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的抉擇：依靠蒙古發跡的帖木兒，其后裔卻與蒙古人劃清界限

公元1405年，帖木兒在東征明朝的途中病逝，其一手締造的帝國隨之迅速衰落，數十年后便被其他勢力取代。百余年后，他的后裔巴布爾被昔班尼的烏茲別克軍隊逐出中亞，被迫輾轉南下，最終在印度建立了盛極一時的莫臥兒帝國。

值得注意的是，帖木兒與巴布爾這兩位一脈相承的梟雄，對自身“蒙古血統”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帖木兒一生都在主動向蒙古人靠攏，極力彰顯蒙古身份。而巴布爾及其后裔則始終與蒙古人劃清界限，甚至對其充滿排斥。這種態度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而是中亞地區民族勢力興衰、生活環境變遷與個人經歷疊加的必然結果。

△帖木兒家族

帖木兒的蒙古靠攏：權力崛起的戰略抉擇

帖木兒生活的年代，蒙古人在中亞依然擁有舉足輕重的勢力。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建立的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等政權，在諸多地區擁有絕對統治權，蒙古貴族的影響力滲透到中亞社會的各個層面。

對于胸懷大志、渴望在亂世中崛起的帖木兒而言，想要凝聚力量、獲取合法性，依靠蒙古人的勢力無疑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徑。因此，主動向蒙古人靠攏，塑造自身的蒙古身份，成為帖木兒發跡過程中的核心戰略。

為了拉近與蒙古人的距離，帖木兒宣稱自己出身于巴魯剌思部，該部落是已經突厥化的蒙古部落。關于巴魯剌思部的起源，東方史學家認為其先祖，可以追溯至與成吉思汗同宗的乞顏·巴魯剌岱，這一說法無疑為帖木兒的蒙古身份增添了正統性。

△中亞之王帖木兒

不過，史學界對帖木兒的真實出身始終存在爭議，除了帖木兒命人撰寫的自傳《武功記》中對自身蒙古身份的強調，許多中亞學者認為他是假冒蒙古人的突厥人，西方史學家則傾向于其祖先是加入巴魯剌思部的突厥貴族。

無論真實出身如何，帖木兒對蒙古身份的刻意塑造，足以說明當時蒙古勢力在中亞的強大影響力，以及這一身份對其權力崛起的重要意義。

由于出身的爭議性，帖木兒終其一生都未敢貿然稱汗，在蒙古人的傳統認知中，“汗”的稱號只能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繼承。

△帖木兒曾試圖東征明朝

為了規避這一障礙，帖木兒采取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策略，扶持多位成吉思汗的后裔擔任傀儡汗，自己則以“埃米爾”或“伯克”的身份實際掌控政權。

不僅如此，帖木兒還通過聯姻的方式鞏固與蒙古貴族的聯系，迎娶了成吉思汗后裔的女性，由此獲得“駙馬帖木兒”的稱號。這一身份不僅提升了他的社會地位，更幫助他拉攏了大批在中亞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蒙古貴族為其效力，為其帝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與軍事基礎。

可以說，帖木兒對蒙古的靠攏，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現實利益的權力博弈，蒙古身份成為他崛起路上最有力的“通行證”。

△正在寫作的巴布爾

巴布爾的不同抉擇：蒙古勢力衰退下的身份轉向

帖木兒帝國崩潰后，中亞的權力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勢力逐漸衰退，突厥人開始在中亞崛起，逐步取代蒙古人成為主導力量。

這一歷史變遷，直接影響了帖木兒后裔的民族認同，巴布爾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與帖木兒極力標榜蒙古身份不同，巴布爾雖擁有一半蒙古血統，卻堅決以突厥人自居，主動與蒙古人劃清界限。

