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給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胡子拉碴的形象,這種形象與民國同時代的其他文人,尤其徐志摩、瞿秋白、胡適等給人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這種差距背后,實際與魯迅正式與文學結緣的時間有關。
張愛玲12歲發表處女作、20歲一戰成名;徐志摩18歲發表作品,25歲成名;胡適25歲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舉成名……
魯迅是民國文人里的“大器晚成”者,他成名晚,與他走了太多彎路有關。魯迅在正式成為作家前,曾走過五條彎路——
第一條彎路:學醫。
魯迅一開始的志向是做醫生,為什么想做醫生呢?因為他的父親某種程度上是被中醫害死的,所以魯迅一生痛恨中醫,他覺得只有學西醫,才能拯救國人身體。
1904年9月魯迅前往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留學,開啟了他為期一年零六個月的學醫生涯。
魯迅學醫耽誤了挺多的時間,他在學醫的過程中,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剖尸體。魯迅在日本醫學院解剖過很多男女老少的尸體,他曾經告訴許壽裳說:
“剛剛開始動手的時候,頗有不安之感,尤其對于青年女子和嬰孩幼孩的尸體,常有一種不忍破壞的情緒,非特別鼓起勇氣,不敢下刀。后來,解剖得多了,就完全沒感覺了。”
醫學和魯迅后來從事的文學,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耽誤了他非常多的時間。不到兩年,魯迅就迅速轉學了,這一方面與他在醫學上面全無天賦有關,他當年的醫學平均成績只有65.5分,也就是剛剛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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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棄醫從文,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無意當中看到了一部日本拍攝的日俄戰爭紀錄片,這個影片里有日軍殺害中國人的畫面。這個小故事,名字叫做《魯迅觀影》,他在影片里看到的畫面是一個日本人拿著刀砍中國人。
魯迅自己是中國人,他看到圖片以后覺得脖子一涼,整個就看不下去了。為什么?我們從前面我講魯迅不能解剖女人和孩子就有答案了,他是非常敏感的一個人,非常地多愁善感。所以,其他人看到這個畫面就當個樂子過去了,魯迅卻覺得非常痛苦。
他的痛苦一來是因為同胞受欺凌,二來是因為國人極其麻木,他們看到自己人被殺,居然還在看熱鬧。這讓魯迅極其痛苦。
痛苦當中的魯迅,非常義憤填膺地發出了兩句感慨:第一句是,日俄戰爭,為何在中國土地上作戰?第二句是,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余意以為:救思想以作家貢獻為多、先!
從這以后,魯迅就棄醫從文了。他想來到我的職業,當作家。他要從醫治人的身體,轉到醫治人的靈魂的層面。但他定了理想之后,就直接來了嗎?沒有,魯迅馬上走到了第二條彎路上。
第二條彎路:研究文藝。
決定棄醫從文以后,聽從母親的命令,回家跟原配妻子朱安結婚了。結完婚不久,魯迅跟逃命一樣地回到了日本,為什么,因為他實在非常地不喜歡朱安這個女人。不喜歡的原因呢,我們看一下朱安的照片就能有答案了啊,長得是比較地一言難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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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結婚以后重新求學,在日本學的是文藝,這趟重返日本,魯迅抱持了非常大的理想。
為什么這一趟留學是彎路,明明跟后來從事的文學是對口的啊。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在日本學文藝,連學校的門都摸到,根據我的考證,魯迅沒有在日本任何大學注冊正式的文藝專業。
魯迅在日本期間的所謂的學文藝,就是像一只蜜蜂一樣到處亂竄,所以某種程度上,這個階段他走的也是彎路,堪稱山路十八彎。
但是魯迅既然立下了大志要去學文,那就肯定會想辦法的,辦法總比困難多。
魯迅為了能在日本學到一點點文藝,就一邊大量閱讀日文書籍,一邊做翻譯,同時沒事就去參加各種各樣的集會、講演。當時他最常去的就是清國留學生會館,里頭有一些中國來的留學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棟小樓,魯迅當時沒事就往這里跑,來學習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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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國留學生會館
這個樓,是清政府建在日本的小樓,是1902年3月由清政府官員和留學生共258人捐款3717元建成的。這個樓只要3000多塊啊,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蓋一棟。但要注意當時的3000多塊,相當于現在300多萬了。所以,實際上,這個樓建起來不是那么容易的。
這個樓的總長是駐日公使,里頭有一個干事大家都應該耳熟能詳,就是蔡鍔,除此之外,陳獨秀也在這個樓里面學習過。
為了學習文藝,魯迅在日本還拜了一個瘋子當老師,這個瘋子就是民國第一狂人章太炎。我們去魯迅紀念館,就能發現,魯迅紀念館幾乎有一半的東西都是章太炎的,為什么,因為章太炎算是魯迅文學路上的真正的啟蒙老師。魯迅人生最后的時光,也是在給章太炎寫傳記,可見章太炎對于魯迅一生而言,是多么地重要。
魯迅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動不動就罵天罵地,罵所有人的特性,就是源于他的恩師章太炎,也就是說,魯迅的狂,多多少少是跟章太炎學的。
章太炎是沒有他不敢罵的人,他罵康有為、袁世凱、孫中山,直接把罵人升華成為藝術了。比如他罵康有為,也就是戊戌變法的領導者,他看不慣康有為拿著革命者的錢娶小老婆自己享受,所以就在七十大壽的時候送了一副對聯,上聯:國之將亡必有;下聯:老而不死是為。
