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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麾下一大將
1938年,春寒料峭,一位英挺瘦削的男子從法國回到了香港,此人正是當年的清華才子,姓喬,名冠華。此前,這位不滿25歲的年輕人,在哲學王國——德國通過了博士考試。但此君不及學位到手,已回到了故國。這個年輕人謝絕了其恩師金岳霖的邀請,他沒有像他的同學錢鐘書一樣去昆明那所頂級學府,而是留在了香港。
很快,他即成為此地首屈一指的國際問題觀察家,成為風云一時的“喬木”。其國際述評,有文采,有思想,有激情,水平之高,眾皆側目,甚至引得延安的一號人物都對其頗為青睞。
這個年輕人正在巴掌大的小島上打拼著,其實,這一切,冥其中似乎都是為著什么而來。到底為什么呢?直到1942年秋季的一天,才撥云見日。“喬木同志,你總算來了!”一雙有力的大手伸了過來。打量著這位中共南方局的首席人物,喬冠華竟有幾分莫名的感動。重慶曾家巖50號的初相見,給喬冠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喬此次由港赴渝穿越了“五千里路云和月”,此間曾不止一次地與死神擦肩而過,能夠來到周恩來的身邊,已是大幸。周公得知喬腸胃不適,婁山關翻了車,一路鞍馬勞頓,乃像長輩般囑咐道:“你要多休息,腸胃怕是有病,要檢查治療,工作問題以后再說。”
休息期間,喬曾幾次前往曾家巖,在這里,他還見到了不少人物,如董必武、郭沫若等。喬與董是初識,與郭則是重逢了——喬冠華當然記得,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幾年前的東洋。
1942年,《新華日報》按照整風精神改版,周恩來指派喬冠華為編委,主編“國際述評”,總編輯是章漢夫,同時要喬主編周刊,還交代他多參加一些中共代表團外事組(主要組員為王炳南、陳家康和龔澎)的活動。
正是在重慶,喬開始大顯身手。1942年11月19日,《新華日報》上有一篇叫《條條道路通往羅馬、柏林、東京》的國際述評非常叫座,文章精辟地分析了二戰局勢,并把東條英機在日本議會上的叫囂,比作“一座泰山上生了一個小耗子,費的力氣不小,然而產生的結果,卻極其可憐”。從此,“于懷”這個名字就成了該欄目的常客。在連續幾年時間內,它幾乎每兩周就要在此出現一次。在其第二篇述評《春潮》的文末,作者忽得神來之筆:“天南地北只要有桂花的地方,桂冠都應該戴在偉大的蘇聯紅軍的頭上。”在此期間,喬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國際述評上,還盡可能抽空到郊外華龍橋的《群眾周刊》去做事,或者參加外事組的活動。此外,喬氏還翻譯了《費爾巴哈論綱》、雪萊的詩《希望》,向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投稿。
此間,其國際述評頻頻轟動一時,《形勢比人還強》、《人創造了形勢》……1945年,美軍呂宋之戰揭開了戰爭史新的頁。在勝利在望之際,喬冠華也更加妙筆生花,《迎接人們的春天》、《不能再拖》、《克里米亞道路》等先后問世。后者說:“誰也不能預言,這閘后的洪水什么時候泛濫,更不能預言這泛濫的洪水究竟會奪取哪一個閘門而出?這是一道歷史的水閘;閘門的這一面是人民的力量,閘的那一面是人民的死敵,閘的上空閃耀著人民的世紀。這是一幅壯絕古今的繪畫,這是一幕決定命運的斗爭,那么,這斗爭何時展開呢?”評論性文章能寫到如此境地,非高手不能也!無怪乎左右各方都對此極其傾服。后來,喬氏夫子自道曰:“我經常想到屈原的兩句話‘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法西斯戰爭,就像我們在天上拿著掃帚星掃盡了人間的污穢,舉起劍來保護新的時代。……寫干巴巴的文章沒意思。”
短短一兩年間,喬冠華就成了周公麾下得力的筆桿子。同樣深受周公器重的,還有夏衍、陳家康和胡繩。他們都是《新華日報》的骨干作者。他們還一度被戲稱為“四大才子”,此說一經傳開,即受到周公批評:不能有幫派傾向;不能恃才傲物,要團結同志。這很快成為歷史,但卻在1943年上留下了淡淡的一抹痕跡。
重慶時期的喬冠華禍福相倚。所謂禍,是曾經大病一場,幾至不治。所謂福,就是因著這場大病,他終于撼動了一位女子的芳心。這女子,就是周恩來的英文秘書龔澎。為此,來渝談判的※※※特地調侃道:“你二人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呢!”此后的27年,他們將雙雙出現于同一個舞臺上。次年,他們的長子降世,也許他們當初都沒有想到,這個孩子將是自己外交事業的接班人。
