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盆地考古芻議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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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江盆地是江西最早開始考古工作的區域，是一處自成體系、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先秦時期有著相對完備的文化發展序列。清江盆地廣闊的區域和四方匯聚的態勢是清江盆地文化發展的地理基礎。清江盆地考古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關鍵詞：清江盆地；先秦；考古學文化；地理基礎

清江盆地是江西考古的核心區域。清江盆地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紀40—50年代，饒惠元先生在盆地內發現了一系列遺址，篳路藍縷，拉開了江西考古工作的序幕。在介紹發現時，他均直接使用“清江”二字。此處的“清江”當指所處的縣名——“清江縣”（現已改名為樟樹市），并無清江盆地的概念。隨后在此處展開的營盤里、吳城、筑衛城、大洋洲、樊城堆、拾年山等多處遺址的發掘工作，同樣未出現清江盆地的表述。最先將“清江盆地”這一名詞用于考古工作始于2010年以后。劉慧中和周廣明先生在《文化遺產視野下的大遺址考古（考古發現篇）——以江西樟樹筑衛城為例》中首先使用這一地理范疇，指出“江西地區考古工作的開展，始于1947年以后，從六十多年江西考古工作的收獲和成績來看，以樟樹市為中心所在的清江盆地最為豐富和最有代表性”，并給出“包括樟樹市大部分地區及豐城市西南部、新干縣東北部”的大致范圍。此后在此處展開的區域系統調查中提到“清江盆地包括樟樹市大部分地區及豐城市西南部、新干縣東北部，處贛中丘陵與鄱陽湖平原的過渡地帶，屬鄱陽湖平原的南緣部分”，并提供了一份《清江盆地區域大勢圖》。在后文中，調查者給出的范圍“大體呈橢圓形，總面積約1300平方千米，地理坐標：北緯27°49′07″～28°09′15″，東經115°06′33″～115°42′23″”。經查對，此經緯度坐標恰與《清江盆地區域大勢圖》所覆蓋的范圍相吻合，這或許就是他們所認定的清江盆地的范圍。但作者在文中并未指出清江盆地的明確邊界以及具體依據，需要事先予以厘清。

江西的地勢呈不規則的環狀結構格局，東、西和南側均為山地，北側為低平的鄱陽湖平原。在邊緣山地和鄱陽湖平原之間的贛中丘陵上分布著18個較大的凹陷盆地，清江盆地即是其中之一，面積約3600平方千米。根據地質學研究成果，清江盆地形成于晚白堊紀至新生代喜馬拉雅期，是在燕山褶皺的基底上沿武功山北麓婺源大斷裂形成的斷陷盆地。當然，此乃地質學意義上的“清江盆地”，僅僅是提供了一個地理基礎，并不具有完全的考古學意義，還需要從此區域的地理態勢加以分析。

一、獨立之區域

贛江是江西的母親河，自新干沖出贛中丘陵地帶，進入遼闊的下游沖積平原。贛江進入下游后，因為受周邊地形阻隔，由南北向逐漸轉為西南—東北走向，在豐城東北又重新折向北流。由整體的地理形勢來看，此江段周邊山系環繞，是一處相對封閉的空間。南側，東西走向的武功山起自宜春西南，經新余南境，在新干縣城南跨過贛江，與樟樹南側的玉華山等山峰相連，構成一列較為完整的山地，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與南側的吉泰盆地間隔開。在九嶺山、武功山之間，有一列自西向東連綿起伏的海拔300~500米的山嶺，向東一直延伸到贛江西岸，同時也是袁水和北側錦江的分水嶺，構成了盆地的北側邊界。兩列山地在新余市區以西的江口村附近相接，袁江也由此穿過，形成一道峽谷。1961年借地勢在此筑壩，建成江口水庫（今稱仙女湖），恰反映此處的狹窄。袁江也由此處進入下游地區。在東側，贛江轉向南北流向處，玉華山余脈也呈南北走向，將贛江與東側的撫河流域分隔開。由此，在以樟樹市為中心，贛江下游的偏上處，西側至新余江口，南側以武功山—玉華山一線為界（經新干縣城南），北側至袁江和錦江分水嶺，東側至贛江和撫河分水嶺，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盆地，或可以樟樹市的舊名清江縣名之以清江盆地。盆地整體呈西南—東北走向，東西長約120千米，南北約30千米，面積約3600平方千米，包括今樟樹市全部、新余市東部、豐城市大部、新干縣北部等大片區域。

