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公益訴訟破解勞動者個體“不敢維權、不會維權”

本報記者 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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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與北京市總工會以“檢察公益訴訟護航勞動者權益”為主題發布6件典型案例，以法治之力保障勞動者權益。

來自湖北恩施的老向在北京做外賣騎手。他一度有個煩惱：很多小區不讓外賣員騎外賣車進入，但自己腿部有殘疾，“小區大，我走得慢，容易因超時而收到差評”。

有此煩惱的不只是老向。2025年4月，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陸續收到殘疾外賣員反映這一送餐困境。一道無形的門檻，是否損害了殘疾外賣員公平就業的權利？經過初查、公開聽證后，通州區人民檢察院進行了公益訴訟立案。

日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與北京市總工會以“檢察公益訴訟護航勞動者權益”為主題發布典型案例，披露了該案。除了老向憂心的“送餐最后100米”，對于汽修工關心的職業病防護，農民工掛心的工資支付，甚至是快遞員、收銀員易忽視的熱敏紙健康風險，檢察機關都以公益訴訟的形式“出手”，以法治之力保障勞動者權益。

暢通殘疾騎手“送餐最后100米”

接到殘疾外賣員反映的送餐難問題后，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啟動了調查。“我們調查發現，多個小區為規范管理秩序，禁止外賣員騎車進入，但殘疾外賣員因肢體殘疾步行速度較慢，或因聽覺障礙無法電話溝通，只能步行上門后當面溝通，容易出現送餐超時、顧客差評、投訴等問題，進而影響經濟收入。”該案承辦檢察官、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部門副主任李鵬說。

這樣的管理機制是否侵害殘疾外賣員勞動權益？聚焦這一問題，通州區人民檢察院邀請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區殘聯、殘疾外賣員代表召開了一場立案聽證會。

“我跟小區保安說了自己是殘疾人，也給對方看了殘疾證，可保安就是不讓我騎車進，我只好慢慢地走進去送餐。”聽證會上，一名殘疾外賣員講述自己的經歷說，雖然這一單按時送達了，但導致下一單配送超時并收到差評，申訴時卻很難提供“時間耗在上一單”的證據。

“就業促進法規定各級政府采取特別扶助措施以促進殘疾人就業，聽證員們一致認為，小區物業采取的自行管理方式不應與這一規定相沖突，殘疾人的勞動權益應得到充分保障。”李鵬說。

2025年6月，通州區人民檢察院與區住建委進行專題磋商，并邀請小區物業代表參加。磋商會上，有物業代表擔心安全隱患，也有物業代表道出困惑，“有的外賣員說自己是殘疾人，可沒有提供殘疾證，就算提供了，也不知道怎么識別真假”。

如何在秩序和權益間找到“最優解”？2025年6月，通州區人民檢察院與區住建委進行磋商，就優化物業管理模式，在最小程度影響小區管理秩序和居民安全的前提下允許殘疾外賣員騎車送餐、借助技術手段實現送餐秩序管理等整改措施達成共識。

目前，通州區已有460余個小區為殘疾騎手開放電動自行車準入。為兼顧小區管理秩序，通州區人民檢察院協同區住建委推動轄區小區免費加裝NFC智能門禁，騎手只需用手機“碰一下”即可實現身份登記和門禁解鎖。

“檢察+工會”協同共治護權益

老向的憂心事得到了解決，檢察公益訴訟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腳步卻并未停止。

促推建設工程項目規范開設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推動企業為建筑工人、快遞員及時發放高溫津貼，治理企業在招聘中違法設置性別、婚育等限制……“檢察機關通過跨部門聯動、大數據賦能等方式，聚焦勞動者權益保護難點堵點問題，督促相關行政機關依法履職，推動勞動者權益保護從個案辦理向類案監督、向溯源治理延伸。”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祁治國說。

記者注意到，此次發布的多個典型案例聚焦勞動安全防護和保障問題。2025年1月，北京市大興區總工會依托“檢察+工會”法律監督協作機制，向大興區人民檢察院反映部分轄區內的汽修行業存在職業病防護不到位的情況并移送案件線索。大興區人民檢察院督促衛健部門加強監管，推動轄區6家汽修企業為職工配好勞動防護用品、38家企業開展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和職業健康檢查工作。

這是“檢察+工會”法律監督協作的典型范例。工會主動介入、多部門協同、企業積極配合。檢察機關依托“檢察+工會”線索移送機制，通過調取汽修企業數據并發現職業病防治監管盲區，與相關行政機關進行數據共享，推動汽修行業職業病監管全覆蓋，助力多部門建立信息共享和聯合執法機制，逐步實現了職業病防護的全域、全行業整治。

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排查發現，轄區部分商家使用雙酚類化學物質含量超標的熱敏紙，商超收銀員、快遞員、外賣員等從業人員長期接觸可能危害身體健康。該院協同區總工會為8000余名勞動者配備防護用品，同時推動相關行政機關持續加強熱敏紙監管協作。

2024年以來，北京市檢察機關通過開展農民工欠薪治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等專項活動，辦理行政公益訴訟案件125件，為推動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提供了堅實司法保障。

公益訴訟“辦理一案、治理一片”

相比傳統的勞動者個體維權，檢察公益訴訟有哪些獨特優勢？勞動者在面對用人單位時可能存在“不敢維權、不會維權”的情況，檢察公益訴訟能否破解？

“與傳統個體維權主要解決‘點’上的、具體的勞動爭議不同，檢察公益訴訟的核心優勢在于，它著眼于維護勞動者群體的‘整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致力于解決‘面’上的、系統性的問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部主任于靜說。

于靜介紹，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開展監督工作。當發現行政機關監管不到位，不特定多數勞動者的權益未得到有效保護時，檢察機關可以主動開展監督，通過制發檢察建議等方式，督促相關行政機關依法全面履職。

個體維權通常發生在權益被侵害之后，是“事后救濟”，而公益訴訟則更強調“事前預防”和“事中監督”。“我們通過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篩查等手段，能夠在欠薪大規模發生前、職業病危害形成前，發現制度漏洞，推動源頭治理，保護的是整個勞動者群體利益。”于靜說。

在一起農民工薪酬支付保護的案例中，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檢察院通過大數據模型發現，部分建筑工程項目存在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開設不規范、工程款支付擔保制度落實不到位的問題。

這不僅僅是某一家企業、某一位農民工的問題，而是區域內整個行業可能存在的系統性風險。檢察機關并沒有局限于處理單個投訴，而是將其作為行政公益訴訟案件辦理，向相關人社、住建部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監管職責。

“這就是公益訴訟‘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典型效果。”于靜說，“我們通過監督一個違法行為，推動完善一項監管制度，從而守護一個勞動者群體的合法權益，最終實現雙贏多贏共贏的治理目標。”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