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危機到政權動蕩，伊朗站在歷史懸崖邊!

作者 | 燕赤俠

2026年剛開年，全世界都在歡度新年，可伊朗卻深陷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經濟風暴。

街頭巷尾，憤怒的民眾紛紛走上城市主干道。

這不是普通的抗議，而是一場席卷全國、從經濟訴求迅速轉向政權合法性質疑的大規模社會動蕩。

這一切的起點，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生活艱難。

錢不值錢了，這是最直接、最刺痛人心的事實。

2022年的時候，1美元還能兌換43萬里亞爾。到了2025年12月31日，黑市匯率一度暴跌至1美元兌142萬甚至145萬里亞爾。三年時間里，貨幣貶值超過230%。

這意味著三年前你還能買一袋面粉的錢，現在連一小把都買不起。這已經不是通貨膨脹，而是貨幣體系的崩塌。

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12月伊朗通脹率高達42.2%，部分機構測算甚至達到48.6%。食品價格同比暴漲72.3%，醫療用品上漲50%。

與此同時，約三分之一的伊朗人日收入不到8.3美元，青年失業率接近30%，女性失業率超35%，4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這種情況下，抗議幾乎是必然的。事情很快失控，學生加入抗議，工人罷工，警察局遭襲擊，警車被燒。

令人震驚的是，有人公開呼吁流亡美國的末代王儲禮薩·巴列維回國復辟。

這位王儲也沒閑著，接連發布視頻，鼓動民眾“保持街頭存在”，聲稱“時機已到”。

但說實話，他在伊朗國內的影響力極其有限，更多是外部勢力借他之口制造輿論混亂。

真正讓伊朗寢食難安的，從來不是這位流亡者，而是兩個老對手——美國和以色列。

2025年12月底，內塔尼亞胡飛赴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與特朗普共度新年。

這顯然不是一次尋常的跨年聚會，兩人密談的核心議題正是如何利用伊朗當前的內亂，進一步加大對伊打擊力度。

就在2026年1月2日，特朗普公開表態：“將就伊朗騷亂事件進行干涉，美國已做好準備。”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更是赤裸裸地介入，其官方波斯語社交媒體賬號直接發文：“走上街頭，團結起來，我們與你們同在……不僅僅是在言語上，我們正與你們并肩戰斗。”

這種心理戰和認知作戰，配合軍事威懾，構成了對伊朗政權的全面圍剿。

但問題來了，為什么同樣是石油大國，沙特富得流油，伊朗卻窮成這樣？表面看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制裁所致。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后，美國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全面封鎖其石油出口、金融結算和國際貿易通道。

石油收入占伊朗政府財政的70%，一旦被掐斷，整個國家機器就失去了運轉的血液。

2025年9月，歐盟也重啟制裁，凍結伊朗央行資產，禁止原油進口。

結果就是，伊朗外匯儲備瀕臨枯竭，72%依賴進口的食品和藥品價格飛漲，經濟命脈被徹底扼住。

然而，制裁并非唯一原因，伊朗內部治理的結構性缺陷同樣致命。

伊斯蘭革命衛隊早已從一支意識形態武裝，演變為壟斷57%國民經濟的“軍商復合體”，控制石油、通信、交通、進出口等關鍵領域。

但若只看到這些，仍不足以解釋為何2025年底的這場危機如此致命。

關鍵轉折點，其實發生在2024年5月19日，時任總統萊希乘坐的直升機墜毀，機上包括外長在內的多名高官全部遇難。

伊朗官方認定為“惡劣天氣導致的意外事故”，但外界普遍懷疑背后有外部勢力干預。無論真相如何，萊希之死對伊朗政局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因為萊希不是普通總統，他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是伊朗“向東看”戰略的堅定推行者。

2021年上臺后，面對西方封鎖，他果斷轉向中俄，全力推進總額4000億美元的《中伊25年全面合作計劃》，同時緩和與沙特等阿拉伯鄰國關系，促成“北京和解”。

在他的治理下，伊朗GDP在2021-2023年間止跌回升，貨幣貶值和通脹雖未根治，但已出現企穩跡象。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在美以圍堵中為伊朗爭取到戰略喘息空間。

萊希一死，一切戛然而止，接班人計劃被徹底打亂。

國內兩大陣營，以神權體系和革命衛隊為代表的強硬派，與以城市中產、知識分子為主的改革派，立刻展開權力爭奪。

最終，改革派代表、主張對西方緩和的佩澤希齊揚當選新總統。但他上臺后的一系列操作，非但未能延續萊希的成果，反而加速了危機爆發。

首先，他提出遷都計劃，意圖將首都從缺水嚴重的德黑蘭遷至南部沿海。

表面理由是應對60年最嚴重水危機，實則想擺脫革命衛隊在德黑蘭盤根錯節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權力中心，這一舉動激化了與保守派的矛盾。

其次，在外交上，他試圖“左右逢源”，既想維持與中俄的合作，又頻頻向美歐釋放善意，希望換取制裁松綁。

結果卻是兩頭落空，中俄對其誠意產生懷疑，而美以則視其為軟弱可欺，趁機加大施壓力度。

最致命的打擊發生在2025年6月，為期12天的“以伊戰爭”爆發。

以色列發動空襲，200架戰機精準打擊伊朗100多個目標，炸死包括革命衛隊司令在內的20多名高級軍官和9名核科學家。隨后，美軍轟炸福爾多、納坦茲等核心核設施。

盡管伊朗宣稱用導彈反擊并贏得勝利，但其防空系統在首輪襲擊中幾乎癱瘓，三分之一導彈庫存被毀，核計劃遭重創，民眾對政府“保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徹底喪失信心。

這場戰爭不僅造成巨大物質損失，更摧毀了政權的心理防線。

貨幣崩盤、物價飛漲、停電停水、失業飆升……所有問題在戰爭后集中爆發，終于點燃了全民怒火。

如今的伊朗，可謂三面受敵：

內憂——經濟崩潰、社會撕裂、精英內斗、民眾絕望；

外患——美以軍事威脅、歐洲制裁跟進、代理人網絡被削弱；

領導力真空——86歲高齡的哈梅內伊健康堪憂，繼任者未定，改革派與強硬派互不相讓。

佩澤希齊揚政府雖緊急撤換央行行長、承諾減稅、與抗議者對話，但這些措施在系統性危機面前杯水車薪。

更糟的是，政府內部仍在互相指責，無人能拿出清晰的國家戰略。

一邊是強硬派要求全面對抗美以，重啟核計劃；一邊是改革派呼吁全面西化，放棄抵抗軸心。

整個國家方向迷失，社會共識逐步瓦解。

有人說，伊朗政權經歷過兩伊戰爭、數十年制裁、“阿拉伯之春”，這次也能挺過去。確實，只要革命衛隊和常規軍隊不倒戈，短期內政權垮臺的可能性不大。

但問題在于，即便鎮壓了此次抗議，只要制裁不解、經濟結構不調整，下一次危機只會來得更快、更猛。

國際社會的態度也至關重要，中國多次呼吁重啟伊核談判，反對單邊制裁；俄羅斯譴責美以干涉內政；但歐美多數國家仍堅持高壓政策。

在這種背景下，伊朗若想破局，唯有兩條路：

要么內部達成妥協，凝聚共識，推動真正有效的經濟改革；要么在外力逼迫下，被迫接受某種形式的政治重組。

但無論走哪條路，過程都將極其痛苦。

2026年的伊朗，已經站在了歷史的懸崖邊上。

是浴火重生，還是墜入深淵？答案，就在不遠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