1945年,延安的頭號人物來到重慶時,也順便帶來了他的秘書胡喬木。這樣,一個北喬木,一個南喬木,一個是※※※的貼身秘書,一個是周恩來的身邊紅人,今番碰在一起,問題就來了。南喬與北喬同是鹽城老鄉,又是清華故交,什么話都好說,唯此“喬木”之名既有詩意,又有影響,誰人甘愿拱手相讓?于是,※※※要北喬恢復胡姓,讓南喬恢復原名,于是,一個胡喬木、一個喬冠華,就這樣區分開來了。只是喬冠華對此頗不服氣,日后還對胡風夫人梅志說:“胡喬木把我原先叫的‘喬木’這名字搶去了,真叫人氣惱。”當然,此時的喬冠華不可能知道,他日回師北京后,他仍然會在這位叫他“氣惱”的人物麾下(新聞出版總署)。
也是在重慶時期,喬冠華與胡風之間還有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那就是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在這次討論中,胡風再次彰顯了其“硬漢風格”,不意這竟成為其日后生涯中的一個揮之不去的隱患。
當時的南方局,直接掌管華中、西南廣大地區,也就是整個長江流域主要地區(中上游)的局勢,而與領帥黃河流城(中上游)的延安遙相對應。因此,重慶、昆明、長沙、武漢、成都、桂林、香港等,兒乎都在周公的直接掌管之下。而此時幾乎所有名校的科研機構和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都云集于此。這就意味著,日后多半的知識精英和學部委員,都將從這里走出,從周公麾下走來,成為各界紅人。比如,文學界的“郭、茅、巴、老、曹”和“馬克思主義五大史家”中的四位(郭、翦、呂、侯)均在此。
外事系統的兩巨星
在香港從事一段地下工作之后,喬冠華終又回到了北平。時勢造英雄,新中國成立后,喬出任政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同時兼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至于主任,乃是周公。自此,年僅36歲的喬氏,登上了新中國的外交舞合臺,代表這人口最多的大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外交部的第一次重要活動,是1950年12月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就中國政府控訴美國武裝侵略臺灣問題進行討論。此次會議真可謂冤家路窄,喬冠華與自己的老師、蔣介石代表、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黼出現在同一場合。后者從頭至尾不由自主地用地道的英語發言。周恩來親點的儒將伍修權即要求發言,得到允許后,說:“我不知道這個發言人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在國際會議上發言不用中文,他還有資格當中國人嗎?”會場上哄聲一片,蔣氏滿臉通紅。只是不知喬冠華對此情境作何感想。
第二次大動作迅即而至,那就是關于朝鮮停戰的談判。在交戰雙方各有損傷之際,1951年6月底,周恩來親自點將,指定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和喬冠華參加停戰談判。史載:赴朝前,最高領袖親自找李、喬二人,就談判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7月初,眾人臨行前,周公亦反復交代:“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談判開始后,志愿軍方面分三線:一線是鄧華(副司令員)、解方(參謀長),直接同美韓談判;二線是喬冠華,負責落實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具體談判方案;三線才是李克農。為安全起見,李克農稱“隊長”,喬冠華稱“指導員”。此間,這喬“指導員”獨住一小院,院內有一株凌霄花,故自稱“凌霄館主”。美機多次來襲,館主反復遭險,卻自“巋然不動”。倒是在半島初秋之際,偶感涼意,館主手書一封,致舊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
炳南仁兄左右:開成秋深矣,冬裝猶未至,東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來,何以不考慮?吾人忍饑寒,公等等閑視,口惠實不至。難道唯物論,墮落競至此?……遙念周總理,長懷※※※,寄語有心人,應把冬衣寄。
