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2年春天，北京301醫院。
陳毅元帥剛走70天，還沒等眼淚流干，張茜手里就拿到了一張判決書：肺癌晚期，伴隨淋巴轉移。
這簡直就是老天爺開的一個惡毒玩笑，那時候她才50歲出頭，按現在的說法，也就是剛退休跳廣場舞的年紀。
醫生拿著那張片子，手都在抖，不知道該怎么開口。
可誰也沒想到，張茜看完報告，臉上連點驚恐的表情都沒有，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氣。
這反應把醫生都整不會了，其實張茜心里明鏡似的：既然注定要走，那就不用擔心在這個世界上孤零零地活太久了。
但這事兒吧，最讓人破防的不是病情，而是她接下來的操作。
她拒絕了全封閉休養，那是用來保命的，她不需要。
她跟組織提了個聽起來特別“作”的要求：要把病房改成書房，她要整理陳毅的詩詞。
要知道，那是70年代初，外面的風聲還緊得很，陳毅生前的很多手稿都亂七八糟地塞在麻袋里。
張茜心里急啊，她這是在跟死神簽對賭協議，籌碼就是自己最后這幾百天的命。
于是，301醫院的那間特護病房，成了一個特殊的“戰場”。
這可不是簡單的抄作業，陳毅是個典型的豪放派，打仗的時候來了靈感，抓起紙筆就寫，字跡潦草得像天書，很多還沒寫日期。
更頭大的是，陳毅喜歡用典故，什么《史記》、《漢書》、《資治通鑒》，信手拈來。
要想把這書編好，張茜得把這些大部頭全翻一遍。
你可以腦補一下那個畫面：一個肺部已經爛成篩子的病人，戴著老花鏡，在一堆故紙堆里搞考據。
這哪是修書啊，這分明是在燃燒生命值。
這期間，張茜展現出的意志力簡直是個狼人。
剛做完大手術，麻醉勁兒剛過，普通人這時候都在哼哼唧唧喊疼，她倒好，躺在床上默背陳毅當年追她時寫的《贊春蘭》。
到了夜里，癌細胞擴散，咳血咳得撕心裂肺，護士沖進來要急救，她擺擺手示意先別動，指著桌上的稿紙比劃：把那個挪遠點，別濺上血。
這時候的張茜，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個戰地姑娘。
當年陳毅追她的時候說“我等得起”，現在角色互換了，那個說“等得起”的人先走了，剩下的這個，必須在有限的時間里死命追。
整理《延安行》這首詩的時候，出個小插曲。
陳毅當年走得急，沒寫日子。
張茜盯著那張泛黃的紙，稍微一琢磨，記憶就跟開了閘似的。
她不需要查檔案，閉上眼就能回到1941年5月。
這種橫跨幾十年的默契，說實話，任何歷史學家都替代不了。
這哪里是在編書，分明是在用紅筆，在兩個人共同走過的人生路線上，重新描了一遍坐標。
到了1973年底，情況已經很糟糕了。
張茜瘦得脫了相，衣服掛在身上像蕩秋千。
朋友來看她，勸她歇會兒，她指指肺部，意思很明白：病在這兒，腦子還能轉，不能停。
她甚至給自己定了KPI，每天必須核對多少條目，抄清多少頁。
兒子陳昊蘇看著母親熬紅的雙眼直掉淚，張茜反過來還得安慰兒子。
那時候她眼睛其實已經快看不清了，聽力也在退化，全靠那股子精氣神撐著。
這種地獄模式開了整整九個月，那部包含100首詩詞的初稿終于搞定了。
張茜親自校對了三遍，連陳毅生前的筆誤都一一標注“存其真”。
當她親手在封面上寫下《陳毅詩詞選集》這幾個字時，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她說了一句特別重的話：“總算把債還完了。”
這話聽著讓人心酸，哪來的債啊？
這就是一份生死契約。
她用這700多天的向死而生，硬是把那句“死生契闊”給兌現了。
其實這根本就是一部“合著”作品。
封面上印著陳毅的名字，可里頭每一行注解、每一次排序、每一個標點，都浸透著張茜的血。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她沒有選擇在悲痛中躺平，而是選擇在最后的光陰里，為丈夫，也為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留下了最后一份清晰的注腳。
1974年3月20日，張茜走了，只有55歲。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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