清江盆地內水系繁多，整體是以贛江為軸，西側有袁江、肖江匯入，東側有數支從山前流入的較小支流流入。袁江位于最南側，西側起自萍鄉武功山脈，一路逶迤向東，經新余、樟樹，最終在樟樹張家山匯入贛江。自江口水庫以下，袁江進入下游的低丘陵區，地貌上與中游的丘陵區有著明顯的差別。肖江位于袁江、錦江分水嶺之南，源自高安福建山南麓，整體由東北向西南，經樟樹，在豐城泉港納入贛江。著名的吳城遺址和樊城堆遺址都在肖江流域。盆地中部最低處為贛江和袁江的沖積平原，兩側為山前丘陵地帶（二級階地），再向外側則為山地，形成中間低，四周高的基本態勢。

二、自成之體系

清江盆地歷來是江西考古工作的重鎮。江西最早的考古工作即發軔于此。1947—1952年饒惠元先生在清江縣及周邊地區展開了江西最早的考古調查。江西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則是始于1956年江西省文管會對盆地內營盤里遺址的發掘。此后在盆地內多處地點的發掘工作構建起了本地的基本考古學文化序列，也凸顯出清江盆地在考古上的獨特價值。

清江盆地最早的考古學文化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拾年山一期文化。拾年山遺址位于新余市北郊，袁江下游支流蒙水河畔，也在清江盆地內。此類文化遺存現僅發現于拾年山遺址一處，對其分布范圍等無法進一步加以探討。新余拾年山一期文化在時代上應與大溪文化、馬家浜文化接近，距今約6000年。

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江西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包括修水下游的鄭家坳類型、修水上游的修水山背類型、贛東北的社山頭類型以及清江盆地的樊城堆文化。社山頭類型距離較遠，以下僅就位于贛江西岸的三支考古學文化略作分析。鄭家坳類型得名于靖安鄭家坳遺址的發掘。從文化面貌看，鄭家坳類型與長江北岸的考古學文化聯系更為密切一些，是江北的薛家崗文化在江南的一個分支。山背類型得名于在修水山背地區展開的調查。對于山背類型的分布范圍，彭適凡先生曾認為主要分布在鄱陽湖濱、贛江下、中游地區的五十余處遺址，包括南昌、武寧及萬年等地。李家和先生則提出不同看法。此后，彭先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山背文化分布范圍很小，“總體面貌還是有其濃郁的土著地方特色，非其他考古學文化所能涵納。它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分布在贛西北山區即修河支流奉鄉水兩岸及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樊城堆文化主要發現于清江盆地內的樊城堆遺址、筑衛城遺址、拾年山遺址、營盤里遺址等處，周邊的調查也發現有相當數量的樊城堆文化遺址等。在盆地以外僅有永豐尹家坪遺址一處樊城堆文化遺址。可見，樊城堆文化主要分布范圍是清江盆地。

進入青銅時代以后，吳城文化的發現打破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舊有認識。清江盆地是吳城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域，除了命名地——吳城遺址外，還有牛城、新干大洋洲墓葬、中陵水庫銅器群等一系列重要發現。另據調查，在樟樹市范圍內發現百余處遺址。吳城遺址位于肖江流域上游的經樓河畔，是一處有著完整城墻體系的大型城址。城垣近圓角方形，南北最寬處約800米，城垣周長約2960米，面積達61萬平方米。城墻高出周圍地面約2~3米。城址的時代從相當于中原地區二里崗上層時期延續到殷墟四期時期。在城址內除了城垣、城壕、城門外，還發現有居址、祭祀遺存、手工業遺存及墓葬等多種遺存。在城址內除了發現大量陶瓷器外，還出土有相當數量的青銅器，故而此地又稱“銅城”。吳城遺址的發掘，第一次在長江以南發現確切的商時期遺存，同時也構建了本地商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為進一步探討本地的歷史進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牛城遺址位于贛江東岸山前丘陵的邊緣地帶，下方即為贛江沖積平原。城址由內城、外城和內河三部分組成，面積約32萬平方米。牛城外城周長2565米，內城周長約1424米。城墻最高達到7.7米。在城址內發現有夯土臺基（上有大型建筑基槽），周圍有房址、用火痕跡、道路和禮儀性建筑等多種遺跡，還發現有墓葬、窯址等。根據在城址內多處地點的發掘，認為城墻始建于吳城文化第三期（相當于殷墟三、四期時期），但城內出土遺物表明城址從吳城文化第二期（相當于殷墟一期時期）即有活動，延續使用到西周初年。牛城遺址周圍有大洋洲墓葬和中陵銅器群等重要發現。大洋洲墓葬內出土器物數量達1374年，其中青銅器有475件，另有大量的玉器和陶瓷器等。青銅禮器中僅鼎就有30件之多，且形體高大、紋飾絢麗，俱為精品。發掘者推斷墓葬的下葬時間在吳城文化二期，大致相當于殷墟中期。墓內出土銅器的時間跨度從二里崗時期延續至殷墟二期。1976年，在牛城附近修建中陵水庫時發現一批銅器，含大鼎5件，以及小銅鼎、甗、爵等，并伴隨有大量陶器和釉陶器（原始瓷？）等，當時認為是西周時期遺物。此后有多位學者指出這批遺物應該是商代的。李朝遠先生認為屬商代晚期，施勁松先生則將其時代劃定在二里崗至殷墟時期，唐際根先生認為其時代相對于中原地區的“中商二期”。這些發現反映出吳城文化人群已經具有顯著的社會分層和等級結構，“是中國長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門檻的地區”。

