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墨池：穿梭于中西方的價值“擺渡者”｜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四十一年前，當23歲的瑞典青年Mats Harborn站在北京人民大學的校園里時，他或許并未想到，自己將親歷并參與塑造這個國家最為波瀾壯闊的經濟崛起。

2024年10月，已成為傳拓集團（大眾汽車集團旗下商用車業務）中國辦公室總代表的何墨池，在江蘇如皋斯堪尼亞全新工業生產基地的開業儀式上，和中國記者熟稔的打招呼“吃了嗎？”，兒化音分外標準；向嘉賓敬酒時，他把酒杯放低一分的動作，讓對方吃驚。

從Mats Harborn到何墨池，這個“中文說的極溜的老外”，在中國經歷了什么樣的故事？帶著這份疑問，2025年深冬的北京，記者在位于北四環的大眾汽車集團（中國）辦公樓內傳拓中國辦公室見到了何墨池。何墨池沒有獨立辦公室，和普通員工一樣，在開放工位辦公。以傳拓集團中國辦公室總代表的身份，何墨池只是獲得了比普通員工稍大一些的空間。

對何墨池的采訪以中文進行，溝通效率很高，但思想節奏的跟隨并不輕松。因為坐在何墨池對面僅十分鐘，記者就意識到，這位瑞典人正在打開看待中國的另一個視角。他沒有像大多數外企高管一樣，將談話重點放在對中國發展速度的驚嘆和論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上。而是坦誠地將40多年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洞察和分析一一道來。他的表述忠于本心，既分享對中西方價值觀差異的觀察，也不回避因其獨特的“中國洞察”而促發的各種深層次行業討論。

這一切都源于何墨池40多年穿梭于中歐商政兩界的實踐，他涉足多個行業領域，擁有多重重要身份。從1982年為了弄清楚“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而啟動實地體驗開始，何墨池做過瑞典汽車企業和瑞典銀行的中國代表，從一本中國黃頁開始，參與并推動了歐洲“公路之王”（斯堪尼亞重卡）在中國從早期市場探索到最終實現本土化生產的漫長征程；參與過瑞典企業在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宣傳；協助多家瑞典企業開拓中國業務；做過眾多歐洲企業的演講嘉賓，在西方媒體立場之外，呈現真實的中國。更重要的經歷是：他相繼擔任中瑞、中歐商務機構主席，被稱為“懂中國痛點”的歐洲商務代表。當全球對投資中國觀望氣氛濃厚時，何墨池積極推動斯堪尼亞在華投資20億歐元，打造其全球第三個工業生產基地，，以此向外界傳遞“現在是投資中國最佳時機”的信號。

嚴格意義上說，何墨池在中國的經歷分為兩階段。前一階段他并未“鐘意”于這個國家，他始終惦記著回老家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卻一次次被“開辟市場”的邀約拉回中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歷史性的機遇讓何墨池放棄從政執念，他希望親眼看著這個東方大國如何一路“打怪”，解決一個個難題。他積極參與其中，并發現年輕時的夢想正以另一種更全球化的方式落地。

“很少有人一輩子能有那么多機會參與影響那么大的事情”，在中國的豐富經歷讓何墨池頗有成就感。他十分肯定：如果重回當初，依然會選擇來到中國。如今，當何墨池為全球多所高校和企業做有關中國的演講時，他經常會想起高中畢業時問過老師的一句話：“我學的中文和亞洲歷史用得上嗎？”老師的回答是：“你會成為中國和瑞典之間的一座橋梁”。

一個瑞典青年的中國課題

對于為何會來中國，何墨池說，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故事的開始，和一個瑞典青年的困惑有關。

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的何墨池在瑞典政治研究院圖書館做兼職助理，利用館內豐富的中國期刊資源，他為瑞典企業做中國市場調研。一份關于冷熱交換器的報告，直接促成了阿法拉伐公司進入中國市場。2025年，當何墨池在進博會上遇見這家企業時，對方仍感激于他當年的那份報告。但老師當時卻提醒他，“這種理論論證很難讓人信服。如果想繼續從事顧問工作，建議你先去中國住一段時間。”

