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月3日罔顧國際法派遣特種部隊闖入主權國家委內瑞拉抓走其合法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后,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威脅對哥倫比亞等國采取類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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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不錯”
盡管國際甚至美國國內對其在委內瑞拉采取的行動發出尖銳批評,但特朗普本人顯然沉醉在自己所創造出的這一“業績”成功中,1月4日,搭乘“空軍一號”(Air Force One)專機返回華盛頓途中的他得意洋洋地對記者抨擊哥倫比亞總統佩德羅(Gustavo Petro),稱“哥倫比亞也病得很重,由一個病態的人統治,他喜歡制造可卡因并賣給美國,但他不會一直這樣下去”,他威脅對哥倫比亞采取類似在委內瑞拉的行動,并對記者表示這樣的行動“聽起來不錯”(sounds good to me.)。
這僅僅是他當天在幾千米高空所發表一系列駭人言論的一小部分:在“空軍一號”上他拉著著名共和黨.籍極右翼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同行,并“熱情洋溢”地揮灑出諸如“古巴看起來快要淪陷了、我不知道他們能否堅持下去”、“如果委內瑞拉不聽話我們就再打第二回”、“出于國家安全考慮美國需要格陵蘭島,歐盟也應該需要美國占領格陵蘭島”、“哥倫比亞也病得很重——由一個喜歡制造可卡因并運往美國的病態人物統治,他不會長久的”……,有消息稱,墨西哥和伊朗似乎也直接、間接受到類似威脅。
1823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提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確立了不惜武力干預整個美洲各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門羅主義”,時隔兩個多世紀,自詡“和平總統”的特朗普卻將本已被美國官方自己宣布壽終正寢的“門羅主義”從字紙簍中翻出變本加厲地使用,并在委內瑞拉事件后趨于登峰造極,特朗普的這一邏輯被戲稱為“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
原英國《獨立報》駐非洲資深記者、著名地緣政治分析員卜魯姆菲爾德((Steve Bloomfield)指出,特朗普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NSS)第15頁明確表示“美國將重申并執行門羅主義,以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時隔數月這段文字就明火執仗在委內瑞拉付諸實施,“以及西方其他國家對此幾乎保持沉默——可能預示著國際法仍然重要的任何假裝都將終結”。
批評者指出,“唐羅主義”甚至懶得用諸如“恢復民主”之類口實包裝,而是直接高喊美國將“統治這個國家”——這實際上宣布了一項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占領行動。他反復提及委內瑞拉的石油工業,并表示美國公司將“深度參與”其中,更令人不安的是,他聲稱采取軍事行動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想與好鄰居為伍”,這樣一來不僅和美國關系不佳的古巴、伊朗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甚至那些和美國關系不錯的國家也會人人自危:他剛剛威脅了和美國長期密切合作掃毒的哥倫比亞,威脅了北約盟國丹麥的自治領格陵蘭,此前他還一再揚言要吞并和美國擁有世界最長共同陸地邊界的鄰居兼盟國加拿大,而在對委內瑞拉動武前幾日,美國還轟炸了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境內目標,這個一直和美國保持不錯關系國家和委內瑞拉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盛產石油。
一些分析家還表示,“唐羅主義”的另一個危險之處在于,特朗普不僅公開宣稱會在自己勢力范圍內讓美國如此“任性”,也多次暗示甚至明示將在美國鞭長莫及處放任其它強國依樣畫葫蘆,如此,“唐羅主義”的影響將波及全球。如果特朗普的行為現在被認為是可接受的,那么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危險的國際時代,在這個時代,聯合國(UN)、國際刑事法院(ICC)乃至北約(NATO)都將不再是任何國家或任何人的平安符。
一些國際政治歷史學家指出,美國對國際法的尊重一直遠不如其宣稱的那樣。自二戰以來,幾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遭受過美國的入侵或轟炸,而從剛果到伊朗,許多國家都曾是中央情報局策劃的政變或政權更迭的受害者。民主黨總統和共和黨總統一樣罪責難逃,然而此次事件顯然格外變本加厲,“未經國家或國際法律批準就發動軍事行動、綁架國家元首、吹噓自己如何侵占他國的自然資源:這些都是流氓國家的行為。然而,比流氓國家更可怕的是——流氓超級大國”。
誰會是下一個?