對世人極所矚目的一場停戰談判,喬館主居然能以小小打油詩出之,實在是極盡風流倜儻之能事,頗有舊年周公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之氣概。外交部堪稱中央部委中最是文采飛揚的單位之一,然而,便是在此,能出喬氏之右者,亦寥寥無幾。亦正是在此間,細心周到的周公安排喬夫人龔澎赴朝探親,不久,二人便有女公子的問世,取名“松都”,意謂松山有孕,首都出生。
1954年,談判斗爭終告結束。喬氏回國,奔赴新征程,即兩次重量級會議: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
及至“文革”,在此“由大亂達到大治”的時代,“喬老爺”以其罕見的才華和機遇開始了極其輝煌的外交生涯。
據載,“文革”初期,外交部一度頗為寧靜。只是在那年的9月9日,外事口的革命遽爾升級。造反派大顯神威。喬頓成兩派重點揪斗對象,每天要向造反派寫“思想匯報”,還要把自己的“檢討”寫成大字報貼出去。曾有一段,喬被抄了家,還被造反派支使到大街上,賣報紙去了。
“外事無小事”,1968年底,國際風云變幻,喬冠華即恢復工作,投身于緊張的外交事務活動中。1971年,中國的外交工作取得重大進展,開始了與美國的蜜月期。
這年美總統特使基辛格再度訪華。喬冠華再次出馬,與“老朋友”(兩人同是博士)接觸,此次進展很順利。10月26日,基辛格準備啟程回國,周恩來破例用英語高興地說:“博士,歡迎你很快回來共享會談的愉快!”喬陪同基辛格乘紅旗轎車去機場,途中,他故意問:“博士,你看今年這屆聯大中國能恢復席位嗎?眼下聯大正在對此進行表決!”博士不假思索地說:“我估計你們今年進不了聯大!”喬哈哈大笑。其實,喬在去國賓館的途中,即從周公處獲悉了“最新最好”的消息。
即日,姬鵬飛就收到了聯合國的電報,邀請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代表大會。下午,周恩來等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王海容走進來說:※※※說,請總理、葉帥、姬部長、喬部長、熊向暉、章文晉,還有我和唐聞生,現在就去他那里。
在此次會談中,最高領袖說:我們派代表團去,讓喬老爺當團長。喬老爺懂幾門外語,能寫文章,口才又不錯,團長非他莫屬。
喬冠華剛剛飽嘗喪妻之痛,又得欽點之喜,于是受命率團。出發前一天,即11月8日晚,※※※又召見了有關人士反復指導。周恩來則提醒了一句:中國代表要穿中山裝,不要穿西服,你們可是代表中國啊!
會上,喬冠華與前蘇聯代表馬立克言語交鋒。馬攻擊中、美在裁軍問題上“搞一部奇妙的消極主義的二重唱”,說“中國領導人為了追求自己的狹隘目標,把一切顛倒過來”云云。馬氏出此惡言,驚愕了許多亞非拉代表。喬氏不慌不忙站起來,走上講壇,開始了其氣壯河山的發言:“究竟是誰在和美帝國主義一唱一和呢?中國的北邊,蘇聯大量武裝力量包括火箭部隊,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東邊,美國在日本和沖繩保持許多軍事基地、核基地。這算不算是一種二重唱?……蘇聯領導認為,只有美蘇兩家說了才算,這不是二重唱是什么?”“蘇聯代表對別人說蘇聯不是超級大國,可是他們的發言卻活靈活現表示出一副騎在別人頭上稱王稱霸、指手畫腳的超級大國的嘴臉。”“蘇聯代表大概在他們的小天地里當老子當慣了,他們認為,不管他們說什么,別人就得聽,否則就是反蘇。尊敬的蘇聯代表們你們錯了。這不是反蘇聯,這是反對你們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反對你們的社會帝國主義政策。”“中國人民就是不買你們的賬。你們的指揮棒已經不靈了,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發言甫畢,掌聲雷動。
馬被駁斥得語無倫次,上臺后亦只是瘋狂地揮著臂膀,已在臺下的喬冠華哈哈大笑,把馬驚得目瞪口呆。一位記者抓拍了這一場景,從此,一張名為《喬的笑》的照片開始流布于世界攝影史上。
從聯合國回來,喬又忙于準備迎接尼克松的活動,之后是聯合公報的磋商工作。為了這中美《上海公報》,喬冠華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公報也成為世界 外交史、國際關系史上的經典文獻。
同年,喬冠華參與了中日建交談判。此后一路順遂,有驚而無險。1973年,喬當選為“十大”中央委員,同年,單身3年的喬氏俘虜了另一位女子的心。花甲之年又新郎,無限風光喬冠華。次年,喬氏要求出任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領導說:“你知道的太多,不宜出任駐美大使。”喬氏即刻接掌外交部。