對于吳城文化的分布范圍除了清江盆地外，曾有學者將贛西北長江沿岸和鄱陽湖西岸的一些遺址也納入其中。如彭明瀚先生將吳城文化分為贛江下游、鄱陽湖西岸的石灰山類型和贛江中游、袁水流域的吳城類型。彭適凡先生指出贛江下游和鄱陽湖以西的贛北、贛西北地區是吳城文化分布的另一個中心區，相關遺址有德安石灰山、陳家墩、界碑嶺、蚌殼山、九江龍王嶺、瑞昌銅嶺銅礦、瑞昌檀樹咀、九江神墩等遺址。但有學者通過系統對比考古資料，將贛北和鄱陽湖西岸的三代時期考古遺存分為龍王嶺類型和石灰山文化，前者是商文化盤龍城類型之下的次級類型，后者時代是從小雙橋時期延續至殷墟時期。從文化特征上，石灰山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與吳城文化有相當的區別：吳城文化少見石灰山文化中占較多數量的掛黑衣陶；石灰山文化所見印紋硬陶器或原始瓷器未有吳城文化多；用器種類上，吳城文化比石灰山遺存更豐富，且制作技藝明顯高于石灰山文化；石灰山文化受商文化的影響更為顯著；石灰山文化尚未見到高等級聚落，且與銅礦或冶銅遺址密切相關等等。因此“石灰山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雖與吳城文化有一定的相近因素，但兩者主體文化因素不同”。

與此同時，在贛江以東的贛東北和贛東地區的饒河和信江流域分布有萬年文化，重要遺址有廣豐社山頭、婺源茅坦莊、都昌小張家以及鷹潭角山窯址等。萬年文化的時代從二里崗時期延續至西周初年。萬年文化是在當地史前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支青銅時代文化，與吳城文化時代相當，分布地域毗鄰，但文化內涵差距甚大；又與分布在閩北、浙南和蘇南地區的文化保持著較密切的關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鄱陽湖的另一條支流——撫河流域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初步勾勒出本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此流域的考古學文化顯然面貌與清江盆地的并不一致，否則他們會直接借用清江盆地這一時期已經完備的文化譜系，而不是“粗線條勾勒出區域文化的演進特征”。由以上列舉可見，在相當于中原地區商代，清江盆地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并且“有大規模的遺址，以及環繞大遺址的眾多小型遺址，有文化中心和次中心。青銅器、文字、城墻、貧富分化等均已出現”，具有相當高的文明程度，已經進入了國家形態。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相對滯后，有著眾星拱月的態勢。