哥倫比亞總統佩德羅在特朗普展示其在委內瑞拉“勝利果實”后僅僅幾小時就如臨大敵地表示,他已下令向委內瑞拉-哥倫比亞邊境部署軍隊以防萬一,并將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徑描述為“對拉美主權的侵犯”,將導致人道主義危機。
許多拉美問題觀察家認為,佩德羅的擔憂不無道理,因為特朗普在去年12月曾威脅要進行干預,并稱“下一個就是他”。該地區其他國家也同樣感到不安——而如此輕而易舉地在委內瑞拉得逞,無疑將鼓勵習慣于“得寸進尺”的特朗普更為輕率地拍板在下一個委內瑞拉如法炮制。
不少分析家指出,歷史上美國采取軍事或間諜行動顛覆別國政權或干預別國內內政的“前科”不勝枚舉,但也正因如此,那些長期與美關系險惡的國家及其領導人一貫對美國“暗算”保持高度警惕,此次被特朗普公開列為“下一個目標”的古巴,CIA不僅動用雇傭兵搞過大規模軍事入侵的“豬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更對其已故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進行過創紀錄的未遂暗殺但無一成功。同樣,對伊朗、對也門胡塞武裝,對在卡塔爾多哈的哈馬斯辦事處……,美國的軍事行動和間諜行動雖然造成對方不同程度損失,但均未全面達成目的。道理是明擺著的,一個長期相信美國“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權及其領袖,其警惕性和戒備程度也相應較高,類似馬杜羅這樣被美國大兵壓境“喊打喊殺”數月之久仍如此輕信麻痹的,反倒是不多見的特例。
那么,格陵蘭島、加拿大等西方盟國目標會否成為“唐羅主義”的“下一個”?可能性恐怕也不大。
這些西方盟國和美國“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且自美國建國、尤其二戰結束以來,“跨大西洋聯盟”就儼然成為美國朝野和兩黨底層共識的一部分,也被廣泛認定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基礎之一,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在這些問題上發出挑釁,即便在美國,甚至其鐵桿支持者中也“曲高和寡”,很難想象在中期選舉年里,民調指數長期低位徘徊、核心支持群體前所未有出現動搖的特朗普會在這個領域輕易突破底線。
甚至對委內瑞拉發動“第二次攻擊”的危險系數都不見得很高。許多熟悉特朗普風格者指出,特朗普習慣于“簡單粗暴”解決問題卻最不耐煩長期在同一目標上集中精力和持續投入資源,如果委內瑞拉接下來波瀾不興,“第二次攻擊”并無必要,反之倘局勢失控麻煩不大,以特朗普的秉性,很難想象他會甘冒“第二個阿富汗”的風險“再來一次”.
于是“最危險的下一個“呼之欲出:拉美那些長期屈從于美國但又不那么十分聽話的中小國家。
正如許多分析家所言,特朗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的襲擊鞏固了其屢次違反國際法的災難性模式。如果美國可以隨心所欲地單方面對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打擊,那么整個國際法框架將形同虛設。這向所有國家傳遞了一個信息:強權凌駕于法律和主權之上。對拉丁美洲而言,其影響尤其令人不寒而栗。要理解為何此次襲擊會在該地區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我們必須回顧一下該地區的歷史。美國在該地區策劃或支持政變和軍事獨裁政權的次數之多令人不安。
一言以蔽之,這些國家“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且其國內早已被美國滲透得百孔千瘡。
還有軍事分析家指出,為保障在委內瑞拉的軍事冒險,美國從去年10月就調兵遣將,并持續采取襲擊船只、攔截油輪、假借“談判”實施欺詐等“預熱”行動數月之久,這些都是確保此番“戰果”所必須的“準備工作”,如果有“下一個”,這個目標大概率也應已被類似的“預熱”所深度輻射。
阻力在增大
被多數人認定為“最可能的下一個目標之一”——哥倫比亞總統佩德羅已呼吁就委內瑞拉事件召開聯合國特別會議,盡管委內瑞拉馬杜羅政權遠非一個沒有非議的政府,但迄今為止在聯合國等國際權威平臺,特朗普此番在委內瑞拉的作為收獲的幾乎清一色質疑、譴責,甚至在美國國內,批評的聲浪也在持續升高。
事發后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西班牙和烏拉圭六個“西班牙語系”國家所發布的聯合聲明在當前頗具代表性:
“我們對在委內瑞拉領土上單方面采取的軍事行動深表關切和反對,這些行動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此類行動不僅危及平民,也為地區和平與安全以及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樹立了極其危險的先例。我們重申,委內瑞拉局勢必須完全通過和平手段解決,通過對話、談判,尊重委內瑞拉人民的一切意愿,不受外部干涉,并遵守國際法”。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表示,這些事態發展構成了一個危險的先例,“秘書長繼續強調,各方必須充分尊重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他對國際法規則未得到尊重深表關切。”
由此可見,隨著國內外阻力的增大,特朗普本著“唐羅主義”在短期內復制“委內瑞拉模式”的掣肘也與日俱增——戰略上固難尋到足以自圓其說的口實,戰術上也因“馬杜羅示范效應”喪失了保障其得手所不可或缺的突然性和隱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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