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年(1860)四月十九日,50歲的曾國藩終于戴上了兩江總督的官帽。這個位子他等了太久——從京官到湘軍統帥,從“打脫牙和血吞”的困境到“東南半壁無主,滌公(曾國藩)豈長終畎畝”的呼聲,他等來了施展抱負的舞臺。但這位新總督沒想到,迎接他的不是鮮花美酒,而是一個“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兩江大地。
今天的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但160多年前的兩江(江蘇、安徽、江西),卻是人間煉獄。
在太平軍到來前,這里的百姓被清王朝官吏“花式盤剝”。李鴻章曾在奏章里痛陳:“政以賄成,婪索相競。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地方官的創收手段堪稱腦洞大開:節壽要賀儀,到任要規禮,補缺要酬謝;街市鋪戶要攤派,漕糧征收要“浮賦”——江蘇百姓交一石漕糧,原本只需2000文,官府卻層層加碼到8000-18000文,附加稅是正稅的3-8倍;浙江杭嘉湖三府更離譜,一石漕糧折征的錢,能買兩石米。時人斷言 “江南必反于漕”,后來太平軍之所以能迅速壯大,正是因為這些活不下去的貧民“寧為寇不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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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太平軍來了,百姓的日子更慘。清王朝的吏治雖爛,但好歹有個官僚體系;太平天國的治理能力更差,加上十多年拉鋸戰,兩江從“人間天堂”變成千里荒地。曾國藩在信里描述安徽:“群盜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見炊煙”;南京到蘇州的運河兩岸,過去“廛舍櫛比,往來不絕”,現在“房舍橋梁盡毀,雞犬牛馬絕跡”。
早在北京當翰林時,曾國藩就看透了:“天下一切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他曾在日記里寫:“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但那時他只是個無權的京官,空有“致君堯舜”的抱負。如今成了封疆大吏,他終于能把整頓吏治從口號變成行動——而第一步,是給官場“去虛火”。
具體怎么做呢?先從新官上任開始。
清代官場最講究“亮相”。新官到任時的迎送規格、接待排場,是官場生態的晴雨表。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26天后,要從大本營沿江東下祁門,這是他作為總督的首次公開露臉。
按潛規則,水師將領楊載福、彭玉麟肯定要大擺宴席:江邊列隊迎接、官船張燈結彩、鞭炮聲震十里、宴席水陸畢陳。畢竟曾國藩熬了十多年才當上總督,湘軍上下揚眉吐氣,表示心意是必須的。
但曾國藩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出發前他特意寫信給楊、彭:“國藩赴水營,請閣下告誡各營,無迎接,無辦席,無放大炮。”這封信,成了他整頓吏治的第一份宣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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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官場的潛規則是:上級說“不要”,下級偏要“表示”——你越拒絕,我越顯得真誠。所以當曾國藩到達橫壩頭時,江邊還是齊刷刷站滿了迎接的官兵,鞭炮聲噼啪作響。
曾國藩當場黑臉,立刻再寫信:“若再如此,是陷我于不義也!”下屬這才明白,這位總督不是裝樣子。從此曾國藩到任何地方,再沒見過迎送的大陣仗。
這讓我想起現在很多企業的“接待文化”:領導視察,基層得提前三天布置場地,準備匯報材料,安排群眾演員;客戶來訪,必須住五星酒店,吃高檔餐廳,臨走還得塞伴手禮。這些潛規則消耗的是大量人力財力,卻未必能解決實際問題。曾國藩的“三不”,本質上是在說:“把虛頭巴腦的排場省了,把精力用在辦實事上。”
整頓吏治,最難的不是立規矩,而是處理“人情”。曾國藩明白:在中國官場,完全不收禮就像在沙漠里種蓮花——既不合群,也不利于開展工作。但他有自己的“收禮法則”:只收最輕的,只收最有意義的。
