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春城疑案，竟牽出一個寡婦的地下私情（九）

出乎刑警意料的是，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張龍生一條胳膊打著石膏，用三角巾吊在脖頸上。張龍生說他5月6日那天幫鄰居修房子上屋頂，一不留神摔下來導致骨折，是去“瑞德私立骨科醫院”打的石膏。刑警也沒有在意，對其進行常規詢問，諸如姓名、年齡、職業、家庭成員、社會關系，等等。

一番開場白之后，謝中昉突然起身離開，跟正在主持另一案件的周映邦通了個電話。剛才詢問張龍生的社會關系時，張龍生說他有個孿生弟弟張虎生，系昆明市軍管會公安部的留用警員。謝中昉聽到這里，突然冒出了一個念頭：會不會劉伯在診所見到的那個中年男子是張虎生？

周映邦曾是昆明舊警察局的督察官，熟悉本地舊警察的情況，當下就想起了張虎生其人，印象中張虎生也是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警盟”的成員，是否有地下黨員身份就不清楚了。當時云南這種地處邊陲形勢復雜的地區，根據中央規定，部分黨員的身份仍處于保密狀態。專案組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對此進行調查，于是周映邦就給軍管會公安部打個電話問了一下，得知張系軍管會公安部政保處便衣。

接下來，張龍生胳膊骨折的情況也了解清楚了，張所言屬實，其鄰居和醫院的醫生均可作證。他的小酒館仍在經營，但一應活兒都由伙計和徒弟在干，他做了名副其實的甩手掌柜。問他去年底是否帶著個年輕人去了陶郎中的診所，張龍生說沒有。

刑警分析，劉伯大概是認錯了人，把張虎生當作張龍生了，畢竟是雙胞胎，鼓樓派出所的戶籍警詢問了張家的老鄰居，鄰居們都反映，這對雙胞胎兄弟自小相貌酷似，長大后更像，不但鄰居分辨不出來，和父母分開居住的張虎生有時回來一趟，他的父母也會認錯。

那張虎生去陶郎中的診所干嘛呢，對此專案組領導周映邦、謝中昉基本心知肚明。鑒于張虎生的政保偵查員身份，估計是為調查某個案件，一同前來的年輕人在劉伯面前沒有開過口，可以推斷他跟謝中昉一樣是北方人，接管舊警察系統后從事政保工作，可能是張虎生的領導，由張陪同前來找陶執禮了解重要情況。為何說是重要情況呢？這是由張虎生的舉動得出的判斷一他一直在診室外待著，顯然是承擔警衛工作，不允許任何人靠近診室，拉住劉伯閑聊就是這個目的。

周映邦、謝中昉認為，張虎生和那個年輕人當然不可能與陶郎中被害有涉，那他們找陶郎中了解的情況是否與四個多月后陶的被害有關呢?這就難說了。不但難說，而且還難以查證，因為專案組不可能向軍管會公安部咨詢，這是違反保密規定的。如果必須要進行這種調查，那也得由領導協調安排。

眼下，陶執禮命案走進死胡同，突然冒出劉伯提供的這個情況，周映邦、謝中昉越分析越覺得沒準兒這事真的跟陶執禮被害有關。可是，他們既不能開展調查，又不能擺到專案組會議上讓大伙兒討論，兩人感到無從下手。

謝中昉當初是在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工作，當時為順利接管云南舊警察系統，全支隊成員一路行軍一路學習、訓練，因此互相之間基本都認識。現在柏一鑫因主持偵破邢名揚暴動案受到表彰，那么，去年年底由張虎生陪同前往診所關起門來跟陶執禮談話的年輕人可能就是這位仁兄了。于是謝中昉就撥打了軍管會的總機，讓接線員轉接柏一鑫。一報自己姓名，雙方互相熱烈問候，然后就向柏一鑫道賀，聊了幾句，謝中昉假裝漫不經心隨口詢問：“有一位叫張虎生的同志也是你們那里的吧”。柏一鑫說是，就在他這個小組。

這就夠了！劉伯提供的情況終于得到了證實——從時間推算，柏一鑫和張虎生找陶執禮是為了調查邢名揚，調查后沒幾天邢名揚被捕，又過了十二天，即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謝中昉隨即向周映邦匯報了這一情況，兩人正在商量下一步應該如何進行，柏一鑫突然來電要跟謝中昉通話。

像柏一鑫這樣的政保偵查員自是特別敏感，剛才接到謝中昉的電話，對謝突然打聽張虎生感到異常，隨即找張詢問。而張虎生也正要見他。5月上旬張跟著柏一鑫去外省辦案，昨天下午才回昆明。柏一鑫讓他回家休息兩天，今天他去鼓樓探望與孿生兄長張龍生同住的父母，兄弟相見，張龍生自要說一說被警方調查之事。張虎生此時方才知曉四個多月前他與柏一鑫起拜訪過的陶執禮橫遭不測。

張虎生是邢名揚案的辦案的警察，當然清楚一應案情。他因此也對陶執禮的猝然遇害深感震驚，當初正是陶執禮給軍管會公安部寄了一封信，檢舉邢名揚勾結土匪和反動武裝陰謀發動反革命暴動，軍管會才及時破獲了這起大案。現在檢舉人遇害，張虎生懷疑兇手很有可能是邢名揚尚未暴露的同伙，因此立刻趕往軍管會向柏一鑫報告。

柏一鑫深有同感，便給謝中昉打了電話。　這樣，這層窗戶紙就被捅破了。當然，專案組這邊沒打算向軍管會公安部提出查閱陶執禮那封檢舉信，在當時匪特尚未肅清的復雜形勢下，刑事偵查人員都有一個共識，遇到可能涉及政治的案情，最好是繞開，寧可多費點兒勁另找通道。但這次軍管會公安部的政保偵查員柏一鑫卻為專案組提供了方便。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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