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吳信泉的原秘書從捕魚隊調回縣機關：是首長的信鼓勵著我

轉到捕魚隊已是第二個年頭。白天撒網，晚上補網，胳膊常被麻線磨出血口子。同行的漁民好奇他的來歷，他只笑笑，沒多說。只有在夜里，蹲在桅桿下攤開吳信泉寄來的信，他才敢讓記憶發(fā)酵：1974年盛夏，自己初到北京西郊炮兵靶場，以為能在科研第一線大展拳腳，卻被臨時抽去給年近花甲的吳信泉做秘書，心里多少有些不甘。

第一次隨首長下部隊調研就吃了苦頭。南疆的雨季來得猛，山路泥濘。吳信泉拄著登山杖走在最前面，不肯讓警衛(wèi)員扶。夜里宿營，他把靴子搭在火堆旁，翻開筆記本，一頁頁默寫各國自行火炮參數，像學生做功課。那晚，徐宇澄小聲感嘆：“首長，您記這么多不累嗎？”吳抬頭笑了：“腦子不用，才會生銹。”那句話此后成了徐的座右銘。

與吳信泉共事的兩年，最讓徐震撼的不是首長的軍銜，而是那股不肯服老的鉆勁。每到試射場，吳總要親自盯緊發(fā)射數據，甚至親自扣動電鈕；回師部后，他拿紅藍鉛筆在圖紙上改得密密麻麻。徐后來回憶：“他寫字不快，卻極少涂改。”文件落款里的“炮兵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主任”十六個字，是將近三十筆的行書，寫完竟不抖一抖手。

1976年7月，一場特殊的清查悄然鋪開。有意思的是，外界風聲漸緊，吳信泉卻主動向黨委遞交個人意見書，要求以普通黨員身份陳述看法。結果可想而知，工作被擱置，秘書也成了“密切接觸對象”。徐宇澄接到調令：暫回地方，接受審查。離京那天，他提著僅有的行李，燈光下能聽到軍靴釘子磕在地面上的脆響。

科研所沒敢收他。縣里只好把這個“帶帽子”的干部送到幾十里外的江邊漁業(yè)大隊。茅草棚四面漏風，夜里水汽順著篾縫鉆進被褥。妻子帶著孩子在屋角點油燈，墻上影子被拉得老長。徐不懂水性，也不會自行車，往返城郊只能徒步六七公里。苦日子持續(xù)多久，他自己也說不清，只記得信件一封接一封地來。

信里從無豪言壯語。吳信泉總說兩句話：第一，相信黨；第二，學點新東西。徐照辦。閑時抓起漁民用的破舊羅經，自學航向測量；夜深了，就抄寫《兵器知識》舊刊。漁民取笑他“讀書能當飯吃嗎”，他笑笑不辯。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空氣里仿佛帶了甜味。可縣里調他回機關的報告仍被擱置，徐不免焦躁。

1979年秋，形勢出現松動。縣組織部干部悄悄走訪捕魚隊，核實徐宇澄表現。半個月后，文件下達：原結論撤銷，調縣財政科任副科長。消息傳到碼頭，漁民老林拍著他肩膀喊：“老徐，你要上岸了！”那一刻他才真切感到，吳信泉的九字囑咐不是空話。返回縣城那天，他沒先去新宿舍，而是拐進郵局，拍了封電報：“首長安好，一切照辦。”

吳信泉接電報時，人在廣州軍區(qū)醫(yī)院復查舊傷。他已七十高齡，仍堅持要把軍工科研的未竟之功補齊。見到徐的報平安，老人對陪護的警衛(wèi)員說：“孩子過了這道坎，就能頂得住風雨。”聲音不大，卻透著篤定。

1980年2月，徐被批準到縣機關報到，家屬也遷回城區(qū)。幾位舊同事投來探詢的眼神，他輕輕點頭，算是回應。新崗位不算顯赫，可他干得極投入。每年盤點縣財政，他堅持手工對賬到深夜，自嘲“當秘書時練出的細致，總算有用武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吳信泉的關懷從未止步。1981年中秋，他隨夫人俞惠如來信，一并寄來兩盒月餅，讓徐給孩子們添點節(jié)味；1983年端午，又托前線歸京的學員帶來一包新茶。吳在信里寫：“警衛(wèi)員、司機、秘書是我一生的戰(zhàn)友。”讀罷這一句，徐把信折好，夾進日記本，再沒讓別人碰。

1986年初夏，吳信泉從廣州返京途中，特意繞道揚州、南京，下車后把行程單壓在茶幾上，只留一句話：“去看看老部下。”當他踏進徐宇澄所在的小城時，已是傍晚。兩人隔著人群握手，徐忍不住開口：“首長，都是您把我拉回來的。”吳擺手：“別這么說，靠的是你自己。”一句短短的對話，旁人聽得云里霧里，卻讓他們心照不宣。

吳信泉逝世于1987年6月8日，終年七十二歲。噩耗傳來，徐宇澄正在審計賬冊。他把鋼筆放下，默默立在窗前。六點的鐘聲敲過，縣城上空的云層像被剪開一道縫。他沒有哭，只在夜里翻出那一沓舊信。信紙泛黃，字跡仍舊硬朗，尤其那九個字，墨色沒有褪。

若干年后，徐已是副縣級干部。有人請他在退伍軍人座談會上談感想，他只說了一句：“困難時候，有人告訴我不要丟掉信念。”沒提寄信人，也沒談自己的苦與樂，話說完，他合上筆記本，走下講臺——風平浪靜，卻回蕩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