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公安戰(zhàn)士的南下回憶：南下途中收到通訊員來信對不起劉局長

一九六六年四月，西雙版納熱得像個蒸籠，潑水節(jié)的水花到處飛，但周恩來總理面前那個中年男人卻急得滿頭大汗。

這人膽子肥到了天際，總理親切地問他運輸有啥難處，他沒要錢沒要糧，張嘴就要兩架飛機運鉛錠。

總理都被這一出整懵了，愣了一下才笑著擺手拒絕，不過轉手大筆一揮，批給他九十輛解放牌大卡車。

這個敢跟總理“漫天要價”的硬茬叫劉志剛，當時的瀾滄鉛礦礦長。

誰能想到，就在十七年前，這位后來叱咤風云的工業(yè)大佬，在濟南火車站連個警衛(wèi)員都看不住，對著空蕩蕩的枕頭底，差點把眼淚憋出來。

把日歷翻回一九四九年八月，那是個舊世界正在崩塌、新日子還沒立穩(wěn)的夏天。

山東泰安縣委接到死命令，要把一套完整的班子拉去南方，時任公安局長的劉志剛名字就在名單頭里。

這一路南下，教科書里寫得那是氣吞山河，可在當事人的私人檔案里，全是讓人揪心的人性賬本。

就在火車要從濟南發(fā)車的前一晚，劉志剛挨了人生第一悶棍——他的貼身通信員小楊“溜了”。

這可不是戰(zhàn)場上怕死當逃兵，而是一次充滿了愧疚的“開小差”。

小楊在枕頭底下壓了一封信，沒寫什么豪言壯語，全是掏心窩子的大白話：“劉局長，我對不起你……我是獨苗，老娘、姐姐和對象都死活不讓我走。”

小楊把自己那把擦得锃亮的盒子槍，還有子彈，整整齊齊碼在枕頭底下，寧愿回家挨處分，也不敢邁出故土半步。

這事兒太真實了，它把“南下”這倆字血淋淋地扒開了給人看：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點上，宏大的敘事背后，全是普通家庭的生離死別。

劉志剛雖然按規(guī)矩發(fā)函要求嚴肅處理，但那把留下的槍，恐怕是他這一路最沉的行李。

車過信陽山區(qū)，停在一個荒得鳥不拉屎的小站時，居然出了個“火車頭丟了”的奇聞。

你能想象嗎？

幾百號南下干部坐在沒頭的車廂里，周圍全是黑漆漆的山溝子，那叫一個瘆人。

劉志剛帶著幾個公安干部，提著短槍摸到站長室，那個在國民黨手下干過的站長還在那裝傻充愣。

直到黑洞洞的槍口頂在腦門上，這貨才哆哆嗦嗦承認車頭被調去信陽了，趕緊打電話又要了回來。

這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現狀：舊的秩序爛了，新的還沒建起來，這種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荒誕劇，天天都在上演。

更有意思的是進了昆明后的日子。

大軍剛進城，雖說宣布起義了，但接管還沒公開，滿大街晃悠的還是穿舊軍裝的國民黨兵。

上面命令劉志剛這批接管干部“嚴禁上街”，可一幫年輕氣盛的小伙子哪憋得住？

他們穿著解放軍裝溜達到南屏街、正義路。

國民黨兵和特務看見這些“外來戶”，居然只是試探著問一句“干啥的？”

當他們把手一伸，報出“八爺”的名號時，對方非但沒開槍，有的甚至尷尬地敬個禮。

這種敵我共存、居然還能相安無事的瞬間，你在歷史課本里絕對翻不到。

如果說前半段是“打江山”的驚險，后半段就是“搞建設”的玩命。

一九五四年，劉志剛的身份來了個急轉彎，從抓特務的公安局長變成了瀾滄鉛礦的礦長。

從拿槍桿子到拿洋鎬，這跨度大得把腰都閃了。

去礦山的路上，沒火車沒汽車，只有馬幫和爛泥路。

十月的雨季，那一幫人跟著馬幫在深山老林里硬生生走了九天。

有時候馬幫走岔了道，他們就得在老百姓的糧倉里借兩條氈子，幾個人擠成一團取暖。

在這種慘到家的時刻，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居然是“講段子”。

這種苦中作樂的勁頭，比啥口號都管用。

正是這群在糧倉里聽段子的人，后來愣是用土窯燒出了鉛，用竹筋代替鋼筋蓋廠房，甚至在沒電的時候，靠柴油機發(fā)電，硬是把一個年產千把噸的小礦，搞成了周總理都要親自過問的國家重點項目。

那些看著像笑話一樣的苦日子，最后都成了硬骨頭。

那個關于“兩架飛機”的請求，還真不是劉志剛腦子發(fā)熱。

一九六六年，瀾滄鉛礦產量飆升，但運輸全靠三千多匹馬的馬幫，那是真正的原始運力，鉛錠堆在路邊跟小山似的運不出去。

周總理看到滿路運不走的鉛錠時，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雖然飛機沒給，但那九十輛解放牌汽車，徹底把邊疆礦山的命給改了。

更絕的是，省委書記閻紅彥來視察，發(fā)現旁邊傣族寨子黑燈瞎火，就礦區(qū)亮堂堂的。

領導下了“死命令”，劉志剛帶著工人兩天兩夜架線立桿，當電燈在傣家竹樓亮起來的那一刻，村民們在燈底下跳起舞來。

那首后來紅遍全國的歌劇《神燈照邊疆》，唱的就是這段真事。

從一九四九年枕頭底下那把冰涼的盒子槍，到一九六六年路邊堆成山的鉛錠，劉志剛這段經歷，其實就是那一代南下干部的縮影。

他們中有人怕了跑了，有人成了英雄，更多人就是默默在異鄉(xiāng)的土地上死磕，把荒涼搞成了繁華。

參考資料：

云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號102-1-45。

《瀾滄鉛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劉志剛，《南下歲月憶往昔》，內部印行回憶錄，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