他罵慈禧賣國,也是在她過生日的時候送對聯,慈禧有一次過生日,章太炎就寫了一個聯子:每逢萬壽祝疆無。意思是:祝你馬上死,這是非常地不怕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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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死的時候,留下了一句讓所有人都驚嘆的遺言,這句遺言是將他一生的狂傲書寫到極致了,他的遺言是這樣的,他說:“我死了,中國華夏文明也就死了。”意思是,我章太炎代表的就是整個中國最后的文明,可見他的狂到極致啊。
魯迅是完全繼承了章太炎的狂,所以我們看到魯迅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名字叫叫什么,叫《狂人日記》。狂人是什么?就是精神錯亂的人。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筆下的狂人是瘋狂但是不自知的,也就是有病還不吃藥。既然有病不自知也不吃藥,那他們肯定是無法自救的。
這個狂人長期上演“人吃人”,《狂人日記》中狂人最后記下的一句話是“救救孩子”,這是絕望的吶喊,也是魯迅的狂的終極體現。他狂到敢將天下所有正常人稱之為“狂人”,這是什么,狂到了極致。這就像所有人都往一個地方走,他往另一個地方走,還告訴所有人:你們都是錯的。
如果不能狂到極致,是說不出這樣的話,寫不出這樣的作品的。
所以,魯迅在日本學文藝,熱鬧得很,但他在日本所學的所有,都比不上跟章太炎學習。那是一段彎路,章太炎是他彎路上的驚喜,為他后來從文之路打下了基礎。
魯迅的第三條彎路:搞翻譯。
我們要知道魯迅第三條彎路有多彎,我們看看他翻譯的作品就有答案了。魯迅翻譯的作品非常大一長串:《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說集》,《工人綏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桃色的云》《苦悶的象征》《小說舊聞鈔》《出了象牙之塔》《小約翰》等,而每一部翻譯作品背后,都是大量時間的投入。
這些翻譯浪費了魯迅大量的時間,同時,還給他帶來了很多的批評。后來,中國的翻譯大家、文學家梁實秋就非常不客氣地批評魯迅的翻譯。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去罵魯迅搞翻譯太差勁,文章的標題名字叫《論魯迅先生的“硬譯”》,這個硬譯,很容易理解,就是死譯。
他說,自己看魯迅翻譯的作品,是硬著頭皮看下去的。
梁實秋還說了,他說:“看魯迅的譯作,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梁實秋還在文章里頭教魯迅,魯迅翻譯這事啊,當真是費力不討好,虧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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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
魯迅的第四條彎路是辦雜志,辦雜志是干什么?自己當老板。但我們想想魯迅是辦雜志的料嗎?當然不是。
魯迅創辦第一本雜志是在日本期間,雜志的名字叫做《新生》,結果大家都猜到了,沒出版一期就死掉了。
為什么呢?我們知道,辦雜志是要團結很多人的,需要很好的人際關系,還要有很強的愿力。但魯迅這個人,人際關系我就不說了,早期人際關系肯定不怎么樣。后來,他跟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也是決裂的狀態。他的真正的朋友是后期的革命者,還有書店的老板,比如內山完造,這是有利益往來的。其他的朋友是非常少的。
也因為魯迅不擅長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所以他的雜志在開始籌備的過程中,就胎死腹中。主要原因是參與創辦雜志的人中途生氣了,跑了。與此同時,當時他們也缺少稿件來源,給他們投稿的人非常少,這多少也因為當時的人,對文學刊物沒有太大的興趣。
魯迅的第五條彎路是當老師,魯迅當老師這條彎路,純粹是沒錢給鬧的。
原來,當時他的弟弟周作人在日本期間被給他們搞衛生的保姆羽太信子看上了,然后兩個人私定終身,結成了夫妻。周作人后來成為漢奸,也多少和這個女人有很大的關系。
魯迅當時是這么求助好友許壽裳的,他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去,因為啟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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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為魯迅與許壽裳
這話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弟弟結婚了,家里花銷越來越大了,我們再不想辦法掙點錢,就要揭不開鍋了,所以請你幫我找點事情做,讓我能夠活下去。
許壽裳就迅速給他找了當老師的工作,魯迅回國后,就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擔任初級化學和優級生理學教員,教的是化學和生理,同時還繼續擔任翻譯工作。
一邊當老師,一邊當翻譯,一個人做幾份工,從這里可以看出,他是極其忙碌的。為了生計是相當地迫不得已,完全把自己當牛馬了。
這時候的魯迅,理想依舊還有。魯迅的理想是用文學喚醒中國人,這是一個宏大的理想。但此時生計已經壓得他喘不過氣了。
但這樣的日子持續到了1912年以后,魯迅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他的工資多了起來,然后也不用在做兼職了,可以有時間進行寫作了,他終于可以做他最喜歡做的事情了。
1918年,也就是魯迅37歲那年,他發表了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這篇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
到了這里,魯迅才真正走到了他的正道上。不過,也得感謝魯迅曾走過的所有彎路,畢竟,這些彎路也或多或少的成就了魯迅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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