前往中國的另一個理由來自于政治理想。當時的何墨池對從政、社會治理充滿熱情，他順利當上瑞典自由黨的分會主席。但黨內一項針對中國設立經濟特區的負面判斷讓他感到困惑，“在沒有了解外界的情況之前，我不能當政治家，”何墨池回憶說，老師的建議加上“不了解就表態”的黨內決議，最終促使他下定決心要去看看真實的中國。1982年，何墨池參加了北京語言學院的短修班；1984年，何墨池正式申請到人民大學一年的學習。

初到中國的感受是復雜的。“非常失望。”他坦言，“中國確實非常落后，也很封閉，那種我在書里念到的中國文化也看不到。”但另一個感受更深刻：“人都非常熱情。”在中國開放早期熱情與封閉交織的氛圍中，何墨池開始了對中國社會的第一段觀察。

1984年，何墨池和其他瑞典留學生以及中國同學一起

來中國前，何墨池并非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高中時，他遠赴英國游學，聽取老師建議選擇了中文和亞洲歷史，這是歐洲首次在高中開設亞洲歷史課程。他那時對中國根本不感興趣，但從中國香港回來的歷史老師非常肯定地告訴他：“亞洲是未來”。在何墨池第一次去中國前，大學里東方語言系的一位中文老師，以自己的閩南語母語音譯了“Mats”，得到了這個即使放在中國也頗為出眾的名字——何墨池。

這些看似偶然的經歷，其實都埋下了伏線：中國很早就已成為何墨池人生的必選項。

一本黃頁和“難回”的老家

可想而知，80年代的人大管理學并沒有為何墨池帶來新的知識增長，但對于他更感興趣的社會學研究而言，中國無疑是個不錯的樣本。在了解這個國家的同時，何墨池也結交一些至今都保持聯系的中國朋友，經歷了晚上穿著軍大衣帶著帽子口罩、全副“偽裝”的和中國女同學在校園里暢談政治，最后回留學生樓被攔住的有趣記憶。他手機里存有一張在中國留學時的照片，那是一個金發蓬松、意氣風發的帥小伙，與朋友們摟著肩膀，肆意的笑著。

何墨池的計劃是在人大學習一年就回瑞典繼續“搞政治”，但從瑞典出發前，他給瑞典中國商會的會員企業寫了信，本意是自己即將前往中國，如需要幫忙可以聯系他。1985年，斯堪尼亞找到了何墨池，邀請他成為該品牌在中國的第一位首席代表。這一年，何墨池24歲。他回國的計劃不得不推遲。

在回到斯堪尼亞瑞典總部短暫學習三個月后，何墨池被派回了中國，“我的老板給了我兩個任務：建立代表處，探索新客戶。”當時斯堪尼亞在中國只有林業部一個客戶群體，市場幾乎是一片空白。沒有現代的市場調研工具，何墨池拿起黃頁電話本，一家家聯系中國的運輸公司：“你們用不用進口品牌？做不做集裝箱運輸？做不做港口運輸？”三個條件滿足，他就帶著總部同事登門拜訪。

圖說：1985年，在江西上饒，何墨池在洽談公交車業務

圖說：同上（和斯堪尼亞同事一起）

憑著這種最原始的方式，他們定下目標：五年內，從大連到深圳的每一個大港口都要有斯堪尼亞的牽引車。1989年，這個目標提前實現，紅頭車隊和綠頭車隊開始在中國海岸線上奔馳。

目標達成后，“想學點新東西”的何墨池在1989年返回瑞典。在斯堪尼亞總部工作三年后，瑞典商業銀行的一通電話，再次把“去中國”的機會擺在何墨池面前：瑞典商業銀行正在尋找新的中國首席代表，但他們“想把一個懂中國的漢學家培養成一個銀行家，而非給一個銀行家從頭培養漢文化”，“懂中國”的何墨池成為最佳人選，正想轉型的何墨池接受了這一邀請。

1992年再次回到中國時，何墨池明顯感覺到了變化。從前與中國朋友吃飯都是他掏錢，現在變為AA制了。他笑稱在2004年又一次回來時，他發現自己已經是餐桌上最窮的了。

1997年，何墨池代表瑞典商業銀行與中國銀行簽署銀行協議

在銀行業做了5年后，1997年何墨池再次萌生退意，“我想當政治家，我想回去”的想法依舊強烈。但就在他簽下合約準備回馬爾默老家工作時，命運又一次把他留在了中國——瑞典駐華大使親自找到他，希望他擔任大使館的商務參贊。他拒絕了兩次，第三次被說服了。于是，1997年到2000年，何墨池的身份是“瑞典駐華大使館商務參贊”。