進入兩周時期以后，在盆地內有以筑衛城為統領和代表的一系列遺存，仍體現出此區域的重要性。筑衛城20世紀四五十年代即已發現，七十年代先后進行了兩次發掘，2011—2012年，在城內發掘了一處大型建筑基址。筑衛城位于贛江東岸二級階地的邊緣地帶，北側下方俯視贛江河谷。城址東西長410、南北寬360米，面積達14萬平方米。通過對發掘資料的梳理，推斷城址的時間年代為戰國早中期。由規模看，筑衛城是江西地區東周時期最大的城址。以城址為中心，周圍分布著大量同時期遺址，也有著國字山墓群、郭峰墓群、牛頭山墓群等附屬性遺存。國字山墓群位于筑衛城附近，共調查勘探發現五座形制較為統一的大型墓葬。墓葬位于小山或者臺地頂部，除被破壞的一座（M3）不清楚外，均是東西雙墓道的“中”字形豎穴土壙墓。其中M1，即國字山戰國墓，位于高約5米的小臺地頂部較為平坦的平臺上。墓葬外圍有東西長約80、南北寬約63米的近長方形圍溝環繞。墓葬的主墓道向東，墓室呈長方形，東西長約16、南北寬約14.4、深約6米，面積約230平方米。槨室周邊是白膏泥、木炭和紅生土分層夯筑而成的熟土二層臺。槨室是由枕木、底板、側板、及內部的立柱和上方的蓋板構成長方形箱體，東西長約13.5、南北寬約11.4、高約2米。槨室內整齊地被分隔成25個小室。槨室內有7具棺木，其中主棺為船形獨木棺。墓內殘出有2600余件套隨葬品，包括“旨翳戈（戟）”“不壽戈（戟）”等與越國王室相關的銘文資料。根據出土物等推斷，該墓的時代在戰國中期。墓葬體現出多種文化因素雜糅相處的特點。墓主有著很高的身份地位，可能與越國王室密切相關。由位置可見，國字山戰國墓是筑衛城城址的附屬性遺存，墓主是城址的統治階層。

在盆地中，還發現有諸多重要的兩周，特別是東周時期的遺存。新干縣城以西的贛江西岸發現一處戰國時期糧倉遺址。遺址位于贛江西岸的二級臺地上，遺址范圍南北2.5千米，東西1千米，是由城址、居住址、糧倉、陶窯和墓葬共同構成的大型遺址。遺址內發現成堆的繩紋板瓦和印紋陶片，糧倉內到處堆積著碳化的米粒。此遺址正處于贛江沖出贛中丘陵地帶，進入清江盆地的隘口處，地理位置十分險要。筑衛城東北方向6.5千米處有麗城遺址。城址地處平臺丘陵地，地勢北高南低。在臺地四周有高約3~6米的城垣環繞，外有環壕。城內面積約2萬平方米。城內地面散布著方格紋、米字紋陶片。城址的時代可能在戰國至漢代。豐城市的蹠口城遺址地處贛江西岸，城址面積約1200米（原文如此，存疑，是否為周長？）。城址由江濱幾組起伏跌宕、朝拱合抱的崗嶺陵阜組成，城有東西二門，內濠外塹。在城內出有青銅戈、戟、車馬器，以及印紋陶片等屬春秋—戰國遺物。蹠口城正處于袁江和錦江分水嶺的東端，是遏制贛江的絕佳處。

在盆地內還出土有與吳國、越國相關的銘文資料。據《西清古鑒甲編》記載，“乾隆二十有六年臨江民耕地得古鐘十一”。臨江即江西臨江府，是今樟樹市。這批銅鐘的器主是“工王皮之子者減”。雖然各家對“者減”究竟是何人還莫衷一是，但均認為是吳國出有與越國相關的“能原镈”2件，一件發現于清江盆地內，一件出土于北側不遠錦江流域的高安市。銅镈銘文是十分殘泐的鳥蟲篆，難以讀懂，但各家都認定記載了春秋晚期越國史事。通過以上銘文資料，結合國字山戰國墓內發現的與越國相關的文字材料，清江盆地或許先后為吳、越兩國相控制，筑衛城是兩國在此設置的邊邑。與此同時，楚國北側占據了沿江銅礦帶，西側進入羅霄山脈以西的湖南長沙一帶，但未進入江西腹地。清江盆地成為應對楚國勢力的前沿地帶，安置在靖安、高安等地的離散徐人則成為兩者之間的隔離和緩沖。

通過以上對清江盆地先秦時期，特別是新石器晚期、吳城文化時期和東周時期江西地區考古資料的大致梳理（圖一），能夠清晰感受到清江盆地在江西考古中的獨特價值。首先清江盆地是一處自成體系，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有著相對完備的文化發展序列。樊城堆文化、吳城文化等考古學文化不僅僅得名于盆地內遺址，他們的主要分布范圍也是在清江盆地內。盆地內有著吳城、牛城、筑衛城等各時期城址、新干大洋洲墓葬等重要遺存，表明盆地在文化發展的程度上超過江西的其他地區，是江西先秦時期最為核心的區域。

