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這次美國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主要理由就是他支持向美國販毒,而中國人對販毒導致戰爭這種事都很清楚,因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標志就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那我們就說說歷史上和中國相關的鴉片故事吧,真實的歷史比課本上的內容可復雜多了,當年清政府可是用鴉片反殺了英國。
最早種罌粟的人類是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從考古的數據上看在大約公元前3400年在他們的遺跡里就發現了罌粟的種子。隨著文明的傳播,到了中國唐代的時候,阿拉伯商人通過絲綢之路把罌粟帶到了中國。以中國人萬物皆可入藥的傳統,當時的唐朝人就開始拿鴉片當鎮痛安神的藥來用了,音譯稱阿片,對其評價是““神方千卷,藥名八百中,黃丸能差千阿,善除萬病”。而鴉片叫“福壽膏”的這一說法,就是打明朝開始的。不過那時罌粟在中國還沒有被大規模種植,鴉片成為一種非常名貴的藥材。
真正改變鴉片命運的,是葡萄牙人。根據葡萄牙檔案記載,16 世紀末他們改進了鴉片的提純工藝和吸食方法,把印度鴉片變成了一種容易上癮的消費品,開始向中國出口。到17世紀末的時候葡萄牙人記錄的每年鴉片對中國的出口量約在十幾噸左右。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時,當時的福建巡撫在奏折里說粵閩沿海民間吸食鴉片風氣日盛。雍正下旨禁煙,這是中國最早的鴉片禁令,不過影響不大。
到了乾隆年間的1757年,英國控制了印度和孟加拉后,開始由東印度公司大規模種植鴉片,年產量迅速攀升到數千噸,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通過走私等手段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出口并開始全面流行。當時乾隆皇帝再次下令禁煙,并批示道:“此毒若不去,官將不能理事,兵將不能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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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像如今的電詐一樣,生產基地和走私窩點全在海外,再加上高額的利潤,清政府根本無法完全控制住。所以禁煙不是林則徐那會搞的,從乾隆時期開始進口和吸食鴉片就是違法行為。
到了嘉慶五年,清廷開始全方位系統地制定了針對所有人的禁煙令,賣鴉片的一經發現一律絞死,吸鴉片的只要發現要被打一百棍子然后充軍。朝廷禁令不可謂不嚴,但是依然無法控制鴉片吸食的流行,同時中國國內也開始了大范圍種植罌粟。
等到了道光時期,鴉片走私導致的白銀外流已經完全控制不住了。從1823到1831年這8年間因鴉片外流的白銀達1800萬兩,而大清那些年的年財政收入最高也就4000萬兩白銀左右。
既然眼瞅著控制不住,當時朝廷內部對鴉片問題的處理分為兩個派系。
一派是弛禁派,代表人物是太常寺卿許乃濟。他提出與其讓洋人賺了這筆錢,索性徹底放開,讓咱大清百姓全面種罌粟,以中國人的農業種植技能,早晚能把洋人的鴉片生意整倒閉,白銀也就不外流改內循環了。這一觀點得到了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和直隸總督琦善的支持。
另一派是嚴禁派,代表人物就是林則徐。他在1838年的那份著名的禁煙奏折上留下了一句后來進入中學歷史課本的話:“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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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最初支持了嚴禁派的觀點,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州禁煙,接下來的故事,就是我們課本里學過的虎門銷煙,以及隨后爆發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是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而條約中有一條專門規定“準夷商輸入貨物,繳稅后自便,不得掣阻。”當時進口到中國的貨物里最賺錢的就是鴉片,那夷商自然會大規模地向中國出口鴉片。至此雖然道光帝還連續頒布《禁煙上諭》禁止吸食鴉片,國內也沒有放開禁煙,但禁令在民間已經形同虛設了。
此時的林則徐對鴉片的態度也變了,道光二十七年林則徐跟友人的書信往來中談到鴉片問題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于事無妨”。理由和當年的弛禁派一樣,反正也控制不住了,不如鼓勵百姓擴大種植罌粟規模,由國產貨把進口貨擠走。
徹底放開禁煙要到太平天國時期了。當時朝廷允許各地自行搞團練來對抗太平軍,但軍費由各地自籌。于是辦湘軍的曾國藩就上折子說:“煙雖害民,而禁無濟,若征厘以濟師用,可權宜行之。”還特別強調“此法萬不可久行”。朝廷沒銀子也就默許了這個建議。
于是煙厘這個地方稅就在全國各地鋪開了,還增加了“煙館牌照費”等。而對于商人和老百姓來說,我稅都交了,還能不讓我吸?于是煙土販運和流通的生意就此在全國合法化了,而湘軍的軍餉,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來自鴉片稅。
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則是在江南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鴉片財政制度,設立了“煙票局”,發放蓋章的繳稅票據,當時的海關檔案記載進口鴉片在上海是按“箱”計稅;鴉片箱規定標準是重六十公斤,每箱交稅三十兩;地方上的分銷商在賣的時候再繳每斤二錢的“煙捐”,只要有煙票局的票據就可以合法的在市面上流通售賣。
