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孫道臨遲遲不結婚，周總理叮囑張瑞芳：你們多做點工作嘛

1962年6月，上海郊外的攝影棚里，暑氣蒸騰，《紅樓夢》劇組連軸轉，鏡頭外卻在悄悄醞釀一樁婚事。沒人想到，促成這段姻緣的，竟會是遠在北京、事務繁忙的周恩來總理。事情若要說清，還得把時針撥回二十年前。

1921年，孫道臨生于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任職北洋政府財政部。亂世里，這位少年一心撲在讀書與戲劇上，燕京大學哲學系的講臺、話劇社的排練廳，他來回穿梭。1948年，他在《烏鴉與麻雀》里飾演“小楊”，影片上映那天，電影院外排起長龍；不久，上海解放，他干脆留在新生的上海電影制片廠。新中國百廢待興，影壇人才奇缺，他一連拍了《渡江偵察記》《早春二月》等片，被觀眾稱作“戴眼鏡也有鋒芒的書生”。

片子一部接著一部，海報貼滿弄堂口的白墻，但演員工會的文青下午茶里，大家最愛調侃的是：孫道臨又拒絕姑娘了。有人看見，收工時分，幾位不相識的女學生守在廠門口，遞信、遞玫瑰，落空后失望返回。孫道臨卻一副“我只關心劇本”的模樣，朋友說他像“鑲了鋼板的古井”。

1960年前后，電影生產明顯降速，孫道臨難得清閑。當時，黃宗江正在排《家》，二人喝酒聊天，孫道臨忽然拋出一句：“我想成個家，你幫個忙吧。”黃宗江差點被嗆到，連聲答應，一拍桌子就當起媒人。兄妹倆騎著自行車在弄堂里兜了三天，結果發現同齡名伶幾乎都已出閣。黃宗江正犯難，靈光一閃：王文娟不正合適？

王文娟，1926年生，出身嵊州，十六歲便在舞臺上唱《西廂記》，聲腔甜亮，身段俏逸。與徐玉蘭合作《紅樓夢》后，“王派”唱腔幾乎成了越劇教科書。可別看她桃李滿天下，感情世界卻像深鎖的花園。為了練功，她常在后臺吊嗓到子夜，對媒婆的登門，一概笑著婉拒。

見面約在巨鹿路一家茶館。黃宗江只說：“老孫，人來了。”王文娟一身淺綠旗袍，笑意含蓄；孫道臨把手里的劇本放到一邊，難得露出緊張。兩人聊戲，也聊讀書。王文娟問：“你為何自愿減薪？”孫道臨答：“主席拿三百多，我拿八百不合適，心里不踏實。”一句話，讓王文娟暗暗佩服。茶喝到微涼，他們仍意猶未盡，旁人一看便知“有戲”。

往后，孫道臨常擠在越劇院普通席位，燈光暗下，他悄悄擦眼鏡；王文娟在臺上唱“葬花”，裙擺翻飛，余光掠過觀眾席能捕捉到那副熟悉的黑框。散場后，弄堂里響起兩雙腳步聲，一送一返，連夜色都跟著發甜。然而進展到這里，竟止步不前。張瑞芳急得直跺腳，“再拖就成新聞了！”

1961年秋，張瑞芳到北京開會，同席的鄧穎超關切地問起演員們的近況。張瑞芳順嘴提了這對戀人。周總理一聽笑道：“有感情基礎就好，你們多做點工作嘛！”言辭雖輕，卻是催化劑。張瑞芳回滬第一件事，就是與黃宗江商量“推進計劃”。

偏巧這時，《紅樓夢》進入沖刺階段，導演謝晉擔心王文娟新婚后情緒松懈，對著攝制表直搖頭：“等‘黛玉焚稿’拍完再說。”劇組紀律森嚴，孫道臨只能在片場門外踱步。拍攝那天大雨滂沱，王文娟披著戲服躲進帳篷，看見他撐傘站在泥地里，輕聲說：“再等等，很快了。”

一切塵埃落定的日子定在1962年7月2日。上午九點，徐家匯路的婚姻登記處里站著兩位明星，衣著極為簡單。工作人員認出他們，小聲驚嘆，卻沒有人起哄。簽字時，孫道臨拿筆的手只是輕輕顫了一下。隔壁劇組預留的一個月假期，被王文娟用來補睡眠、練習京白，她笑說：“我嫁給了話劇，也嫁給了你。”

婚后，他們反而更忙。1964年，《早春二月》在北京首映，孫道臨飾演蕭澗秋，觀眾散場久久不肯離去；王文娟那年同時排《梁祝·樓臺會》，一趟無錫演出，孫道臨跟到后臺搬道具，一身西裝沾滿石灰粉。朋友調侃：“堂堂電影明星成了劇務。”他卻樂在其中。

1978年，越劇改革座談會上，王文娟被推舉為代表；1980年，孫道臨受命執導《非常大總統》，片場時常看見他拿著妻子的唱腔錄音，示范給青年演員聽。藝術與家庭就這樣緊緊扣在一起，像兩把折扇合攏再展開，互補卻齊整。

孫道臨2007年辭世，享年86歲；王文娟在2021年合眼前還惦念著越劇新秀的排練。“多做點工作”這句話，她記了大半生。有人感慨，他們的結合，是越劇與電影的并蒂，也是那個年代文藝工作者對個人、對國家雙重情感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