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是個星期天，新加坡的夜晚悶熱潮濕。
那天晚上的國慶群眾大會直播，原本是大家吃完飯準備聽聽國家大事的例行公事，誰也沒想到，平日里那個不茍言笑、只談GDP和國際局勢的“國父”李光耀，突然當著幾百萬人的面，指著鼻子教訓起自家的男大學生來了。
這不僅僅是教訓，簡直是當頭一棒。
這位剛把新加坡從貧民窟拉進富裕俱樂部的強人，那天晚上一反常態，顯得特別焦慮。
他居然拋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驚掉下巴的“優生學”炸彈：你們這幫受過高等教育的男人，如果繼續只娶低學歷的老婆，咱們新加坡的基因就要完了，國家就要亡了！
這大概是現代政治史上最魔幻的一幕：一個能把沼澤地變成金融中心的政府，竟然管天管地，最后還要管到老百姓的被窩里去。
這事兒吧，真不是李光耀那天喝多了或者是心血來潮。
那是他手里剛拿到了一份人口普查報告，數據看得他脊背發涼。
報告上明明白白寫著，新加坡看似繁榮的表象下，正在醞釀一場比一九六五年被迫獨立更可怕的危機。
要知道，就在僅僅十年前，他還在拼命讓大家“少生”，誰能想到，這種雷厲風行的執行力，最后竟然成了一把回旋鏢，狠狠扎在新加坡的未來上。
要說清楚李光耀當時的恐慌，咱們得把時鐘往回撥，回到一九六零年代。
那時候的新加坡剛被馬來西亞一腳“踢”出來，就是個標準的爛攤子。
一共只有581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連喝口淡水都要看鄰國臉色，幾百萬人擠在臭氣熏天的貧民窟里，失業率高得嚇人。
在那個節骨眼上，人多根本不是力量，是吃飯的嘴，是負擔。
為了讓這個小島活下去，李光耀祭出了那個著名的“兩個就夠了”政策。
這可不是掛幾條橫幅那么簡單，政府是動了真格的。
想生第三胎？
沒門。
沒產假、沒津貼，連孩子以后上學都要排在別人屁股后面。
甚至如果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底層家庭愿意做絕育，政府直接發一筆能買房子的現金獎勵。
這招狠辣且有效，新加坡的生育率像坐了跳樓機一樣，從一九六五年的近5.0，一路狂跌到一九七五年的2.1更替水平。
可是呢，李光耀千算萬算，低枯了現代化的副作用。
隨著他大刀闊斧地推行雙語教育，引進外資，搞“居者有其屋”計劃，新加坡人迅速從住棚戶區搬進了高樓大廈，從藍領變成了白領。
大家忙著賺錢、忙著享受生活、忙著去巴黎倫敦旅游，原本被政府強制壓抑的生育欲望，即便后來政策放開，也再沒彈回來。
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初，李光耀驚恐地發現，不僅僅是生的少，更是“優生”鏈條斷了。
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僅不愿意生孩子，甚至連婚都不結了。
這對于信奉精英治國的李光耀來說，簡直是動搖國本。
在他看來，若是精英不生孩子，剩下的都是“低素質人口”，新加坡哪還有未來？
為了把這個局面扭轉過來，李光耀干了一件在現代國家看來極其荒誕的事。
一九八四年，政府居然成立了一個叫“社會發展署”（SDU）的部門，你就把它理解為“國立官方婚介所”。
這幫公務員的任務不是招商引資，而是給大學生、碩士博士們拉紅線。
政府出錢搞相親派對，甚至包下游輪搞“愛之船”旅行，只要這幫精英肯結婚生娃，生得越多獎勵越重。
那時候，只要是有學位的媽媽生了第三胎，不僅能拿幾萬塊的現金紅包，孩子還能直接進最好的名校。
但這事兒吧，歷史跟這位強人開了個大玩笑。
搞經濟建設可以靠行政命令，生孩子這事兒，老百姓還真就不買賬。
那個SDU被民間戲稱為“Single, Desperate and Ugly”（單身、絕望且丑陋），成了大家茶余飯后的笑料。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最反感這種把人當“生育機器”的功利態度，甚至有人公開寫信抗議，說這是對女性智商的侮辱。
盡管政府連夜把標語從“兩個就夠了”改成“如果你養得起，就生三個或更多”，但生育率依然死氣沉沉地趴在1.5左右不動彈。
李光耀那個試圖用優生學理論來指導人口生產的計劃，在日益覺醒的個人主義面前，算是碰了一鼻子灰。
眼看本地人的“肚子”實在是扶不起來，李光耀在一九九零年代被迫使出了最后一招：開門放人。
既然自己生不出來，那就從國外引。
于是，新加坡的大門向全球敞開，從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到南亞的建筑工人，源源不斷地涌入這座小島。
這招在數據上極其漂亮，一九九零年到二零零零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長7%，勞動力缺口瞬間填平，街頭的餐館口味都變得五花八門。
可這又埋下了新的雷。
原本緊密的社會結構被瞬間沖散，本地人開始抱怨：地鐵擠得像沙丁魚罐頭，房價被外國人炒上了天，連去小販中心吃個飯都要跟外勞搶座位。
二零一一年大選前后，這種民怨達到了頂峰，甚至在向來溫順的新加坡引發了罕見的抗議集會。
老百姓覺得，國家是富了，但那是屬于外國精英和資本的，自己反倒成了這個繁華都市里的“二等公民”。
晚年的李光耀，坐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共政策學院里，看著窗外那個他親手打造的第一世界國家，心里估計五味雜陳。
他在回憶錄里坦承，日本那種死守單一民族、寧可老死也不移民的做法是死路一條，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新加坡的移民步子邁得太大了，扯到了社會的神經。
他在二零一零年代多次公開說，人口問題是他最大的遺憾，也是新加坡未來最大的威脅——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慢性自殺。
李光耀走后，這個燙手山芋傳到了兒子李顯龍手里，接著又在二零二四年交給了第四代領導人黃循財。
現在的政策早已不敢像當年那么簡單粗暴，政府一邊小心翼翼地把嬰兒花紅加碼到幾萬新幣，一邊把父親的產假也納入法律，甚至為了安撫本地人情緒，大大收緊了外籍勞工的準入門檻。
但即便如此，二零二一年的數據還是給了所有人當頭一棒：由于疫情限制了外來人口，加上創歷史新低的生育率，新加坡總人口出現了十年來罕見的負增長。
如今的新加坡，就像一輛被按了快進鍵的跑車，引擎雖然還在轟鳴，但駕駛座上的司機卻越來越老。
街頭的養老院床位比幼兒園還緊俏，政府財政預算里，給老人兜底的社會支出年年飆升。
李光耀用一生證明了“人定勝天”，把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貧瘠小島變成了全球富國；但他也在這個過程中撞上了“天意難違”的鐵壁——無論政府多么高效、多么有錢，都沒法強迫年輕人去愛、去結婚、去繁衍。
二零二四年二月，新加坡總理公署發布數據，二零二三年整體生育率跌至0.97，首次跌破1.0大關。
參考資料：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社，2000年
Wong, T. & Yeoh, B., Fertility and the Family: An Overview of Pro-natalist Population Policies in Singapore, Asian MetaCentre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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