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氫彈之父”于敏之子于辛：父親認為自身工作好壞“直接影響國家安危”

•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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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氫彈之父”之譽的于敏（1926年—2019年）是我國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也是國家最高科技獎和共和國勛章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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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26日，于敏之子于辛受邀參加一場主題為“傳承守初心，擎誠創未來”的活動時，講述了自己的父親淡泊名利、潛心科研的幾個人生片段。
  

▲于辛

童年生活的影響

1926年，我父親出生在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今屬天津市寧河區）。1937年天津淪陷，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在淪陷區度過的。

1939年，天津遭遇大水災。在一條極為狹窄的道路上，日本軍車朝著我父親直沖過來。我父親（當時騎著車）幸虧反應迅速，急忙往河堤陡坡上騎去，最終摔倒在地，才僥幸躲過這一劫。他目睹列強在我國領土上肆意橫行，心中滿是憤恨。

▲童年時期的于敏

在晚年回憶時，我父親仍滿含悲憤地說：“中華民族不欺凌他人，也絕不能受他人欺辱。”

我父親自幼便崇敬民族英雄。他曾說，中華文化擁有5000年歷史，雖歷經重重磨難，卻依舊長盛不衰。他認為，中華文化蘊含著一股浩然正氣，這集中體現在民族英雄身上，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在我小的時候，他常常給我講述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

一生有三次選擇，兩次轉行

“兩彈一星”事業是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大力協同以及科研人員的無私奉獻下開展的。在這一進程中，我國從原子彈到氫彈爆炸，在五個核大國里用時最短、實驗次數最少。

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專家撤離。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下定決心研制尖端武器。自此，中國踏上了一條完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核武器發展道路。

我父親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從事量子場論研究。1952年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因國家需要，轉到原子核理論研究，深耕原子核理論研究近十年，“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錢三強所長語）。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科學家，他曾說，“在我這里，除了ABC是國外的，其他都是中國的”。但他也期望能夠走出去，因為科學需要開放與交流，如此才能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只是當時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1957年，日本理論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訪問中國時，我父親遵照組織安排，向其介紹了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科學家成長的經歷與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時擔任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交流甚多。回國后，朝永振一郎評價我父親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2年，丹麥核物理學家阿格·玻爾訪華，我父親按照上級指示擔任翻譯。他向小玻爾先生提了許多問題，小玻爾先生也給我父親留了一道題。最終，我父親圓滿解答了這道題，小玻爾先生稱贊我父親是“出類拔萃之人”，還盛情邀請他前往丹麥哥本哈根的實驗室學習工作。我父親說，那是他一生中離出國最近的一次。

因為在此前的1961年，我父親已投身氫彈領域的研究，于是他婉言謝絕了小玻爾先生的邀請。

我父親十分喜歡抽象的基礎理論研究。他曾說道：“從量子場論研究轉向原子核理論研究，同樣屬于基礎研究范疇，只不過沒有量子場論那么抽象。后來轉而進行氫彈理論研究，那便是一項大型的系統工程了，是應用研究，不是基礎理論研究。”

父親在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辛勤耕耘了10年，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他總共發表了23篇高質量的學術文章，還與北京大學的楊立銘教授共同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原子核理論講義》，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結構模型， 使我國的原子核理論從一片空白邁向了世界前沿。（因與前面重復，此處換彭桓武的話）彭桓武副所長評價說，“原子核理論是于敏自己在國內搞的，他是開創性的，是出類拔萃的人，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朱光亞也說過：“和于敏有過接觸的國內外許多著名物理學家都曾提到，于敏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按照他的才華，如果一直從事純基礎研究，可能會做出影響更大的成果來。”

在轉入氫彈研究后，父親和團隊也經歷過諸多困惑與迷茫，生活上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許多科研人員甚至餓著肚子堅持做研究。不過，父親在困境中始終保持樂觀的心態，一步一個腳印地攻克難關。60年代初，黨中央、國務院了解到核武器研究隊伍的艱苦狀況，從全國調撥了一些黃豆、牛奶等物資支援，大家就這樣頑強地挺了過來。