就這樣,鴉片財政從臨時的灰色收入,納入了正式的財政體系。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建立海軍的軍費,都包含了煙厘銀的收入。1882 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奏折中提到:“歲征煙厘銀三十余萬兩,留作北洋船政之用。”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國內的鴉片業迎來了跨越式的發展,先是和緬甸、印度氣候相似的云南開始大規模種植,當時種一畝罌粟的收入相當于三畝多糧食,于是不用政府推廣,老百姓就開始踴躍地種植,到了19世紀70年代后,除了東北,罌粟的種遍已經遍及全國,特別是云貴川地區已經成了當地農民的種植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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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本來對種植業就是BUFF加滿的,再加上中國人特有的內卷,于是國產煙土比起進口鴉片有著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光緒初年的時候,進口鴉片最便宜的也要大概五錢銀子每斤,而云貴地區最好的土煙每斤也不過兩三錢銀子。
186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報告就說:“本地鴉片正迅速取代印度鴉片通行中西部各省”。到了1890年印度煙土的進口量比1860年下降了65%,等到了1900年進口鴉片量已經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了。可以說中國人只用了三十多年就徹底擠走了外國鴉片,實現了完全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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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清財政更是幾乎完全依托于鴉片和海關稅收了,特別是西南諸省,如云南每年鴉片稅收約三百萬兩,占了全省財政百分之四十;四川大約五百萬兩;貴州更是地方財政的一多半是鴉片相關收入。光緒十年黃河水災,清政府宣布受災的河南、山東兩省臨時加征“煙厘銀”每斤鴉片加稅一錢用于救災和修復河道。到了1905年的時候,大清朝廷總收入是八千萬兩銀子,英國人赫德幫著管理的海關收入兩千萬兩居于首位,而各種鴉片稅收則是一千多萬兩,穩居第二。
國產的鴉片量大又便宜,當然不能局限于國內,而是沖出國門走向世界。早上1879年英國駐緬甸領事就報告說云南過來的鴉片雖然質量不如印度但實在是便宜,深受當地窮人的喜愛。而到20世紀初的時候,大清年產鴉片三萬噸,其中有約五千多噸出口到國外,比英國當年輸往中國鴉片峰值時的兩倍還多,中國就此成為世界第一鴉片出口國。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和社會上開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鴉片運動。
一方面英國在鴉片貿易上已經被中國打的節節敗退,開始掙不到錢了。
另一方面也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英國經濟的繁榮也不再依托于鴉片貿易,于是整個英國社會開始進入了一個所謂的道德覺醒期,議會內部出現了“自由主義良心派”群體,主張建立一個“清潔的帝國”和“人道主義的統治”。宣稱:“文明與基督之國不能靠毒品維持殖民財政。”
1893年英國議會正式成立了“皇家鴉片委員會”專門調查鴉片問題。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也站出來公開反對鴉片貿易。大家都知道美國最初是清教徒建立起來的,清教徒的宗旨就是反對縱欲享樂,吸毒更是應該堅決廢止。
當時英美兩國有很多傳教士在中國建醫院,收治病人也就獲得了第一手鴉片泛濫的情況資料。這些人認為,如果再任憑鴉片這么禍禍下去,那這片土地就跟自己倡導的道德觀格格不入。而且大清朝這么猛的出口的鴉片遲早一天把世界都給禍害了。所以在英國改良派和美國傳教士的呼吁下,英美兩國政府對清政府施壓,希望禁絕鴉片。美國甚至許諾說,如果大清禁鴉片可以考慮減免部分《辛丑條約》的賠款。
在外部壓力下,1906年慈禧頒布了《十年禁煙詔》,并設“各省禁煙總局”,要求分階段禁止鴉片,在十年內徹底禁絕。
1908年大清海關司長英國人赫德對外公開說清政府禁煙效果顯著,兩年間罌粟種植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一。不過英美兩國覺得有水分,決定介入和清政府聯手鏟除鴉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國和清政府在上海舉行“萬國禁煙會”討論國際禁絕鴉片的問題,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國際合作禁毒會議,這次會議的各種章程和結論被視為國際禁毒合作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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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禁煙會代表合影
遺憾的是,會議結束后不久,清政府就被推翻了。此后軍閥混戰,煙土反而成了各個軍閥手中的硬通貨,禁煙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直到 1949 年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才正式禁絕了罌粟種植和煙土貿易。這段延續數百年的鴉片歷史終于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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