“我們的任務是幫助瑞典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幫助了很多企業，現在他們的業務都已經做得很大了。”何墨池的中國經驗成為稀缺資源，他開始成為瑞典企業爭相邀請的演講嘉賓。“沃爾沃重卡經常邀請我到哥德堡總部演講，講中國的商業環境、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我去過很多次，認識了多位關注中國市場的同事”。

1999年何墨池參加中瑞環境保護研討會

到2000年時，何墨池已經在中國待了13年，由于擔心被貼上“只懂中國”的標簽，39歲的何墨池再度回到瑞典，拓展自己的能力“寬度”。他成為Ecolean AB的市場和信息總監，兩年時間內，他將Ecolean打造了成果汁和乳制品行業的馳名商業伙伴和可持續包裝方案的提供者。

回顧往返于中國和瑞典的前16年，何墨池始終未放下從政的執念，但他也從未拒絕深入探索中國的機會。或許何墨池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與其說是各種企業的邀約讓他不得不留在中國，不如說是他一直熱衷于利用自己的所知所能，主動希望在中西方經貿合作中發揮作用。

“我沒有任何理由離開”

在何墨池體驗的中國經濟發展曲線中，2001加入WTO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那之后中國沒有回頭路，只有全面開放。所以加入WTO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全球。”何墨池說。

這一年，何墨池在瑞典做了一場演講，最后一句話是“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你還什么都沒看到呢，意指更吃驚的還在后面）。他以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判斷：“中國的變化會巨大的，大家都要做準備”。他此時或許并未想到，此后二十年，他見證并參與了這一巨大的變化過程。

同樣是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第二年，何墨池在瑞典成立了“Mats顧問公司”，他接到的最重要的一單業務又和中國有關——“瑞典政府給了我一個任務，去作為瑞典企業參與中國奧運會宣傳的平臺”。 2004年，當斯堪尼亞決定在北京成立新的代表處，全力進軍中國市場時，何墨池成為了領導這一拓展任務的理想人選。他毫不猶豫地接受邀約，再次回到中國。

自此之后，那個一心想當政治家的瑞典年輕人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深度參與中國發展的商業領袖。“越來越主動（留在中國），因為我后來發現，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個發展階段。不僅是見證，還能參與這種發展，這是難得的機會，我沒有任何理由離開這個環境。”何墨池說。

2003年何墨池在廈門

從2004年開始，何墨池迎來職業生涯高光時段，他以一把手的身份持續掌管斯堪尼亞中國業務20年。2007年，斯堪尼亞成為中國第二個獨資汽車進口商。2020年，在中國放開汽車領域外商投資股權限制后，在何墨池的大力推動下，斯堪尼亞啟動了在中國基地投資計劃。這期間，大眾完成了對斯堪尼亞的收購，并成立了擁有四大品牌的商用車集團——傳拓集團，何墨池在2024年成為傳拓集團中國辦公室總代表。2025年10月，一座擁有北歐風格的汽車基地在如皋落成，斯堪尼亞斥資20億歐元建成了海外最大基地，涵蓋研發、生產和采購完整鏈條，這里生產的車輛未來將銷往全球市場。

2025年10月斯堪尼亞如皋基地開業儀式上，何墨池做主題發言

斯堪尼亞成為中國放開股權限制后，首家獲得全資卡車工廠生產許可的歐洲商用車制造商。何墨池表示，在中國建立完整基地是一直是他的目標。“汽車技術創新的策源地已經轉到中國，通過整合中國在電氣化、智能網聯、自動駕駛等領域的尖端技術，我們能夠為集團構建源自中國的全球競爭力。所以我們在中國的研發部門會繼續擴大。”

在外資普遍提高不確定性風險的當下，這一投資成為“看好中國市場”的公開表態和標志性事件。通過敏銳地抓住中國開放政策的紅利，斯堪尼亞實現了全球戰略和中國機遇的有效協同。2025年11月，斯堪尼亞與傳拓集團發布了第一款針對中國長途貨運市場全新開發的牽引車，何墨池全程用中文主持了發布會，臺下最多的聲音是：“這中文水平，沒在中國待二十年學不來。”

