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找花姑娘有多殘忍？一個日本老兵：一年至少禍害100人

一九九一年，在日本千葉縣，有個叫金子安次的老頭，七十一歲了，正端著茶杯坐在自家客廳里。

面對著攝像機的鏡頭，這老頭連眉頭都沒皺一下，語氣平穩得就像在聊今天晚飯吃啥，結果他說出來的話，直接讓屋里的氣溫降到了冰點。

他說：“在中國打仗那會兒，我自個兒算過，一年最少要強奸一百個中國婦女。”

這不是喝多了在那吹牛，也不是被人拿槍頂著腦門逼供。

這是一個神智清醒的老兵，在給自己那段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算總賬。

鏡頭懟到他臉上，你會發現他眼神里甚至沒有太大的波瀾，仿佛說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當年出海打了多少斤魚。

這種把罪惡當成日子過的平庸，比那些咋咋呼呼的恐怖片更讓人心里發毛。

把時間倒回去，回到一九四〇年。

那時候金子安次才剛滿二十歲，就是個東京灣邊上的窮小子，家里祖祖輩輩都在浦安市打漁。

要是沒打仗，他這輩子頂多也就是個在風里浪里討生活的漁民。

這支部隊在山東、山西那一片可是出了名的狠，干的活兒全是那種“治安掃蕩”的臟活累活。

很多人覺得鬼子是到了中國才變壞的，其實不是。

在那個軍國主義的大染缸里，從這幫年輕人踏上運輸船的那一刻起，腦子就被洗空了，填進去的全是“人形兵器”的指令。

上頭灌輸的邏輯特別簡單粗暴：中國女人是生“抗日分子”的源頭，得斬草除根。

但這事兒最讓人惡心的地方，還不光是那種獸欲，而是一筆算得精精明明的“經濟賬”。

我查了一下當年的數據，那時候一個日本陸軍上等兵，一個月拼死拼活，扣掉亂七八糟的費用，到手也就5日元左右。

而日軍隨軍搞的那個慰安所，進一次就要1.5日元。

這賬誰都會算，對于底層的大頭兵來說，去那兒根本就是消費不起的奢侈品。

于是部隊高層為了維持士氣，干脆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暗示士兵去村子里“自行解決”。

金子安次后來回憶說，每次掃蕩都在凌晨，先把村子圍了，男人殺掉或者抓苦力，剩下的婦女就成了不需要花錢的獵物。

說白了，這就叫“免費午餐”。

在那幫長官眼里，底下的兵要是有了這種不要錢的“娛樂”，打仗才更賣命。

那個年代的山東農村，真的就是人間煉獄。

金子安次所在的部隊里，老兵欺負新兵那就是家常便飯。

新兵蛋子想要不挨揍，想要融入那個圈子，就得交“投名狀”，最快的辦法就是對中國婦女下手。

金子安次也承認，剛開始他也哆嗦，不敢動，但架不住老兵在后面罵，再加上周圍人都這么干，沒多久他就麻木了。

一年一百個，兩年就是兩百個，這還只是他一個人的“戰績”。

要是把第59師團上萬號人的罪行加一塊兒，那個數字大到讓人根本不敢看。

這跟南京大屠殺那種短時間的集中爆發還不一樣，這種發生在廣大農村、持續好幾年的日常暴行，就像是一把鈍刀子割肉，慢慢地把無數個中國家庭給毀了。

這種瘋魔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才算停。

但這還沒完，金子安次先是被抓去西伯利亞挖了五年煤，后來又被移交到了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

這地方可是個關鍵。

中國共產黨沒像日軍那樣搞虐殺，反而是把他當個人看，給他治病，給他飯吃。

這種巨大的反差，直接把金子安次的“軍國主義腦殼”給敲碎了。

在撫順待了六年，他才反應過來，自己當年干的根本不是什么“圣戰”，那是連畜生都不如的事兒。

這種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悔恨，比殺了他都難受。

一九五六年，金子安次回到日本，結果發現自己成了個“異類”。

那時候日本社會正忙著搞經濟，大家都想把那段臟歷史忘得干干凈凈，右翼勢力更是跳著腳否認大屠殺。

作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一員，金子安次選擇了“自爆”。

他不光在集會上講，還跑到法庭上去作證。

周圍全是罵他是“賣國賊”的聲音，甚至還有人往他家扔石頭，但他不管，堅持要把那些臟事兒抖摟出來。

他心里明鏡似的，承認自己是強奸犯、殺人犯，晚年肯定名聲掃地，連家里人都得跟著抬不起頭，但他覺得這是欠下的債，不死就得還。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這老頭活成了一個行走的“罪證”。

他在法庭上作為慰安婦訴訟案的證人，當著受害者的面，一五一十地承認當年部隊的暴行；他接受像西里扶甬子這樣有良知的日本學者采訪，把每一個細節都記錄在案。

他的證詞，直接扇了那些說“慰安婦是自愿的”、“日軍紀律嚴明”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這事兒吧，越想越覺的那個年代荒謬，一個人要想說真話，竟然得先承認自己是魔鬼。

二〇一〇年，金子安次走了，終年89歲。

參考資料：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花城出版社，2016年。

金子安次證言，《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檔案》，1990年代錄制。

紀錄片《日本鬼子：日中15年戰爭·原皇軍士兵的告白》，松井稔導演，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