三、地理之條件

清江盆地在江西考古中的核心地位，除了文化本身的發展動因外，還基于清江盆地所處的有利的地理環境。

一定之文化必有一定之空間予以保障。足夠的空間是人們獲取資源、日常活動的基本保障。文化進一步發展也需要更為廣闊的空間，才能掌控和調動更多的人口、資源，為更為復雜的社會階層和形態提供支撐。清江盆地廣闊的地域是其能夠得到長足發展的先決條件。贛中丘陵地帶中的諸多盆地中，清江盆地面積僅次于吉泰盆地（4500平方千米），遠大于其他盆地，如宜黃盆地（2880平方千米）、贛州盆地（1570平方千米）。同時清江盆地內并無高山阻隔，多條河流組織起來的網絡反而得人們交通，使盆地成為一個完整的網絡體系。而其他文化區域，則由于山川阻隔，大多局促于一隅，在修水流域，上游有新石器時代的山背類型，下游支流潦河流域的靖安縣有新石器時代的鄭家坳類型、靖安李洲坳東周墓葬，以及徐國青銅器等發現。但此處為九嶺山區，河谷縱深，難以開拓發展。規模巨大的李洲坳墓葬即坐落在山間谷地中，基本沒有可供發展的空間。

通過調查發現清江盆地的古代遺址并非位于最低處的贛江沖積平原上，而都是位于丘陵地帶上。即使是地勢較低的郭峰墓葬，實際上位于由山前丘陵延伸出的低矮崗地上，并非是坐落在一馬平川的贛江沖積平原上。1982年在清江縣（今樟樹市）進行的一次文物普查，發現百余處商周遺址，其中商代遺址11處，西周遺址78處、東周遺址75處，這些遺址分布在肖江、濛河、袁江、雌溪、沉香溪附近的丘陵谷地上，皆為崗丘類型遺址，直到東周時期，人們開發溝重點仍然是丘陵谷地，僅僅是嘗試下到贛江河谷平原。因此，山前丘陵地帶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夠承載遺址的數量和文化的發達程度。在清江盆地南側，沿著玉華山前有一道3~8千米寬的山前丘陵地帶，牛城、筑衛城、營盤里等遺址即位于這片丘陵的邊緣地帶。狗頸水、洋湖河、薌溪等從山地流出，流經丘陵地帶，最終匯入贛江。沿著各條溪水，兩岸均發現有大量遺址。清江盆地北側（贛江北岸）為袁江下游地區和肖江流域，流經區域基本為低矮丘陵，眾多河流呈葉脈狀，覆蓋了廣大的區域。拾年山遺址流經的蒙水（袁江支流之一）流域面積達494平方千米。肖江的流域面積更是達1213平方千米，吳城遺址流經的山前河是肖江的主要支流，流域面積達291平方千米。如此廣袤的面積，為人們的生存和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除了前文所引1982年的調查外，在此區域內還有著相當數量的發現。新余陳家遺址即在蒙水流域。新余出土過兩件西周時期銅鐘，一件出于羅坊陳家的一座土坑木槨墓，另一件出于水西家山，均在袁江下游北岸的丘陵地帶。袁江北岸發掘過錢家山遺址，周圍還有獅子山、龍王口，河里下、鐵樹下等商周時期遺址。趙家山遺址、龔門山遺址挨著袁江南岸支流南安河。在吳城遺址附近發現有大城、鳳凰山、獅子山等遺址。1986年，肖江支流城河左近的高安太陽墟發現一座春秋墓，出土一批越式鼎。

清江盆地處于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顧炎武稱江西“大江迆西，川谷環縈。惟十三郡，羅列圖經。吳頭楚尾、粵戶閩庭，形勝之區，險兼阻并。彭蠡汪濊，廬岳崢嶸。左江右湖，風氣澄清。勿謂壤遐，近于蕃屏。綿谿延嶺，控帶荊、衡”。這段話總結出江西地理環境的三大特點：環狀結構的地貌格局；以鄱陽湖為中心的“萬水歸五、五水歸一”的水系結構。江西整體呈面向北方的U字形盆地，東、西和南面均為山脈環繞，北側的鄱陽湖平原是為盆底。源自周邊山區的贛江、信江、撫河、修水和饒江等五水匯聚入鄱陽湖。由此，形成了以北側的鄱陽湖平原為中心，以水路、谷地為交通線的格局，位于鄱陽湖平原南端的清江盆地正當其利。

