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上海郊外的攝影棚里,暑氣蒸騰,《紅樓夢》劇組連軸轉,鏡頭外卻在悄悄醞釀一樁婚事。沒人想到,促成這段姻緣的,竟會是遠在北京、事務繁忙的周恩來總理。事情若要說清,還得把時針撥回二十年前。
1921年,孫道臨生于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任職北洋政府財政部。亂世里,這位少年一心撲在讀書與戲劇上,燕京大學哲學系的講臺、話劇社的排練廳,他來回穿梭。1948年,他在《烏鴉與麻雀》里飾演“小楊”,影片上映那天,電影院外排起長龍;不久,上海解放,他干脆留在新生的上海電影制片廠。新中國百廢待興,影壇人才奇缺,他一連拍了《渡江偵察記》《早春二月》等片,被觀眾稱作“戴眼鏡也有鋒芒的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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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一部接著一部,海報貼滿弄堂口的白墻,但演員工會的文青下午茶里,大家最愛調侃的是:孫道臨又拒絕姑娘了。有人看見,收工時分,幾位不相識的女學生守在廠門口,遞信、遞玫瑰,落空后失望返回。孫道臨卻一副“我只關心劇本”的模樣,朋友說他像“鑲了鋼板的古井”。
1960年前后,電影生產明顯降速,孫道臨難得清閑。當時,黃宗江正在排《家》,二人喝酒聊天,孫道臨忽然拋出一句:“我想成個家,你幫個忙吧。”黃宗江差點被嗆到,連聲答應,一拍桌子就當起媒人。兄妹倆騎著自行車在弄堂里兜了三天,結果發現同齡名伶幾乎都已出閣。黃宗江正犯難,靈光一閃:王文娟不正合適?
王文娟,1926年生,出身嵊州,十六歲便在舞臺上唱《西廂記》,聲腔甜亮,身段俏逸。與徐玉蘭合作《紅樓夢》后,“王派”唱腔幾乎成了越劇教科書。可別看她桃李滿天下,感情世界卻像深鎖的花園。為了練功,她常在后臺吊嗓到子夜,對媒婆的登門,一概笑著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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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約在巨鹿路一家茶館。黃宗江只說:“老孫,人來了。”王文娟一身淺綠旗袍,笑意含蓄;孫道臨把手里的劇本放到一邊,難得露出緊張。兩人聊戲,也聊讀書。王文娟問:“你為何自愿減薪?”孫道臨答:“主席拿三百多,我拿八百不合適,心里不踏實。”一句話,讓王文娟暗暗佩服。茶喝到微涼,他們仍意猶未盡,旁人一看便知“有戲”。
往后,孫道臨常擠在越劇院普通席位,燈光暗下,他悄悄擦眼鏡;王文娟在臺上唱“葬花”,裙擺翻飛,余光掠過觀眾席能捕捉到那副熟悉的黑框。散場后,弄堂里響起兩雙腳步聲,一送一返,連夜色都跟著發甜。然而進展到這里,竟止步不前。張瑞芳急得直跺腳,“再拖就成新聞了!”
1961年秋,張瑞芳到北京開會,同席的鄧穎超關切地問起演員們的近況。張瑞芳順嘴提了這對戀人。周總理一聽笑道:“有感情基礎就好,你們多做點工作嘛!”言辭雖輕,卻是催化劑。張瑞芳回滬第一件事,就是與黃宗江商量“推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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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巧這時,《紅樓夢》進入沖刺階段,導演謝晉擔心王文娟新婚后情緒松懈,對著攝制表直搖頭:“等‘黛玉焚稿’拍完再說。”劇組紀律森嚴,孫道臨只能在片場門外踱步。拍攝那天大雨滂沱,王文娟披著戲服躲進帳篷,看見他撐傘站在泥地里,輕聲說:“再等等,很快了。”
一切塵埃落定的日子定在1962年7月2日。上午九點,徐家匯路的婚姻登記處里站著兩位明星,衣著極為簡單。工作人員認出他們,小聲驚嘆,卻沒有人起哄。簽字時,孫道臨拿筆的手只是輕輕顫了一下。隔壁劇組預留的一個月假期,被王文娟用來補睡眠、練習京白,她笑說:“我嫁給了話劇,也嫁給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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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們反而更忙。1964年,《早春二月》在北京首映,孫道臨飾演蕭澗秋,觀眾散場久久不肯離去;王文娟那年同時排《梁祝·樓臺會》,一趟無錫演出,孫道臨跟到后臺搬道具,一身西裝沾滿石灰粉。朋友調侃:“堂堂電影明星成了劇務。”他卻樂在其中。
1978年,越劇改革座談會上,王文娟被推舉為代表;1980年,孫道臨受命執導《非常大總統》,片場時常看見他拿著妻子的唱腔錄音,示范給青年演員聽。藝術與家庭就這樣緊緊扣在一起,像兩把折扇合攏再展開,互補卻齊整。
孫道臨2007年辭世,享年86歲;王文娟在2021年合眼前還惦念著越劇新秀的排練。“多做點工作”這句話,她記了大半生。有人感慨,他們的結合,是越劇與電影的并蒂,也是那個年代文藝工作者對個人、對國家雙重情感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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