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馬路上時間最長的人，成為封面人物

張文強

影響力面孔

在數字時代，當“附近的消失”成為城市隱痛，他們以車輪和腳步重構我們對生活的感知。他們是流動的神經末梢，將指端的訂單轉化為熱騰騰的飯菜、急需的藥品和深夜的一盞燈。他們是現代生活的擺渡人，用背囊和真誠傳遞人間煙火，用可信可靠的速度與抵達，推動我們向現代服務業大踏步邁進。

一個外賣員的餐箱里，通常會有什么？

山東的燒烤、上海的小餛飩、武漢的熱干面、清晨的咖啡、雨天的雞湯粉……以及充電寶、雨衣、手機防水袋。

不只這些。上海外賣員張文強隨身攜帶著藥箱和急救包；武漢外賣員張寶劍藏著一部AED（自動體外除顫器）；常州外賣員李園園的餐箱里，曾經裝著濕紙巾、奶粉、保溫杯，和自己6個月大的女兒；對于昆山外賣員王計兵來說，紙和筆曾是他餐箱里的常客，用來記錄送外賣中的靈感瞬間。

很少有人和外賣員對談——哪怕在王計兵眼中，外賣員已成為金庸筆下的“俠客”：“送餐、跑腿、救人、救火，每個城市都流動著穿相同服裝、浩浩蕩蕩的外賣員。”據移動互聯網商業智能服務商QuestMobile數據，截至2025年7月，中國外賣員數量已超過1400萬人。

某種程度上說，人們對外賣員是有“刻板印象”的。如王計兵的成名作《趕時間的人》所說，“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

人們往往忽視，外賣員是每天在馬路上時間最長的人，是“人間觀察者”，是生活的擺渡人，是城市的“社區俠”。項飆有一個著名理論，關于“附近”。在實踐中，當沉重的現實讓人覺得難以忍受時，人會產生回擊和改變的沖動。但是，我們經常被夾在“無法忍受”和“無法改變”之間。“附近”就成為一種依托，讓人在二者之間有一個空間，做小小的回旋。“附近”的建構，本質上是個體在微觀日常世界中創造意義的過程。

某種程度上，外賣員的職業屬性，就在建構“附近”：商家出餐的快慢、送餐路線的規劃、通過門禁的策略、與顧客溝通的技巧、城市生活的節律，他們通過有意識的觀察和行動，把分散于不同領域的社會互動進行整合與聯結；同時，他們也在感知“附近”的反饋，并由此扎根、成長，獲得自我認可與意義。

尤其在2025年，在前所未有火熱的外賣閃購背景下，外賣員也從內而外悄然發生著改變：他們的工作性質，從臨時、過渡到產生身份認同，從粗放生長到有了職業標準。這群過去被忽視的人，正在用餐車串聯起街巷、社區和生活，成為時代不可忽視的代表。

從“容納器”到職業共同體

出名之后，王計兵受到的邀約變多了。這些有關寫作的活動，增加了詩集的銷量，改變了他的經濟狀況。

他承認，自己是外賣員中的“個例”。但直到現在，在不出差的情況下，王計兵仍然每天送9個小時的外賣。除了偶爾會被顧客認出，合影、簽名，并沒有其他改變，“進入普通生活，你還是一單一單地跑”。

2018年，成為外賣員前，王計兵在小區送快遞，每天拖著行李車一家家地走，被困在“一畝三分地”里。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外賣這個行業，送了一次，馬上感覺“視野變了”，愛上了這種“騎著車天南地北跑”的自由感。

他最喜歡送遠程單。這類單子距離遠、價格也相對高，不過不一定有回程單，對于其他外賣員來說可能是時間的浪費，但作為一個創作的人，王計兵接到這種單子會“非常興奮”。回程的時候，他會選擇一條陌生的路線，夏天快被植被封閉起來的小路尤其吸引人。時間久了，兩個固定地點之間，他能走出十幾條路。

知道自己的“特殊”，也有繼續創作的需要，2023年，為了籌備新詩集《低處飛行》，王計兵采訪了140位外賣員，進一步勾勒這個群體。

一位博士讓他印象深刻。他住在王計兵家開的小商店上面三樓的賓館里，每天雷打不動地到店里買一包香煙。王計兵問他，為什么博士還要送外賣。他說，自己一直找不到稱心的工作，而送外賣是一個時間自由且能養活自己的活計。還有一位“單王”，之前創業受挫，靠送外賣重新起步。“我的最高紀錄是一天送58單，但那天他送了126單。”王計兵形容他是“王者”等級。

王計兵意識到，原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動選擇了外賣員這一行業。事實上，早在2016年，“新就業形態”這一概念就被提出。包含外賣員在內，目前我國的新就業群體總量達8400萬人。中央社會工作部副部長趙世堂指出，這一職業形態具有群體構成多元化、就業方式靈活、入職限制少等特征。

這些特點使這一職業發揮著就業“容納器”的角色。杭州外賣員黃曉琴就是這樣進入這個行業的。2020年，黃曉琴和丈夫開的打印店虧損負債。當時小兒子出生不久，她焦慮得沒奶水，兒子沒得吃，十分瘦小。