小喬生前身后名
然而,這一切,也正應了那句話:物極必反,月滿則虧。
1975年前后,周公病情日重,喬氏與之見面的機會亦越發少了。加之種種變故,他內心有了某種不安。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醫院出現一陣特別的騷動。不久,喬冠華即知道,那位一直對他關懷有加的領導已經陰陽永隔了,于是,在那一月中旬寒風凜冽的北京,在大門洞開的大殿里,已勞累了一周的喬冠華,堅持為周恩來守靈三天,終因疲勞過度,兼以風寒,發高燒住進了醫院。
是年6月,“四人幫”大批喬冠華。喬冠華參加聯大會議回來,乃覺一切均已流年暗換。及至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外交部貼出了大量揭批“四人幫”的大字報,內中就有大字報直接點了喬氏之名。那張《紅都女皇是怎樣出籠的?》尤其觸目驚心。10月17日,剛回國的喬冠華對此不以為意:“打倒‘四人幫’是大事,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我們也有錯誤嘛!”又說:“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然而不久,有關方面在王洪文家中搜出了一份名單,一切都說不清楚了。
那是一份組閣名單,是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擬訂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筆跡。
按此名單,原只是中央委員的喬冠華,即將越級直升政治局委員,幅度不可謂不大。名單一出,情勢遽變,喬“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央專案組的審查。11月11日,喬冠華會見了蒙古新任駐華大使,具體商談有關遞交國書事宜。這是喬冠華最后一次外事活動,亦是其外交生涯的終點。趕巧的是,從部長任上退下的喬冠華,果真到了一個新的崗位——對外友協。而按照上述名單,這個單位應該是在其妻章含之治下的。
所有人都鬧不明白:喬冠華怎么會這樣呢?于公,周公是其領導,是國家砥柱;于私,周公是其保護者,是其良師益友。他能從一個新聞工作者成長為外交明星,周公傾注了多大的心血!怎么可以這樣對自己的恩人呢!然而,鐵證如此,今復何言!
自此,喬氏仕途翻車,纏綿病榻,終于不治。喬氏門庭冷落之后,當年的舊友才開始先后來探望:夏衍、馮亦代鄭安娜夫婦、黃苗子郁風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然而,各方的敵手亦開始趁勢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令喬氏不堪招架。幸賴鄧小平等同志的關心,喬氏尚能老有所養、病有所醫。1983年9月21日下午,一位領導代表中央到醫院探望喬冠華,章含之湊在他耳邊說:“你有什么話要對中央講,是不是都說說?”喬冠華只是笑著對那位老戰友說:“謝謝你來看我。”然后側過頭來,對章含之說:“不說了,什么都不用說了。”
兩日后,《人民日報》第四版發布了一則電訊:
新華社北京9月22日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顧問喬冠華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時4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0歲。
訃告全文即是如此。四十余字。
喬氏多年的同事章文晉周穎夫婦與喬甚熟。周穎(時任駐加拿大政務參贊)回憶喬冠華1975年春的那段話時,仍記得他曾說:江青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稱贊重用;當前“文革”的形勢你也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于人世,識時務者為俊杰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么看重你哩!接著,喬習慣性地哈哈大笑起來。
縱覽史乘,我們不得不承認:歷史與人性確實有其幽暗的一面。以道德主義來苛責官人尤其是以“無恥之尤”來酷評文人,固不足取。但我們還是要尊重歷史,直面人性。即便是名人偉人,仍是人,是人就自有人的局限。喬氏晚年仕途之坎坷,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大概還有人格上的原因罷?