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把家眷接到安徽,需要簡單布置總督府。廬州知府唐景皋按慣例送來家具被褥,從床榻到蚊帳,幾乎包圓了總督府的日用品。曾國藩很感動,但堅決退回大部分,只收了七領草席。他在回信里說:“謹領草席七種,取藉茅無咎、連茹匯征之象,且祝災區遺黎咸登衽席。”大致意思是我收的不是草席,是你關心百姓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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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初九,湘軍名將鮑超來給曾國藩賀壽。鮑超的軍隊以“能戰能搶”聞名,他本人也“不差錢”,這次帶了16大包禮物,全是珠寶古玩。曾國藩笑著讓他打開,仔細看了一遍,只挑了一頂繡花小帽收下。他在日記里寫:“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頂,余則全璧耳。”意思是,你這份心意我領了,但其他東西我不能要。
更有意思的是容閎的“報效”。這位中國首位耶魯畢業生受曾國藩委托,帶6.8萬兩白銀去美國采購機器(這在當時是個肥差)。等容閎回國匯報時,曾國藩已北上剿捻。他特意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內,即可收留,多則壁還為是。”總之,收禮可以,但得有個“價格上限”。
這種“收輕禮、拒重禮”的智慧,放到今天依然適用。現在很多職場人也面臨類似困擾:同事結婚隨禮,給多了肉疼,給少了怕被說摳門;客戶送禮物,不收怕傷關系,收了怕違規。曾國藩的做法是:用最小代價維護人情,用明確底線守住原則。
曾國藩整頓吏治的另一個關鍵,是管好身邊的“小人物”:門子、仆從、巡捕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角色。
清代官場上,門子雖地位低賤,卻是權力的“咽喉要道”。客人要見長官,得先過“門房”這關;送禮要到長官手里,得給門房“謝禮”;甚至官員的心情好壞、批復內容,門子都能打聽到,成為“情報販子”。《紅樓夢》里,賈家的門房能截胡廣東官員送的茯苓霜,就是典型例子。
曾國藩當上總督后,專門給身邊人立了兩條規矩:
第一,不許凌辱州縣官員。“人無貴賤賢愚,皆宜以禮貌相待。往嘗見督撫過境,其巡捕、門印等見州縣官皆有倨侮之色,實可痛恨。今當痛改惡習。”意思是對下級要尊重,別擺官架子。
第二,不許薦引私人。“凡巡捕、門印等,或薦親族舊識入營署,縱有過失互相隱蔽,為患甚大。自此次告誡之后,概不準薦人”。意思是別想靠我身邊人走后門。
現代有些領導的秘書、助理,因為接近權力中心,往往被當成“關系戶”,甚至有人通過他們跑官要官、套取信息。曾國藩的規矩,本質是切斷權力的“灰色鏈條”你身邊人的行為,就是你本人的“形象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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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前后八年,他的努力沒有白費。
幕僚趙烈文曾到總督府吃飯,發現桌上沒有肉魚雞,便問:“總督府連火腿都沒有嗎?”曾國藩回答:“無之,往時人送皆不受,今成風氣,久不見人饋送矣。即紹酒亦每斤零沽。”大白話就是,過去有人送火腿,我不收;現在沒人送了,想喝黃酒都得去街上打。趙烈文感嘆:“大清二百年,不可無此總督衙門!”
更重要的是,他的做法影響了一代官員。李鴻章、左宗棠這些湘軍出身的封疆大吏,后來在地方治理中都或多或少繼承了他“重實際、輕虛文”的作風;而兩江百姓,終于在戰火后迎來了一絲喘息。雖然大清的衰亡已是歷史必然,但曾國藩用八年時間,在腐爛的帝國軀體上,剜去了一塊最毒的膿瘡。
今天我們看曾國藩整頓吏治的故事,不是要學他的“做官技巧”,而是要明白一個樸素的道理:風氣的改變,從來不是靠喊口號,而是靠“關鍵少數”的以身作則。當領導的不搞迎送,下屬自然不會“硬捧”;當上級不收重禮,下級自然不會“硬送”;當權力的“毛細血管”被清理干凈,整個體系才能健康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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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宏杰《曾國藩傳》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姜忠喆 《曾國藩全書》遼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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