1969年11月，我們全家的戶口從北京遷到了四川。但是由于四川不具備工作條件，沒有計算機，沒有文獻，沒有資料，國家任務又很重、很急，核武器的理論研究部大部分人不久又回到了北京。父親從此開始了長達20年的出差生活。那個時候買糧買油需要糧票、油票，甚至副食都需要憑戶口本才能得到供給，還有子女的升學、工作也需要戶口，在北京出差的人面臨很多現在難以想象的困難。1978年，錢三強先生再次找到父親，希望他回到中國科學院，承諾解決全家戶口及各種生活困難，在學術上回到父親非常喜歡的基礎理論研究上來。但在這時核武器理論部相當一部分學術帶頭人和業務骨干，由于各種原因，相繼離開了核武器理論研究隊伍，而此時我們國家的核武器只是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在全家期盼的目光中，以國家任務為重，選擇了留下來，并且挑起了理論研究、設計的重擔，不久他帶領團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使我們國家的核武器達到了世界的先進水平。黨和國家不會忘記那些無私奉獻之人。1982年父親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5年、1987、1989年，三次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1999年，他獲頒“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同時代表23位獲獎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做了獲獎發言。2015年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9年，正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他被授予共和國勛章。

我父親曾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事到萬難需放膽，兩害相權取其輕

1982年9月，戈壁灘即將進行一次熱核試驗，第二天試驗便要開啟，前線已準備就緒。然而，遠在北京的父親卻寢食難安，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他反復思索著一個個物理因素，突然意識到有一個物理參數，雖在之前的試驗中并無影響，但此次環境變了，若起到破壞作用，這次試驗將面臨失敗，國家可能會遭受巨大損失，包括數千萬資金的投入以及人員的勞動付出。此次試驗場地的人員與設備已基本就緒，前方參試人員有解放軍、觀摩人員、科研人員，還有各個單位的測試人員，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

▲青年時期的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學們在北大理學院荷花池

緊急之下，第二天一早，父親請計劃科同事越過好幾級，請求緊急聯系國防科工委主要領導。見到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后，他先進行了自我批評，等待著領導的批評。國防科工委的領導聽他講述完情況后，不僅沒有批評他，反而表揚了他實事求是、嚴謹的科學作風以及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并同意暫停戈壁灘的試驗作業。

經過兩天一夜的緊張計算與分析，發現這個參數會與另一個參數相互抵消，影響不大，實驗可以繼續進行。

我父親再次向領導匯報，請求恢復實驗。這時，其他的領導問道：“老于，你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我父親回答：“現在沒有了。”其他領導又問：“再有問題怎么辦？”我父親回答到：“再有問題，我在如實匯報。”

本次試驗圓滿成功。在總結大會上，我父親說：“我們的工作好壞，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安危。只要有一個數據出錯，就會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因此，我們的工作要做細致，做扎實。”

淡泊名利，潛心科研

許多媒體朋友稱我父親為“氫彈之父”，但我父親一直婉言謝絕。他說：“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大家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這是從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學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品格。”

“作為理論設計的主要決策人，必須具有敢于擔當的魄力，扎實的理論功底，謙虛謹慎的品德，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工作作風，才能組織開展協同攻關。”

父親的經歷，在同時代科學家中具有代表性。在工作上，他們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對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要求。當年，父親因四川條件所限無法開展工作，以出差的方式回到北京后一直處在高負荷工作狀態。

▲于敏

1971年，父親由于長期的工作和精神壓力，身體狀況極差。母親為了照顧父親，帶著我們再次回到北京。一天夜里，剛從青海回到北京不久的父親突然坐起來說難受，隨后便暈倒了。母親趕忙找來同事，借了一輛平板三輪，將父親送往北醫三院，這才搶救過來。康復不到兩個月，他又前往了青海高原。1973年在回北京的列車上，父親出現便血癥狀，到家后母親見狀，直接將他送到北醫三院，輸液時父親再次休克了過去。

當時在北京生活頗為困難，因為沒有北京戶口，我們上學需要借讀，看病沒有戶口本就掛不了號，還鬧過笑話。我姐姐生病時，母親借了一個戶口本讓父親去醫院掛號，父親拿著別人的戶口本，一時緊張，掛號的小護士察覺出異樣，問道：“您愛人叫什么名字？”父親一時回答不上來。后來九所內部便傳言：“老于搞科研搞瘋了，連愛人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當時，我們一家五口（還有年邁的奶奶）擠在兩間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父親為了照顧我們休息、學習，把房間讓給我們，自己躲在狹小的過道，借助昏暗的燈光，坐在小馬扎上看書。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科研人員的愛國之情和赤子之心從未改變。他們專注于科研工作，使我國核武器小型化取得了快速進展。