從出身來看，巴布爾的蒙古血統源自母親，其母為東察合臺汗國統治者羽奴思汗之女，這一身份讓他比帖木兒更具蒙古正統血脈的合法性。

但巴布爾所處的生活環境，早已與帖木兒時代大相徑庭。他的封地費爾干納，當時主要居住著說察合臺語的突厥人和說波斯語的塔吉克人，蒙古人在當地的影響力已大幅弱化。

△巴布爾是莫臥兒帝國的創建者

長期浸潤在突厥文化環境中，讓巴布爾的文化認同逐漸向突厥靠攏。在他看來，只有那些說蒙古語的游牧民，比如自己的舅舅和表弟們，才是真正的蒙古人，而自己則屬于突厥族群。

蒙古勢力的衰退，不僅體現在政治與軍事層面，更體現在文化與宗教領域。當時中亞的大多數蒙古人，已完成了突厥化與伊斯蘭化，傳統的《成吉思汗法典》已經被取代，蒙古人的文化標識不斷淡化，突厥文化則日益興盛。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標榜突厥身份顯然比蒙古身份更能獲得當地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巴布爾對突厥身份的選擇，本質上是順應中亞民族融合與文化變遷趨勢的結果，也是為了更好地適應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需求。相較于帖木兒借助蒙古身份獲取權力，巴布爾的突厥認同，是對新的歷史環境的主動適配。

背叛與排斥：巴布爾對蒙兀兒人的徹底失望

如果說蒙古勢力的衰退與文化環境的變遷，是巴布爾排斥蒙古人的客觀原因，那么蒙兀兒人多次背叛帶來的切身體驗，則讓他對蒙古人產生了發自內心的鄙視與反感，徹底斷絕了對蒙古身份的認同。

在當時的中亞地區，曾將東察合臺汗國的游牧民稱呼為蒙兀兒人，河中地區的居民則自稱察合臺人。在巴布爾的自傳《巴布爾回憶錄》中，他提及蒙兀兒人時，語氣始終充滿鄙夷與反感，并且曾直言蒙兀兒人“好亂成性”，而這些負面評價的背后，是一次次刻骨銘心的背叛經歷。

早在中亞征戰期間，巴布爾軍隊中的蒙兀兒人就曾多次背叛他，而真正讓他對蒙兀兒人徹底失望的，是與死敵昔班尼汗作戰時的一次慘痛經歷。

當時，巴布爾與昔班尼汗的軍隊激戰正酣，形勢岌岌可危，他的舅舅特意派遣蒙兀兒軍隊前來援助。

△戰場上的巴布爾

然而，這些蒙兀兒士兵見巴布爾即將戰敗，非但沒有出手相助，反而趁火打劫，開始搶劫巴布爾的士兵，甚至殘殺了大量己方人員。這一背信棄義的行徑，讓巴布爾陷入了更加艱難的境地，也徹底寒了他的心。

在《巴布爾回憶錄》中，巴布爾氣憤地寫道：“這些蒙兀兒人天性如此，勝利了，他們就搶奪戰利品，失敗了，他們就對自己的人進行搶劫，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一次。”

多次的背叛經歷，讓巴布爾深刻認識到蒙兀兒人的游牧習性與自身的統治需求格格不入，他需要的是忠誠可靠的追隨者，而不是見利忘義、反復無常的掠奪者。這種切身體驗，進一步強化了他對蒙兀兒人的排斥心理，也讓他更加堅定地與蒙古人劃清界限。

巴布爾對蒙兀兒人的排斥，并非單純的個人恩怨，更蘊含著對統治秩序的追求。作為一名立志建立穩定政權的統治者，巴布爾無法容忍蒙兀兒人這種游牧部落的掠奪習性與無紀律性。

△莫臥兒帝國的宮廷

而巴布爾在在印度建立莫臥兒帝國后，則依然延續了對蒙古人的排斥態度，進一步推動了政權的突厥化與波斯化，讓莫臥兒帝國成為一個具有鮮明定居文化特質的政權。

帖木兒與巴布爾對蒙古血統的不同態度，是中亞歷史發展的生動縮影。帖木兒對蒙古的靠攏，是特定歷史階段權力博弈的需要，彰顯了蒙古勢力在中亞的巔峰影響力。而巴布爾對蒙古的排斥，則是蒙古勢力衰退，波斯和突厥文化崛起背景下的必然選擇，也與他個人的慘痛經歷密不可分。

從靠攏到割裂，這一身份認同的轉變，不僅反映了帖木兒家族兩代梟雄的戰略抉擇，更折射出十四至十六世紀中亞地區民族、文化與權力格局的劇烈變遷。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民族認同始終與時代發展、勢力興衰緊密相連，帖木兒與巴布爾的不同抉擇，正是這一歷史規律的鮮活見證。

參考資料：《巴布爾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