現今，清江盆地內有兩條鐵路線——浙贛鐵路和京九鐵路，兩者在盆地的東北角向塘一帶交匯。京九鐵路大致呈南北向，基本順贛江河谷而行，經由豐城、樟樹至新干，走向與旁側的105國道基本一致。京九線及105國道的走向可上溯至漢代。漢代由豫章郡至南海郡的交通線是由今南昌市經新淦（今樟樹）、石陽（今吉水）、廬陵、贛縣、南壄（今南康），越大庾嶺橫浦關（今小梅關），而至南海郡。這條線路與秦漢時期征伐南越有著密切關系。《淮南子·人間訓》載，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壄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臨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在大余縣池江鄉的贛江上游的章江南岸發現有南壄城址，據南康縣城僅30千米，旁邊即為105國道，直通南側的梅關。又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柢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史記·南越列傳》）。豫章當為豫章郡，橫浦即橫浦關，是今廣東南雄東北、江西大余縣西南大庾嶺上的梅關，是粵贛之間的重要的關隘，105國道也由此入粵。京九鐵路與105國道基本沿贛江河谷而行水路是古代最為便捷，也是運輸量最大的交通方式，順江一路上溯越過南嶺是嶺南與贛地、乃至中原地區溝通的重要通道，即京廣古道。漢代在豫章郡所設縣大都集中于贛北地區，贛南的新淦、安平、廬陵、贛縣、南壄等基本沿贛江一路分布，正體現了對這條交通線的控制。清江盆地處于贛江中下游交界，卡住這條交通孔道的關鍵位置。浙贛線東側起自杭州，經金華、衢州，經江西上饒、鷹潭、進賢至豐城、樟樹，又西行新余、宜春的袁江河谷，過萍鄉，進入湖南，通過株洲與京廣線連通。這條線路主要利用了信江和袁江的谷地，向西循袁江而上，在宜春以西翻過分水嶺，進入萍水河，與湘江水系相溝通。東側主要沿著信江河谷一路向東，過懷玉山后進入金（華）衢（州）盆地，與東側的錢塘江流域和環太湖地區相聯通。這條線路在漢代也已經形成了。豫章郡至會稽郡是自馀干沿信江經今玉山而行，是為東段；豫章郡至長沙國是自新淦（今樟樹）經宜春至湖南醴陵，是為西段，西段又稱袁州大道、湘贛大道，是自古以來一條東西向的重要交通線。樟樹市臨江鎮原先地處袁江入贛江處（成化二十一年前），是京廣古道和浙贛大道的交匯點，也是宋代臨江軍、元代臨江路、明清時期臨江府所在地，同時也是南唐到1950年清江縣（今樟樹市）的駐地。臨江“郡居江藩之樞紐，掖袁控瑞，通梁、粵，帶虔、吉”（郭子章《鄉邑表記》），清江縣“當南粵、虔、吉舟車四會之沖”（吳鸞《建清江縣議》）。可見清江盆地所處的樞紐地位。

此外，不同江段水運條件的限制，也導致清江平原成為輻輳之地。自新干以下，贛江進入下游，河道開闊，易于行船。據《清江縣志》記載，贛江“常水季節河面寬200米，水深4至5米，通航船舶在100噸以上。枯水季節河面寬150米，水深1米左右，通航船舶在60噸以內”。上游則航運條件較差，贛江新干段有石老巷灘、新干灘、杜家灘、三湖灘等多處險灘，汛期多有暗礁，枯水期礙航 。更向上游的峽江縣境內有10余里的江面變窄，兩岸對峙，江水束中，水流湍急，是贛江中游的要津。因此上游只能通行噸位相對較小的船只。西側而來的袁江作為支流，特別是上游，能夠開行其間的船只必定不如贛江主干。因此，當上游較小船進入下游后，往往會將貨物換裝的大船上，一來安全，二來也更為經濟。因此清江盆地是商貿集中之地。如《江西厘稅沿革志》記載：“江西襟江帶湖，河流綿遠，帆檣櫛此，貨物輻湊。昔時交通以臨江之樟樹、南昌之吳城鎮為最。凡貨物之由廣東來贛者，至樟樹而會集，由吳城而出口；貨物之由湘、鄂、皖、吳入江者，至吳城而躉存，至樟樹而分銷。”《清江縣志》則稱樟樹“鎮背野面河，瀕臨贛江，扼袁贛二水四通之地，上達虔吉兩廣，下走洪瑞皖鄂，東通閩浙，西連湘川，舟車輻輳，商賈云集，八省通衢，貿易勝地”。樟樹為江南藥材集散中心，又稱“藥都”，正是在有利地理條件下形成的。新干戰國糧倉遺址是一座包括居住遺址、糧食倉庫、陶窯和墓葬的城址。在遺址發掘過兩個大型糧倉。糧倉平面呈長方形，長61.5、寬11米。糧倉是上有覆瓦的土木結構房子。倉內地面開有縱、橫的溝槽。倉內到處堆積著厚0.3~1.2米的炭化稻米（經鑒定為梗米）。房間面積約676平方米，若以稻谷堆積厚度以2米計，房間內存儲稻谷體積約1300立方米，大致合156噸稻米。在城址內應當不止這區區兩座糧倉，可以推想該遺址的龐大規模。發現的糧倉座東朝西，正沖著贛江方向，方便利用水路運輸。糧倉內出有鐵斧，表明其時代或略晚，約在戰國晚期，或更晚，可能與秦漢時期向嶺南與福建的征伐相關。遺址處于贛江西岸，正處于從贛中丘陵地帶進入鄱陽湖平原的節點處，不僅僅收集區域內的農業資源，更是發揮了轉運的作用，更為彰顯了清江盆地獨特的地理優勢。