堅持真理，不屈服于權勢

我父親十分喜愛諸葛亮《誡子書》里的兩句話：“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他說“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是我一生的座右銘，對我一生的思想和性格影響極大。所謂“淡泊”，就是不為物欲所惑，這樣才能志存高遠；所謂“寧靜”，就是不為權勢所屈，這樣才有骨氣，不為利害所移，才能堅持真理。

父親的摯友鄧稼先先生曾說過：“老于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

1970年年底，三次冷實驗均告失敗。1971年春節前，上級下令組織學習班，我父親和鄧稼先兩人前往青海參加“學習班”。

我父親到達后，先查閱材料，接著查看實驗數據，并與實驗的人員進行了一番交流，以了解三次實驗失敗的具體情況。在首次會議上，他發言道：“對于實驗失敗的原因，大家提出有兩種觀點，一是技術問題，二是政治問題。我個人認為，實驗失敗屬于技術問題。”

此言一出，立刻惹惱了軍管會。許多矛頭都指向了他。在小組會議上，軍管會的人找到我父親說：“老于，我們已經商量好了，你不用表態，就算你過關了。”這時，我父親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發火了，他拍著桌子厲聲說道：“你們就是把我抓起來，我也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為你們的意見不符合科學規律，行不通。”學習班結束后，他被留下來帶領團隊繼續進行實驗。經過半年時間，實驗圓滿成功，軍管會的領導放我父親回了北京。高度的精神壓力、高原環境使本身身體就不好的父親累到了，回北京不久就休克了。因此當時的領導特批我母親可以來北京照顧多病的父親。

我小時候再調皮搗蛋，父親也從未打罵過我，我更想象不出父親發火是什么樣子。在同事們眼中，父親一直是個溫文儒雅的人，從未發過火。在他晚年時，我問起這件事，他依舊記憶深刻。

寧靜家風，勤儉節約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是父親一生的座右銘。他對生活、工作都很低調。那時，我不明白其中緣由，也不清楚父親從事何種職業。長大后，我才知道父親從事的是國防高技術工作，需對外界嚴格保密，不能有任何信息泄露。

我想了解父親，始于2013年看到的1987年5月份的一份《工人日報》，上面有當時核工業部部長蔣心雄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中的描述與我記憶中的父親形象相距甚遠。我記得在1985年那時我大學快畢業了，在院門口的一塊黑板報上，看到“向于敏、胡家贛學習”的大字，我特別高興，跑回家跟父親說：“爸爸，外面都在向您學習呢！”父親看了我一眼說：“都是大家做的，你不要在外面亂說。”

我父親深愛自己的小家，更熱愛祖國。小時候，因父親工作特殊，經常很晚才回家。他回來時我都已入睡，他經常會把我抱起來，用長滿胡子的臉親我。那時我很怕父親親我，他的胡子扎得我生疼，因為他總是不刮胡子。在那個年代，刮胡子得用熱毛巾敷很久，為了節約時間，他便常常不刮。

父親即便在出差時，也不會忘了我們。記得他去上海出差，買了大白兔奶糖。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家里沒牛奶喝，我就把三分之一的奶糖直接吃，三分之二用來沏水當牛奶喝。

父親在生活中對自己要求極為節儉。他那張鐵床陪伴了他三十多年，我多次想換掉，父親都不讓，說自己已經習慣了，省點錢給孩子讀書。于是我把床墊加厚，讓床能繼續使用。還有一個寫字臺，是70年代末由兩個“一頭沉”改造而來的，我多次想扔掉，父親堅決不同意，說這寫字臺陪伴他許久，用著很舒服，還能繼續用。

在物質方面，父親教導我們不要追求奢靡，要過普通人的生活。他更強調我們要自立、自強，要自信。

小時候，父親因國家任務重、時間緊，即使在我們面臨高考時，也很少教導我學習。但他教孫子許多東西。他強調做事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他引用北宋蘇洵的話：“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他希望我們靜下心來做一些事情。

父親在73歲時寫了一首詩，這既是他對自己一生的感悟，也是對年輕人的展望。

抒懷

憶昔崢嶸歲月稠，朋輩同心方案求。

親歷新舊兩時代，愿將一生獻宏謀。

身為一葉無輕重，眾志成城鎮賊酋。

喜看中華振興日，百家爭鳴競風流。

撰文：張玲梅

視覺：王學民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