一天，一個外賣員到店打印，黃曉琴問他，一天能掙多少錢，“他說一天能掙500元，我眼睛就放光了，我說我也想跑”。那時，她留著長卷發，手里抱著小兒子。對方看了她一眼：“你干不了這活。”

她沒聽。當天晚上，黃曉琴在二手平臺上買了一輛900元的電動車，第二天就上路了。一天摸索著跑下來，她賺了173元，立馬給小兒子買了一罐奶粉。“看到希望了，我想我離大哥（來店里打印的外賣員）也不遠了。”

后來，父親離世時發生的事，讓黃曉琴感到了職業共同體帶來的溫暖，這成為她真正融入的重要原因。2021年，黃曉琴的父親查出癌癥晚期。當時，她已經是一名隊長，負責新人帶教工作。父親兄弟姐妹6個，但父親去世時，只有黃曉琴的姑姑和小叔子來吊唁，“走得很凄涼”。

在她人生最灰暗的這段日子里，隊員紛紛關心她，給她捐款。“外賣員們的生活也不寬裕，但他們愿意出這份錢，讓我覺得身邊的人就像家人，感觸很深。”

在王計兵的形容中，外賣員是一個具有江湖俠氣又臥虎藏龍的群體。“有的小哥在送外賣的路上，不經意間扯開嗓子唱一聲，聲音很美。還有的小哥跑著跑著突然做一個動作，你能感覺到他應該是一個街舞的高手。”還有一位獨臂外賣員，送餐速度比王計兵快很多，讓他想到了楊過。

從左至右依次為張寶劍、王計兵、黃曉琴 。圖/受訪者提供

車輪的建構

每到一個城市，王計兵都會打開送餐軟件，這是他了解一個城市最小的窗口，能窺到這個城市的生活水平、消費狀況。在北京，密密麻麻的單子排在軟件里，等著外賣員接單，單價也比其他城市高。

對城市的了解，從訂單開始。手機里的數字，在外賣員眼里是一段段外賣經驗，也是一個個有溫度的人。

成為外賣員的第一天，早高峰，因為不熟悉路線，黃曉琴被一個大轉盤困住，兜兜轉轉幾圈找不到方向。靠邊停車觀察路線時，一個沒扶穩，車子倒了，顧客的包子撒了一地，她只能回商家重新排隊買，一番波折，訂單超時了40多分鐘。

重新拿到包子時，顧客打來電話，語氣很兇：“怎么還沒送到？我都要遲到了！”聽到這句話，黃曉琴哭了，“我自己的失誤影響了別人的工作”。但送到后，顧客并沒有再責難她，“下次你打個電話跟我提前說，我就不要了，直接在上班路上買”。這次之后，她記住了，“有什么事要提前打電話跟顧客溝通”。

一次，王計兵送4杯奶茶到一個別墅區。因為密封不嚴，奶茶在運送途中全部灑了。他做好賠錢的準備，點開一看，這些奶茶價格接近200元，他心想“這一天的工資要報廢了”。結果顧客一分錢沒讓他賠。“這幾杯奶茶要是賠了，可能你今天都白干了，你也不是故意的。”說完后又急忙解釋，“我沒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這件事情打破了王計兵固有的偏見：“我們常常認為‘生活在高處’的人，會瞧不起我們，但你會發現人性的善良是共通的。”

他還接到過一個“驚悚”的訂單。一天晚上11點，王計兵把一碗胡辣湯送到了一扇鐵門外。第二天，他路過那個地方，特意拐進去，想看看門后到底是什么——原來是一片公墓。“逝者生前可能喜歡喝胡辣湯，那天應該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一個人為了紀念他，給他訂了一碗。”他這樣猜測。

在平峰期，外賣員們喜歡在城市里溜達、規劃路線。黃曉琴在各個商圈樓上樓下地逛，哪家店人多，哪家店新出了麻辣燙，她都記下來。

送了8年外賣的張文強是退伍軍人出身，把在部隊時的作戰方法引入到了送外賣中：提前研究熟悉路線，一個小區有幾個門、哪個門離哪些樓近、哪個門只能步行進入，哪條路線緊鄰學校，晚高峰遇到學生放學需要繞行；平時搶單一定要在核心商圈，不能在外圍；取餐時炒面、螺螄粉一類最快，要先取，燒烤類的最后取；研究平臺的派單規律，形成穩定的接單時間，快取快送，這樣能夠“養號”。

精細規劃之下，時間再緊的單，張文強基本能在最后兩分鐘給顧客送到。8年來，他跑了10萬單、25萬公里，0事故、0投訴。

生活的規律、城市的變遷，甚至氣候的變化，被他們用車輪軋出的大網兜住，編織出一個個真實而具體的“附近”。

2017年，到上海之前，張文強曾在北方其他城市送過外賣。冬天天黑得早，且有的城市小區規劃不按套路出牌，“1號樓在這個角上，15號樓還不知道在哪兒”，取餐、找樓是個難題。有的城市雖然道路開闊，但因為是丘陵地貌，經常上下坡。