如此有利的地理條件下，先秦時期清江盆地的考古學文化面貌上出現了多種文化匯聚于此的特征。對于樊城堆文化，曾有學者提出“樊城堆-石峽文化”的命名，囊括除了清江盆地的遺存外，還有贛北鄭家坳文化、贛東北社山頭遺存，甚至將湖南岱子坪一期文化，廣東石峽文化，福建光澤的曇石山文化等等。這個范圍顯然失之過大，但反映出這些文化之間的交流關系。還有學者指出閩江地區的曇石山文化與樊城堆文化在生產工具和陶器形制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樊城堆文化中可以發現贛北鄭家坳文化的文化因素，如拾年山淺盤瓦狀足鼎來自與鄭家坳文化的盆形瓦狀足鼎，拾年山文化較少見的圈足壺可在鄭家坳文化找到同類器。拾年山墓地常見的無壙穴墓，正是鄭家坳無壙穴墓的延續與擴展。石峽文化與樊城堆文化可由贛江相通，兩者陶器形制均流行子口、三足、圈足器，其中以盤形鼎、凸棱喇叭形足陶豆最為接近。

進入青銅時代以后，本區域為吳城文化分布范圍。吳城文化的文化因素多樣，除了本地文化因素外，還有著來自中原的濃郁商文化作風、湖北地區的商文化盤龍城文化因素、贛西、湘東的文化因素、寧鎮地區湖熟文化因素，以及也與浙西環太湖地區和浙東北商代文化有著密切關系。贛江以東的萬年文化也與同時期吳城文化有著密切交流，且是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更大一些。

進入東周，特別是戰國以后，大量楚文化進入贛鄱地區，出現了顯著的楚化過程。由位于江漢地區楚文化核心區進入江西，大致有兩條線路：一是順長江而下，再沿贛江南行，或是南下至湘中地區，由湘贛大道東行。不論哪條道路，都會交匯于清江盆地，盆地內作為江西地區東周時期發現的最大城址——筑衛城是無法繞過的，甚至可能是關鍵性節點。這在樊城堆和筑衛城遺址商周時期地層中出土的典型楚式鬲得以窺見這一過程。國字山戰國墓內除了本地文化因素，還有著突出的越文化因素，以及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更是本地區“多方輻輳”局面的充分體現。

四、未來之展望

以上是基于江西和清江盆地先秦時期考古收獲，就其背后的地理因素進行的簡單詮釋和推想。地理因素是對區域文化的重要因素，而非決定性因素。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活動也積極改造和適應這自然因素，日益擺脫了環境因素的束縛，由此誕生出豐富多彩的人類文化。

清江盆地通過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其在江西考古中具有的核心地位。同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清江盆地的考古工作在南中國考古中占據著突出位置。但縱觀清江盆地的考古工作，距離真正體現其重要作用還有著相當距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沒有完整構建起清江盆地內先秦時期的文化譜系。在盆地內最早的拾年山下層文化距今大約6000年。江西其他地區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如老虎墩下層遺存。這預示著清江盆地內可能也有著時代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需要我們積極探索。樊城堆文化到吳城文化之間，大致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商代前期，根據盆地內仔上遺址提供的線索，有學者提出江西有龍山時期和夏時期文化遺存，但總體而言，文化面貌并不明晰，遑論相關文化序列和譜系的構建。吳城—牛城文化以后的西周至戰國時期，盆地內有著重要的發現，但更多的是著重于墓葬的清理，發掘的遺址僅有新余陳家、新余趙家山、樟樹彭家山，以及筑衛城、樊城堆等，數量較少，尚未構建起明確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和序列。在沒有清晰的文化序列和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的考古研究無異于緣木求魚。

