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恩人貪污被判死刑，毛主席力排眾議救他一命，事后才知高明

1932年，王盛榮從敵人刀下救下了毛主席，多年后，他卻因貪污被判死刑，最后還是毛主席發(fā)話，才救了他一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1952年，新中國的反貪風暴正刮得猛烈，劉青山、張子善的兩聲槍響，讓所有人都明白了一個道理：“功勞簿不是免死金牌”。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一份從武漢加急送來的死刑判決，被放到了毛主席的桌上，判決書的主角是中南工業(yè)部第一副部長王盛榮。

毛主席對王盛榮這個人很了解，這份了解不是靠匯報聽來的，而是在槍林彈雨里換來的，這種信任沉得很。

時間倒回至1932年的冬天，當時，毛主席被排斥于我黨和紅軍的領(lǐng)導(dǎo)之外，在一次前往贛南的調(diào)查過程中，毛主席遭到地方反動民團的圍攻。最危險時，警衛(wèi)員都倒下了，幾個團丁正端著刀槍逼近毛主席。

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是王盛榮帶著一個排的兵力及時趕到，硬是把毛主席從鬼門關(guān)救了回來。

還有一件事，更能看出王盛榮的底色。

1933年，上海的地下黨組織經(jīng)費斷了，之前派去送錢的兩個人都卷款跑了，20歲出頭的王盛榮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并立下軍令狀：“人在錢在，錢失人亡！”

他提著裝有3萬多美元的藤條箱，一路偽裝闖關(guān)，這份巨款在當時足以讓人過上一輩子好日子，他卻分文未動，扛了三個多月，硬是送到了地方。

就這樣，一個13歲就參軍的“紅小鬼”，從井岡山一路走到北京城，連建國后回家探親的路費都湊不齊，這種人，毛主席心里有數(shù)。

可就是這份深深的信任，到了1952年的運動里卻面臨了巨大的挑戰(zhàn)，那是一個對純潔性要求到極致的年代，任何一點差錯，都可能被無限放大。

1950年時，抗美援朝打得正緊，前線催武器催得像火燒眉毛，王盛榮負責軍工生產(chǎn)，眼看物資調(diào)配流程太慢，他那個暴脾氣一上來，干脆繞開程序，動用資金搞“計劃外”生產(chǎn)，把繳獲國民黨沒用完的鎢礦石也給用上了，甚至還辦了個小煤礦“以副養(yǎng)主”。

他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快點，再快點，讓前線的戰(zhàn)士們用上炮彈，這些在特殊時期為了效率搞出來的“土辦法”，到了運動來臨時性質(zhì)全變了。

地方上快刀斬亂麻，直接定性為“挪用公款”、“貪污腐敗”，直接將人判了死刑。

判決書送到北京后，很多人都覺得王盛榮這回死定了，誰知，毛主席看完報告很生氣，當場就把筆給摔了，嘴里只有一句話：“我相信王盛榮不是這種人！”

這不是護短，而是一種基于歷史的清醒判斷，他緊接著就反問身邊的人：一個1933年對著3萬美金都不動心的人，怎么可能在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一點生產(chǎn)資金就貪污？這個邏輯，簡單又直接，一下子就點到了問題的核心。

當然，信任不能代替調(diào)查，毛主席沒有直接下令放人，而是指派人親自去查，必須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調(diào)查結(jié)果很快出來了：王盛榮經(jīng)手的所有資金，沒有一分錢進私人口袋，全部投進了軍工生產(chǎn)。

最終，毛主席為這樁案子定了調(diào)：“王盛榮的錯誤，是方法問題，不是品質(zhì)問題。”死刑判決被撤銷，改成了降職處分，由副部級降到了副處級，到中南建筑工程管理局當工程處副處長。

毛主席的這個做法，不僅是救了一個人的命，更是在那個嚴酷的時代，為“擔當”與“貪腐”劃下了一條清晰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