡單邏輯的道理來看，佩之師的馬恩“東方”不包括中國的命題本身就是犯忌的，更勿論“亞細亞”土地所有制的指示不能說明中國土地制度的“悖逆”之論了。須知在當時人們的觀念里，馬克思概念中的東方即使沒有將中國包含在內，也不能明言，說不包括中國，是割裂馬克思主義，真是膽大包天。

總之，佩之師極其可敬的堅持追求學術真理的學風，他的為人行事，一貫實事求是、講真話，在學術上、政治上、生活上，莫不如此。

楊志玖先生在伏案讀書

佩之師是史學界中具有社會良知的典范

佩之師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表“頂風”的文章，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我心存疑問，20世紀末特意請教他，他引用別人的話說，“畢竟是書生”。他指的那位書生固然是形勢所迫參加“梁效”寫作組，也有心向往之的一面，而佩之師不同，他沒有后一方面心態，我體會佩之師的意思是書生不懂世事，又好講個真理，乃至無所畏懼。具體地我想到的是：

其一，史家必須具備寫信史的求真品格，對那些盲目跟從主流意識的風氣，形成以假亂真的偽史，必須反對、糾正，才可能達到史學以信史貢獻社會的目的。須知跟從主流意識的史學研究，往往占據主流地位，與其對抗，應有勇氣，不怕打棍子、扣帽子，佩之師就是這樣的學者，不屈不撓反對不良學風。

其二，提倡作諍友。他在為雷海宗先生辯解中，指出雷先生是“諍友”，不是反對主事者，只是指明主流意識的某種誤失，以便改正，這是“補臺”，對主事者更為有利，只有昏庸的主事者把它看作是“拆臺”，應該理解這樣的諍友，接納他，歡迎他！其實，佩之師就頗有“諍友”的品格，如歷史系舉行1985年春節團拜，主持人請他講話，他說今年是（十二生肖的）“牛年”，牛勤勤懇懇，但是牛年不要吹牛。多年的浮夸風為大家所深惡痛絕，他的話語一出，與會者會心地笑開了。

其三，研究者應有科學態度和方法論。佩之師和雷伯倫師一樣，反對學者揣摩馬克思主義的語句，據以論斷歷史。他進一步指出曲解史料，“未必是嚴肅的治學方法”。可知他關心的是治學方法的科學性和正確的觀點，是為提高科學研究的水平，因此不怕他人為此而批評他立場有問題。

佩之師為人、治學給我們的啟示

佩之師的為人、治學風范給我們怎樣的啟示？我體會到四點：

一是應具有自由、平等、獨立、獨立思考意識。佩之師就是在這種觀念主導下工作、生活的，我們知道，“自由”“平等”“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我們需要具備這種意識，做人要做自己的人，而不是他人的人，他人的工具，并以此從事生活和史學研究。學習佩之師尊重他人的品德，我以為這是他平等意識的體現，在一次會上我稱呼江沛教授為江先生，因為大家一般稱作老師，所以他很詫異，我說我剛做助教，楊志玖先生就稱我“馮先生”，于是他理解了。今年教師節，侯杰教授給我微信賀節，我回信“侯先生好，祝愿我們都生活愉快”，他跟著說：“我是學生，您可不能這么稱呼。”我回答說：“我剛做助教，楊志玖先生就叫我馮先生，鄭老給我寫信，謂爾康兄，我學的是我們老師的尊重他人的品德。”他回應說：“老先生們都是中國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

二是運用獨立思考精神，在求真求新學習和研究中取得創新成果。佩之師論證馬可波羅實有中國之行，成為這一學說的提出者，是艱苦鉆研的重大成果，是獨立思考精神的成就。

三是耄耋之年筆耕不輟。當他86歲高齡時整理回族史論文集，想起我約請他寫的收入《揚州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的一篇回族史論文《元代揚州的回回人》，一時找不出來，給我打電話，我找到了復印給他送去，順便請安。附帶說一下，我在該書《序》中寫道：“為文集寫作的是人文學科的專家，有享譽中外的楊志玖、卞孝萱等教授的賜文，為文集增色。”特別感謝佩之師的賜稿。2000年8月，南開大學主辦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討論會，佩之師作主題演講，會議開得很成功，消息傳播后，引起臺北《歷史月刊》雜志社的較大興趣，因該社過往同我有所聯系，打電話要我幫助組稿，出一個專欄，他們特別點名要有佩之師的論文，可知佩之師的觀點多么受到學術界的歡迎和重視。

四是佩之師艱苦生活中堅持史學研究。就是在上述那次研討會中，有與會者拜訪楊先生，回到會上說大夏天的楊先生家沒有空調。佩之師就是揮汗如雨的夏日筆耕如常，題外說一下，我去楊生茂師家請安，才知道他家的空調是學生湊錢幫助安裝的。那時老師們不富裕，可是學術成果頻頻問世。他們在艱苦生活中研治歷史，事實教導我們不論在什么情形下，不忘學人的本分——研究不停頓。

中華書局于2015年8月出版的《楊志玖文集》

最后，我想分享一件與佩之師有關，而他不知道的學林往事。1998年，我在臺北參加學術活動，臺灣大學榮休教授陳捷先先生、原臺灣聯經出版公司總經理姚為民先生請我吃飯，席間閑聊到獎學金的事，我說見到的獎學金每次給好多人，每人只能得到一點錢，無助于貧寒學生，我的老師楊志玖先生家境不富裕，靠山東省的一個基金會資助完成的學業。姚先生原籍山東平度，對楊先生求學經歷深為感動，大約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鄉情也在起作用，這位豪爽性格的“山東漢子”，當場決定在南開大學歷史學系設立獎學金，獲獎者要有平度籍貫的一名學生。我回校后就操持姚為民獎學金發放工作，逐年評定給予獎學金名單，到我2002年退休而結束。姚為民獎學金得以發放，潛在因素是佩之師的求學經歷，我想獎學金的獲得者應該懷著感念楊志玖師的求學、治學精神。

來源：南開大學融媒體中心

《南開大學報》

整理：韋承金

編輯：饒雨詩 梁煊

審核：吳軍輝 李夢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