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武當道士下山救治傷員，醫術奇特，抓活鯉魚，燒槐樹枝

1938年初冬，一個滿身血污的班長被抬進均縣城隍廟改作的病房，寒風帶著松葉拍打木門，他燒到說不出話，只伸手緊抓士兵的衣角。此刻，藥箱空了，醫生口中的那句“再等補給”顯得格外無力。

均縣地處漢水以西，戰火難以直撲，成了野戰醫院的理想后方。從1937年底到1941年，這里先后出現師、團級衛生所十余家，道觀廟宇的空房被鋪上稻草，就變成病房、手術室、藥材倉。有人開玩笑，這條河谷像一張巨大的行軍床，把南來北往的傷員都接了住。

選在武當山腳下扎根，并非偶然。其一，山路崎嶇，日軍轟炸機飛得再低也看不清目標；其二，道觀多、房舍空，拿鑰匙就能入住；其三，也是最關鍵的，山中草藥取之不盡，道士們又大多懂診脈施針，缺醫少藥的年代，這份“外掛”極其珍貴。

羅教培就是那批“外掛”里最顯眼的一位。河南出身，幼讀《道藏》，民國三年拜入紫霄宮。紅軍長征路過時，他曾主動給幾名赤腳戰士挑腳泡；十年后，他又背著小竹簍下山救抗日官兵。班長被抬來當天，軍醫只剩碘酒，羅教培二話不說接手。

他先喂了自制麻沸散，隨后把匕首在炭火里烤得通紅，挑開傷口，動作干凈得像在削竹簽。接著，他拿布條從傷洞里來回穿拉，把膿水和火藥末一并帶出。旁邊的見習軍醫驚得忘了眨眼——這種“拉鋸”法在現代醫院根本學不到。

真正出奇還在后面。羅教培摸出一條活鯉魚，手起刀落剖開，用木杵連同魚膽搗成漿，加冰片、五味子，糊在創口，再包紗布。那條魚的腥氣在屋里彌散，班長卻在傍晚退了燒。三日換藥兩次，腐肉被逼退，嫩肉生新。醫護們私下感嘆：“這不就是山谷里捉來的‘青霉素’嗎？”

同年春天，紫陽庵里另一位道長水合一也下山幫忙。水合一本是隨州讀書人，見民生無望遁入空門，卻沒把醫書丟下。日軍封鎖導致外傷普遍化膿，他便抓槐樹枝堆火燒成黑灰，搗粉，加香油調膏。若是大腿或肩背青腫，再用蔥白蘸熱醋掩敷，外再抹膏，一天兩遍，不出五六日，淤血便散。有人疼得直哆嗦，他只輕描淡寫一句：“忍一忍，火氣要從里面往外趕。”

水合一自認學識有限，可療效擺在那兒。野戰醫院記錄里寫道：1939年5月至7月，他獨自處理軟組織挫傷一百七十八例，無一演變為化膿性骨髓炎。數字寥寥，卻救回一線戰斗力，這在物資匱乏的歲月幾乎是一種奢侈。

武當山道士的醫術不只在治，更在傳。周舉道長早年收了個女弟子周詠南，小姑娘記住了三張方子：玉荷仙液止血止痛，生化靈膠促肉生肌，武當萬應丸祛風解毒。1943年，她隨隊東進負傷，大腿中彈。療養期間拿出玉荷仙液自用，引得醫生連連追問。傷愈后，她被安排在第129兵戰醫院后勤，卻主動把全部配方交給臨床組，連制法火候都寫得一清二楚，只說：“救人，比保秘方重要。”

二十多年后，周詠南病重，臨終讓兒子黃天把三方抄錄封存。1967年秋，黃天跋涉百里將信封交給紫霄宮中草藥研究室。他搖頭笑道：“我手拙，用不上。還是讓懂行的人續命去吧。”那一年，許多舊紙被當作廢物，而這三頁墨跡被小心收入木柜，繼續發揮作用。

粗布門簾里外，生死更迭。武當山道士從未登上戰功榜，卻用草木蟲魚與舊方古卷撐起一條隱秘的生命線。有人說他們不過“半吊子郎中”，可結果最有說服力——一個個原本被判“截肢”或“待死”的士兵重新背起鋼槍，這是任何教典之外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