“末代名媛”及其他
自古才子便多情。喬冠華是官人,但亦是詩人文人。情之所鐘,尤在此輩。
喬氏一生與三位女子結緣,其初戀情人是鋼琴家姚錦新。姚氏今已非陽人,但其弟姚依林卻是日后的風云人物。姚與喬同庚,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外文系(喬高一級)。當時清華每年招生不過二百余人,女生只有一二十人,姚更是以其卓越的英語口才和鋼琴造詣而擄獲無數青年的心神。如此校花,喬冠華沒有理由不知其名。但歷史卻常常愛開玩笑:二人同校三年,彼此終是不識。等真正認識的時候,是在1940年的香港。喬、姚上演“傾城之戀”,卻相戀無果。姚氏放洋,嫁給了原北大高材生、日后成為美國著名學者的陳世驤。只是婚后二人并不幸福,待姚后來回國時,喬氏早已貴為外事口的紅人了。
成為喬氏原配的是他的第二位戀人——龔澎。說來也巧,喬畢業的那一年,龔也考入了與清華一墻之隔的燕京大學。龔澎雖然身在燕園,但和她當年一起參加革命的戰友中,就有個叫姚依林的清華高才生。龔的首位丈夫劉文華和喬一樣,也是留德青年。日后,劉成了朱德的秘書,她自己則成了周公的秘書。龔澎的姐姐龔普生、姐夫章漢夫,日后亦是喬的老同事。
龔澎美若天人。重慶時期,甚至在她成為“喬龔氏”之后,還有無數美國青年為其折腰。日后,龔澎以其一流的外文水平成為外事系統的首席發言人,無論其才華、性情還是容貌,都是睥睨群儕的當家花且。
惜乎龔澎英年早逝,讓正值壯年的喬老爺獨身空房。第二位夫人章含之隨之出場。值得一說的也是這位章夫人。結婚那年喬初晉花甲,章三十有八。為了這段忘年之戀,喬冠華豁出去了。喬、章聯姻的結果,在喬,是父子反目、同事糾葛,他甚至對鄧穎超大姐也頗為不滿了。
于今觀之,在喬的三位戀人中,章大概既不是最有才的,亦不算最貌美的,但卻是最有名的。原因無他,章氏有一個煊赫異常的家世,更有一支足可生花的妙筆。這位中國作協會員,在淡出一線之后,二十年如一日地追憶逝水年華,以回憶性文字而引世人矚目,《我與喬冠華》、《那隨風飄去的歲月》、《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先后問世,為其營造了美麗的光環,尤其是《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更給作者帶來了罕見的盛譽。喬、章的忘年之戀亦被演繹成了“梁祝”的現代轉世。日后數十年所有關于此事的文字,都是依著這口徑來發揮的。以至于不少素來洞悉高層內情的名手也說此“紅顏知己”“以梨花帶淚之筆”為喬“辯誣、雪冤”。其實,內中本就無“誣”,又何以言“辯”?
正是因著這支生花妙筆,章氏以“末世名媛”而見重當下。然而歷史證明,往往生前越是大紅大紫的人物,身后便越是容易爆出冷門。多少披著神圣光環的人物,在被請下圣壇之后,終不免失其“神”性,而露出“人”的本相。
2008年1月,差不多正是喬冠華由歐洲回國的七十年之后,章氏終于沒有跨過那一道“厚厚的大紅門”。之后,一篇叫做《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的長文在香港《大公報》面世。此文一出,即起轟動。此文雖有始無終,但卻揭開了冰山一角。作者洪君彥和喬氏元配龔澎一樣出身燕京。由洪文,吾儕所看到的章含之和世人所熟知的著名公眾人物章含之,顯然有太大的反差。“知人論世”又何其難也!
其實,這一切,又何止到“蓋棺”之時才知道。細讀其此前種種文字,尤其是《跨過厚厚的大紅門》,那欲言又止、閃爍其詞的語態,似不難窺見作者的種種難言之隱。在《風雨情》中,作者承認:在周公最無助時,她“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至于到底說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那大概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夫妻自是同命鳥。喬冠華又何嘗不是如此。據載:“就在基辛格離開北京之后,一場政治災難終于發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二年(1974)春天的批林批孔運動,把喬冠華卷了進去。”“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會議上,喬冠華被那洶涌而至的濁浪沖得暈頭轉向,他說了違心的話,揭發批判周恩來在中美、中日建交談判中所謂右傾錯誤。……1975年秋,喬冠華去305醫院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借此機會,他向周恩來剖析當年自己的懦弱,承認自己在那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錯誤的。……周恩來非常寬容地說:‘這不能怪你,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他得到了周恩來的諒解。”此事大致不差,只是不免有避重就輕之嫌:1974年上的喬老爺早已年過花甲,閱人無數,“經風雨、見世面”多矣,對人事紛爭和宦海沉浮早已體會良深,何以會“濁浪”甫至就“暈頭轉向”呢?雖然有句話叫勢所難免“情有可原”,但另有句話叫“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越是在大風大浪里,越是在細微處,越是能見出世道人心。
而今,死者長已矣,后人又何言?對于歷史,我們應有“了解之同情”,有溫情與敬意;但也應還歷史以真實,還名流以人性,而不能任意拔高、曲意溢美。以為“一為名流巨公,便萬事皆好”,那恐怕也太離譜了。
一切都已成往事。往事雖非煙塵,但我們終將向前看。將歷史再度定格在1938年,那位躊躇滿志的娃娃博士,在走下海輪的一剎那,眺望北天。那時,他確曾沐浴在南國的春風里。
原載:《歷史學家茶座》總第13輯
作者:劉超、馬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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