其次，盆地內考古研究并未開展系統的聚落考古研究。這一問題，首先體現在區域內的遺址分布狀況掌握并不充分。當地文物部門曾經進行過多次調查，最早的當為饒惠元先生的先驅之功，此后80年代也在盆地內展開調查，并有著進一步的認識。進入新世紀以后，曾嘗試在盆地內展開系統的考古調查，并取得一定成果。但總體而言，對盆地內遺存的分布狀況，特別是圍繞關鍵性城址、遺址的附屬性遺存的分布狀況還需要做進一步工作。如在樊城堆遺址所在的肖江支流進行的實驗性調查中新發現遺址十余處。這些表明，本區域內遺址的分布狀況需要進一步廓清，探索“宏觀聚落形態”。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對以中心性聚落為核心的多層級聚落結構有準確的認識，進而探索整體的社會狀況。

聚落考古的另一個關注方向則在于遺址內部結構和布局，即所謂“微觀聚落形態”。作為人類生活留存的孑遺，古代遺址必然會包含人類生活留下的各種類型的遺存。這些遺跡單位并非簡單的拼湊，而是形成了有機的整體，直接體現了古代社會的一個斷面。并且隨著社會復雜化程度的加深，遺跡的類型、數量、等級等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直接體現了社會發展變化的進程。清江盆地內遺址，特別是大型城址的布局情況并不十分清楚。吳城遺址開展工作相對較多，現有工作主要圍繞城墻、城門，以及中部的“祭祀場”展開。但總體而言，對城圈所包圍的四座低丘的具體功能分區缺乏明晰的認識。牛城城址通過調查，確認總面積不少于4平方千米，并確認了城址由內外兩重城墻構成，但內部的進一步功能分區還不清楚。營盤里遺址上原有四座“土城”，囿于當時的發掘理念等，20世紀50年代的發掘更多關注于遺物本身，對遺址的布局關注不夠。筑衛城城址前后雖經過三次發掘，前兩次更多是關注于文化譜系的構建，第三次發掘了一座大型建筑基址，但對城址的布局情況，特別是城址西側的遺存分布狀況的認識還是一片空白。此外麗城城址、新干界埠（戰國糧倉）城址、蹠口城城址等均未開展系統的考古工作，僅了解城址的大體范圍，對內部布局的認識可以說是寥寥。

只有直面以上不足，通過的全方位、多角度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才能更為全面地認識先秦時期的清江盆地。首先要有宏觀視角，需要通過系統的區域考古調查，探索盆地內遺址分布狀況，特別是關鍵性遺址（城址）周邊遺址分布情況，才有助于盆地內整體的認識。其次是細部著手，通過關鍵性遺址（城址）的發掘和工作，接續構建起盆地內完整的文化譜系，了解關鍵性遺址布局狀況、時空構架，從而對盆地內先秦時期社會的總體發展歷程有較完整的認識。

更需要的是多方發力。考古學方法僅僅是認識古代社會的手段之一，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古代遺存時，難免會有某種無力感。這時就需要多學科手段的介入和積極參與。舉個小例子，在贛江東岸有著牛城、營盤里和筑衛城等城址（遺址）。這些較大規模的遺址毫無例外的均地處贛江二級階地的邊緣地帶，下方直接俯瞰贛江沖積平原。中心性遺址周邊的遺址也都分布在二級階地上，基本未見有分布到下方的沖積平原。而從戰國晚期到漢代，以麗城遺址為代表，在沖積平原上開始有人類活動。這背后有怎樣的動因？此外，在大洋洲墓葬和觀上春秋墓均位于沖積平原上，如發掘報告即稱大洋洲墓葬地處沙丘中。解決這些問題，不僅僅需要通過考古發掘來探索時空變化的過程，更需要借助古環境、人地關系等探索來更為全面的認識整個盆地。

以上對清江盆地考古工作的一些碎碎念。只有通過系統科學的工作，才能構建起江西考古的新高地，對清江盆地的歷史和社會狀況有清楚的認識，進而彰顯出清江盆地在江西乃至南中國先秦時期考古和歷史研究中的地位。清江盆地“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作者：唐錦瓊

來源：《南方文物》2023年第6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江 桐

校對：汪鴻琴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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