巨變之下：“價值導向”思維與外企責任

無論是作為企業家還是政府官員，抑或是社會學研究愛好者，何墨池一直在敏銳的觀察和分析中國的發展模式。談及過去25年中國經濟最大的變化，何墨池以汽車行業為例，指出“中國一步步成為一個有創新能力的國家”。2013年，何墨池參加了一場汽車行業大會，一家自主品牌的創始人站起來說，中國車企要糾正造車就是組裝零部件的認知，要懂得造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集成項目，不掌握“know how”，永遠生產不了像西方國家那種品質的汽車。這段話取得臺下共鳴，也讓何墨池印象深刻，被他當作中國開始從制造向創造轉變的標志。“從13年到現在，中國汽車行業的發展是沒人能想象到的。”

“創新能力托舉出了真正的中國文化”是何墨池感受深刻的另一重變化。他提到動畫片《哪吒》，贊賞導演餃子讓每個角色有了靈魂，他認為《哪吒》證明中國整體文化已經提升到國際水平，中國文化開始在動畫片里得到釋放。對何墨池而言，他43年前初到中國時想要看到的東方傳統文化，終于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在他的面前。

“中產階級”的出現是何墨池最感同身受的變化。1982年初入中國，他感覺“中國人和外國人好像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但過去25年間，隨著中國中產階級群體的形成，何墨池與中國朋友的共同話題越來越多。不過，他仍然會因為中西方價值觀的不同而在處理某些人際關系時有被“卡在中間”的困惑感，他坦言“確實很難做決定”。

不過，作為深入政商兩界的企業家，何墨池看到的不僅是中國的各種“增長”，還有增長背后的隱憂。他認為，中國成了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生產能力是美國、日本、德國加在一起，但從“生產規模”向“價值創造”的轉型仍在進行中，核心問題是中國企業家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仍存誤區：“什么叫價格？你怎么定一個價格？簡單的理解為“成本加上毛利率”是錯誤的。”

“價格并不由生產成本決定，真正的價格只反映一個東西：就是你的價值，而價值由客戶決定”。何墨池強調，所有的商品最終的客戶主要是兩個：消費者或者政府，因此價格取決于你能滿足他們哪個層次的需求，基于你解決痛點的能力。

在他看來，這種“價值導向”思維是中國企業亟待補上的一課。對于目前部分行業過度依賴價格策略的現狀，何墨池提醒，企業必須將重心從“價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聚焦于客戶更深層的需求。這不僅是可持續的商業策略，也關乎長遠的環境與社會責任。事實上，何墨池的擔憂并不是少數派觀點，將競爭維度從價格提升到價值，正是中國經濟當下的主要課題。

基于此，何墨池不認同“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黃金期已經結束”以及“（外資企業）需要等中國市場能接受西方價值理念再進來”的觀點。相反，他認為此時是投資中國最好的機會。“中國現在已經到了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外資企業要扮演助推中國形成‘價值理念’的角色。”

中西方價值觀的融合，是何墨池希望看到的狀態。他認為，現在不是西方抱怨的時刻，要真正理解中國當下的發展階段，共同參與中國經濟模式的完善。“這是外資企業的責任和利益所在，因為保證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對全球非常重要。”

剛剛投產的斯堪尼亞如皋基地成為以上觀點的實踐。它向其他海外企業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基于對中國市場深度理解的價值投資正當時。何墨池坦言，這一投資的“含金量”，將在未來五年被反復審視。但聚焦中高端市場的斯堪尼亞很堅定：“我們不會以價格跟中國的競爭對手競爭，我們將靠價值競爭。”

另一方面，何墨池認為中國在2015年推出的“中國制造2025年”計劃和10大重點發展領域“非常聰明”，其取得的成果已經讓歐美意識到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因此，何墨池預測，未來5年可能呈現融合狀態：西方國家會更多采用主動性的產業政策，而中國會慢慢懂得怎么用價值定價格。

篤行的“擺渡人”

雖然放棄了回瑞典從政的目標，但何墨池在中國找到了更大的政治舞臺。從2005年開始，何墨池相繼擔任了瑞典駐華大使館參贊、中國瑞典商會主席、歐洲汽車工業協會中國商用車委員會主席、歐盟商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代表、中國歐盟商會主席。這些崗位給了他深度參與中歐商貿互動并將自己政治主張落地的機會。

