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
從無錫“盜用電動車”事件，看當代版“孔乙己的茴香豆”
孔乙己站著喝酒卻穿長衫，執著于“茴字有四種寫法”的體面，也困在“竊書不能算偷”的自我辯白里。百年后再看無錫外賣車被“盜用”事件，竟有幾分當代版“茴香豆”的荒誕——涉事者一句“覺得車好看就騎走”，恰似孔乙己“竊書”的詭辯；警方以“無非法占有目的”定性為盜用、僅作口頭教育，也像極了當年酒館里無人深究的“偷”與“竊”之爭。
孔乙己的悲劇，在于他用迂腐的認知對抗現實規則，試圖用文字游戲消解行為的過錯。如今涉事者擅自騎走他人電動車，拔走鑰匙致外賣小哥誤工，卻以“臨時使用”為借口，本質上也是在模糊“權利邊界”的紅線。而更令人唏噓的，是事件背后的現實鏡像：外賣小哥的電動車是謀生工具，正如孔乙己的書本是他僅存的尊嚴載體——孔乙己丟了書會窘迫，外賣小哥沒了車則斷了生計。可當小哥索要誤工賠償時，得到的卻是“可民事訴訟”的建議，就像當年孔乙己被人嘲笑時，無人真正在意他是否丟了賴以生存的書本。
警方的處理雖有法律依據，“盜用”與“盜竊”的區分也符合“主客觀一致”的司法原則，正如“竊”與“偷”在文字學上確有差異。但孔乙己的故事早已告訴我們：脫離現實民生的規則辨析，再嚴謹也會失了溫度。外賣小哥要的不是“盜用”與“盜竊”的法理科普，而是對勞動者生計的基本尊重——就像沒人會糾結孔乙己“竊書”的定義，人們更在意他被打斷腿的凄涼。若執法只盯著“是否非法占有”的法律條文，卻忽略了普通人因他人過錯承受的生計損耗，再“合法”的處理，也會像孔乙己的長衫一樣，透著一股不合時宜的疏離。
百年前，人們笑孔乙己的迂腐；百年后，我們不該再笑“外賣車被盜用”事件里的錯位。真正的法治，從來不是冷冰冰的條文辨析，而是讓“偷”與“竊”的界限，清晰地護著每個勞動者的生計——就像護著孔乙己那本不該被“竊”的書，護著外賣小哥那輛不能被隨意騎走的謀生車。畢竟，沒人希望自己的“茴香豆”，某天會被人以“嘗一口”的名義拿走，還被告知“這不算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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