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東升西降，中美并立！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2022年以來，俄烏沖突、紅海危機、中東戰火，被反復用來解釋全球經濟走弱，但地緣危機只是經濟問題的放大器，而不是根本原因。真正決定中長期下限的，是三個同時發生、且不可逆的結構變化：亞歐大陸人口紅利消失、全球資本投資意愿塌縮、全球化進程中斷并后退。

這不是周期問題，是系統運行的狀態發生了根本改變。

過去的2025年里，中美關系出現了一種耐人尋味、甚至讓許多傳統觀察者感到不適應的變化：大國對抗的敘事依然存在，但世界觀層面的趨同卻悄然成形。這種趨同，不是價值認同，也不是制度靠攏，而是一種更深層的、關于全球權力重構、主權與秩序的現實主義回歸。

從釜山會晤，到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正式發布，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對全球體系的系統性拆解，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指向了同一個結論：美國單極時代已經終結，新的秩序尚未定型，中美正在并立為全球體系中最核心的兩極。

一、美國對中國再定位！

在剛剛結束的正義使命2025演習中，美國反應非常平靜，這與1996年臺海危機時美國的強硬表現形成了鮮明對比。原因不是美國變得善良了，更不是變得軟弱了，而是中國變得太強大了。那些認為美國軟弱的人，不放看看美國在委內瑞拉外海擊沉所謂販毒船只的強硬表現。

邏輯只有一個：美國的強硬因人而異，從來不會對真正的強敵開槍。

如今，美國對中國強硬表現的平靜反應，正印證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并且對中國的全球地位也進行了重新判斷。

回顧過去十多年，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主流定性，關鍵詞始終是修正主義國家體系挑戰者。這個判斷的邏輯前提是：

現有國際秩序是美國主導并受益的；中國的崛起必然意味著對這一秩序的顛覆。

在美國2025年底公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對中國的措辭和結構上已經發生了實質變化。全篇很少提到中國，而且即使提到也沒有太尖銳的表達。顯而易見，美國試圖放棄與中國進行公開的大國對抗，而要進行經濟競爭。中國仍被視為競爭者，競爭的重心被明確限定在經濟、技術與影響力層面，而非意識形態或文明沖突。更關鍵的是，中國被隱性承認為正在并且應該塑造全球秩序的大國之一。

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讓步。

這意味著，美國正在逐步接受一個事實：中國不是短期內可以壓制、遏制甚至逆轉的變量，而是必須長期共存的全球結構性力量。在這一前提下，將中國塑造成全面修正主義威脅，反而會迫使美國承擔其自身已無力支撐的全球責任。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華盛頓仍在口頭指責中國破壞秩序時，真正系統性破壞1945年以來國際規則的，恰恰是美國自己。

二、美國不再扮演世界警察！

2025年2月，特朗普卷土重來。

對比特朗普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三大調整，本質上反映的是美國自我定位的變化。

第一，權力高度集中。

第一任期內，對華政策在白宮、國務院、國安會之間存在明顯分裂，彭斯、蓬佩奧等人推動的價值觀對抗一度主導敘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始終牢牢掌控對華議題，對華鷹派被邊緣化，對臺軍售等遏華手段迅速工具化而非意識形態化。

第二，默認中國的大國地位。

特朗普不再糾結于是否承認中國是戰略對手，而是直接以交易邏輯處理與中國的關系：競爭可以存在，但必須可控；沖突不是目的，利益才是訴求。

第三，威脅的優先級進行了根本調整。

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首次將國內安全、社會撕裂、經濟基礎和邊境問題置于與中俄競爭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換言之，美國已經不再有能力、也想繼續為全球秩序無限兜底。

美國優先不再是競選口號，而是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關稅、制裁、退出機制被無差別地施加在盟友與對手身上，這使得美國事實上放棄了西方體系領導者的角色。

三、中美世界觀意外交匯！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個被長期忽視的事實開始浮現：中美在世界觀層面，正在向同一個方向收斂。

這個方向只有一個關鍵詞，那就是國家主權。

中國始終強調不干涉內政、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

特朗普在美國優先的框架下，重新審視一切國際義務，拒絕為他國安全、氣候或發展承擔額外成本。

兩國關于主權論述的出發點不同，但結果高度相似：全球原有的治理體系正在從意識形態驅動、價值觀主導，演變為實力和主權決勝。

這意味著，冷戰后以普世價值為包裝、以美國意志為核心的全球化秩序，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俄三個主要大國各自經營勢力范圍、保持有限合作、有限沖突的現實主義世界。

四、中國路徑！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選擇了一條與美國截然不同、卻更符合大多數國家現實需求的路徑。

當美國削減對聯合國的資金、退出多邊機制、削弱國際組織的地位時，中國通過填補美國讓出的空間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通過共建一帶一路，解決基礎設施赤字；

推進亞投行，提供發展融資新渠道；

強化上合組織、金磚擴員，強化非西方國家協調機制；

積極參與氣候變化、減貧、綠色技術領域，保持穩定投入。

關鍵在于，中國的對外參與，不附加政治條件，也不試圖改造他國的內部制度。這一點，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形成了強烈對比效應。

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國反而被越來越多國家視為可預期、可談判、可合作的力量。

五、歐洲的旁觀者危機！

與中美并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的戰略迷失。

威廉·黑格提出歐洲正在經歷21世紀的清朝時刻，引發了廣泛共鳴，并不是因為言辭激烈，而是因為精準點出了歐洲面臨的三重困境：

雖然歐洲的技術發明多，但是實現產業化的能力弱；

由于歐洲社會福利固化，導致資源無法向創新傾斜；

歐洲的價值觀自信演變為道德傲慢，拒絕向外部學習。

2025年，在俄烏沖突問題上，歐洲各國努力謀求介入甚至參與利益分配，但始終被美俄排除在餐桌之外。烏克蘭的安全問題由美國主導，停戰談判由美俄決定，烏克蘭的反俄成本卻主要由歐洲承擔。

這不是偶然，而是歐洲長期衰退的結果。

六、2026年的世界！

因此，2026年的東升西降，并不意味著中國全面取代美國，也不意味著美國迅速衰落。

更準確的描述是：

美國失去了定義世界的能力，中國獲得了參與定義世界的權力。

2026年的全球格局，將呈現出幾個基本特征：

單一霸權不復存在；

中美并立成為結構性現實；

中等強國與全球南方擁有更大回旋空間；

國際秩序碎片化，但并未全面失控。

在這樣的時代，真正危險的不是競爭，而是誤判。

19世紀的清朝，問題不在于外敵強大，而在于對世界變化的遲鈍與自滿。

21世紀的世界，同樣在經歷一場秩序重組。

這一次，中國站在上升軌道，美國選擇收縮，歐洲仍在迷失。

2026，不是終點，而是新階段的起點。

中美并立，已成事實；誰能適應，誰就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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