2017年至2019年5月，何墨池擔任中國歐盟商會主席。高中老師的預言成真，他成了連接中國和整個歐洲之間的橋梁。何墨池堅持積極務實、互惠互利的中歐貿易合作，這種風格得到中方的肯定，他收到的中方評價是：“你是了解我們痛點的，而且給我們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這是我們希望達成的中歐關系”。

這種“建設性”的態度，也正是何墨池得以成為中歐之間“擺渡人”的核心特質：他既不是單純的批判者，也不是無條件的贊美者，而是一個基于深度理解提出改進方案的參與者。“我不一定是團隊中最懂中國的人，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新聞的話，我能感覺出這個新聞背后的意義”，何墨池說，這是一種“直覺力”。

不過，這種能力帶來的不僅是認可和成就感，還有困惑。何墨池坦言，雖然經歷很豐富，但他也曾有過“孤獨感”。半生往返于中歐之間，在有關中國話題上，受限于了解渠道的單一，很長一段時間他是缺少同行者的。不過，隨著彼此了解的增進，現在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瑞典，與他有共識的人越來越多。

當記者問Deepseek “政治家會有孤獨感嗎？”其中一條答案是：“超越時代的視野’會帶來一種思想上的孤獨。孤獨是清醒的來源，是和歷史對話的必然狀態。必要的孤獨是領導力的代價和條件”從這一角度來看，那個有政治抱負的青年從未走遠，何墨池一直以另一種方式堅持著自己的人生定位。

接下來，除了繼續投身中國業務發展，何墨池也在思考如何將自己的跨文化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和分享。何墨池愛好演講，這種演講從他第一次從中國返回瑞典就開始了。目前他幾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場合講中國問題，他給記者列舉自己收到的“邀約”：早上6:30給巴西的MBA課程在線授課，下周二在哥德堡查爾姆斯理工大學講中國的電氣化發展。他還希望可以寫一本書，，通過清晰的敘事，系統闡述自己對中國的理解，為消除有關中國議題的爭論提供思路。而所有這些計劃都有一個共同目的：推動中西方取得更有建設性的共識。

“我想幫助中國經濟擁有一個更加可取的發展模式，我希望西方企業能在中國起到更加建設性的作用，我也希望西方的政治家有一個更平衡的對中國的理解”，何墨池說，他要提醒歐洲的公司，從現在開始不能把歐洲作為世界的中心了，G7跟發展中國家的GDP總量比值已經是1:1，要想成為國際化公司，必須跳出歐洲思維，有更開闊的視野。在這個日益分裂的世界，這樣的擺渡人，或許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珍貴。

讓中西方價值觀“美美與共”的期待，已融入何墨池日常。據助理介紹，何墨池有個習慣，每到中國新年，都會寫一個對中國的新理解。對每一個生肖，他也會從他的角度去介紹，同時又融入中國人的文化內涵。他在中西方文化中平衡和切換著自己的角色，“中國的我和瑞典的我已經融合了。”

何墨池2014年畫的生肖馬

2024年為客戶主辦的卡車文化節做畫

此外，何墨池保持著挑戰新事物的熱情。2025年夏天，何墨池帶著全家去張家界旅游，為了滿足女兒的愿望，64歲的他竟然嘗試了蹦極。作為第一批有了解中國的欲望且付諸實施的歐州探訪者，何墨池的“中國之旅”何嘗不是一次漫長的自我挑戰。

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個答案。40多年前，何墨池因為堅持“只有了解才能做決策”而來到中國，了解中國、融入中國成了他人生的主題之一。如今，他帶著對中國的全部理解回去，希望更多的人能在真相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決策。可以肯定是，無論以什么身份，何墨池都將持續搭建那座連接東西方橋梁。

那個拿起背包“遠游”東方的瑞典青年仍未停下腳步，這個“很長的故事”也遠未結束。

（作者 劉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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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林

汽車與出行新聞中心首席記者 關注汽車產業發展趨勢、行業性事件、企業動態；全程記錄國內新能源汽車的發端、升溫、爆發，以及每一次新技術浪潮；對自動駕駛、造車新勢力、汽車行業投資、上市公司資本運作以及汽車產業政策變動進行持續性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