后來到上海，張文強發現這里是“送外賣的天堂”。“上海是平原，道路規劃好，反而沒有那么堵，而且小區門口都有平面圖和指示牌，地方好找，單量還大。”

張文強在這座城市又總結了一套規律：每天早上，要么在菜市場門口等煎餅和生煎的單，要么在咖啡店門口等單；中午寫字樓的單子多且集中，“一下能拿10多個”；到下午，醫院交接班時會迎來小范圍的高峰；深夜10點到12點，下夜班的人回家點消夜，又有一波爆單。

在昆山送外賣久了，王計兵覺得，這座城市的變化從不讓人失望。有時候他走在一條路上，感覺某個地方設計不合理，心里想應該這么改。過一段時間再來，這條路真的按他的想法改正了。“比如一條路，人行道寬闊，非機動車道卻很窄，我就想能不能把非機動車道拓寬一點，這樣更有利于通行。后來人行道真的變窄了，自行車道變寬了。”

“共同的光榮”

在幾個月的時間里，黃曉琴總能看到杭州的天空上有一顆亮亮的星星。“很多人可能沒注意到，但我知道它已經在那里好幾個月了，這就是我的星星。”

都市人常常忽略身邊的細節，外賣員卻總能抓住這份真切感知。每天在馬路上穿梭，張寶劍見過太多意外和事故。“其實在路上遇到有人受傷，很多人不是不愿意救，而是因為不懂得怎么救，所以不敢救。”他想做點什么，于是自費考取了紅十字會救護員資格、AHA國際急救員認證，還另外準備了一個餐箱，專門用來放2.5公斤的AED，希望“平時用不上，但關鍵時候用得到”。

9個月前，張寶劍送單的時候，發現一個路口圍了很多人，他湊近一看，一位老人被車撞倒，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頭部流了很多血。

他馬上沖過去探鼻息，用手指把老人口中的異物摳出防止窒息，取出AED進行急救，同時張羅身邊人打120，把老人散落在地上的手機和錢包撿起來，還不忘跟手上訂單的顧客打好招呼，獲取對方的諒解。

救護車來了后，他跟著一起前往了醫院。老人的手機被撞壞開不了機，急診醫生聯系不上家屬，張寶劍打開錢包，翻到了老人的身份證。憑借著多年送外賣對周邊地形的了解，他發現老人就住在醫院附近。

沒浪費一點時間，他一邊跟老人所在的社區報備，“趕緊查下這是哪戶人，給她家打個電話”，一邊出發趕往老人家。老人的女兒剛下夜班，正在睡覺，張寶劍一直敲門，把她“敲”醒，騎電瓶車載她去了醫院。

救完人后，他心里也一直在打鼓，“人要是沒救過來怎么辦”？但當天老人的女兒和他打電話說：“無論如何，我都很感謝你，當時那么多人，只有你伸出了援手。”

后來，身為隊長的張寶劍把急救知識和技能教給每一名隊員，也包括社交平臺上的粉絲。一名外賣員對他說：“以前我感覺自己只是一個跑外賣的，送好我的訂單就行，從來不會管這些事，但受到你的影響，我發現幫助別人是一件這么有滿足感的事。”

“外賣員是個龐大的群體，每天都在大街小巷上奔波，遇到各類事件，如果外賣員都能參與到社會治理中，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張寶劍說。

2025年，獲得武漢市江漢區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湖北五一勞動獎章后，張寶劍張羅起一支上百人的“急救俠”公益小隊；1月，王計兵登上了央視春晚，“當我面對全國觀眾，說出我是一名外賣員時，有一種油然而生的自豪感”；4月，張文強成為全國勞動模范，這是第一次有外賣員獲得這個榮譽；8月，中央文明辦發布“中國好人榜”，黃曉琴獲得敬業奉獻獎。

在王計兵看來，這些屬于外賣員的高光時刻，能夠讓職業共同體更加凝聚、有力。數個月前，8位外賣員穿著行業首套職業制服，登上了《福布斯中國》的封面，職業也有了新名字：城市騎士。王計兵說：“穿上這身制服，‘我’變成了‘我們’，我們榮辱與共，要把這份職業做成共同的光榮。”

“當我們有心理預設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修正自己的行為。”王計兵說，他現在會“有預謀地做些好事”，比如，他會在餐箱里備兩套雨衣，一套給自己，另一套給那些被雨困住的人。

某種程度上，雨衣就是項飆理論中的那個楔子——在“附近”為自己生活的改變找到的突破口。

一套雨衣，并不會使暴雨停止。但穿上雨衣，解困的人可以轉身離開，走向目的地。王計兵和許許多多城市騎士一樣，奔赴下一單，繼續“把秒針和分針鋪在路上”，用低處的飛行，“從一小時里趕出六十一分鐘”，迎來下一個春天。

發于2026.1.5總第121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城市騎士：用車輪讓“附近”回歸

記者：王全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