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2年，北京一家醫院的病房里，梁思成走了。
這位七十歲的老爺子，臨了的時候，脊椎病犯得厲害，疼得直不起腰。
可比這身子骨更讓他鉆心難受的，是一塊去不掉的心病。
直到閉眼，他夢里的那個老北京城，終究是沒留住。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今天。
你要是堵在三環路上懷疑人生，或者站在天安門廣場瞅著周圍的水泥森林，大概率會覺著：大國首都嘛，這派頭是標配，理所應當。
其實不然。
七十多年前，北京本該換個活法。
這可不是寫科幻小說，而是當年真真切切擺在案頭、差點就改寫了歷史的一份規劃——“梁陳方案”。
今天咱們不談情懷，只從“算賬”的角度來復盤一下：當年那個十字路口，到底是咋拍板的？
為啥非得那么選？
要是走了另一條道，咱們現在的日子會不會過得舒坦點？
這事兒的根結，卡在1950年。
那會兒新中國剛掛牌，定都北京，緊接著那個極其實際的難題就來了：中央機關的大隊人馬，擱哪兒辦公？
擺在當家人面前的，說白了就倆選項。
一條道，是蘇聯專家指的：圖省事、省錢。
圍著天安門，把清朝留下的老衙門收拾收拾，改造一下接著用。
另一條道，就是梁思成和陳占祥提的：去西郊，大概齊就是現在的公主墳到五棵松那一帶，在一張白紙上平地起樓，蓋個全新的行政中心。
這兩條路子，骨子里是兩種完全不對付的活法。
蘇聯專家的意思叫“改朝換代”。
老城那是封建糟粕，得改造，得利用，還得在政治中心天安門豎起新招牌，立個威。
梁思成的意思叫“新舊分家”。
老城是寶貝，別碰；新城代表明天，隨便造。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雙城記”。
按梁思成的藍圖，這新北京要是立起來，絕對是全球規劃界的樣板間。
頭一個，機關大樓全搬西邊去。
那時候那邊全是荒地，想咋畫咋畫，根本沒有框框。
梁先生是喝過洋墨水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出來的底子。
他腦子里的新城，分區門兒清：辦公是辦公，住人是住人，買賣是買賣。
中間用大片林子隔著，既養眼又實用。
路網咋整？
橫平豎直，寬敞得很。
因為是新地盤，不用為了拆遷扯皮，也不用避讓老房子，車跑起來飛快。
那老城這塊地界呢？
那就成了一個超大的“古董展示區”。
梁思成對這塊地那是真愛。
他眼里，那六百年城墻、十四個城門樓子、密密麻麻的胡同，全是活著的歷史，是無價之寶。
真要聽他的，現在的二環里頭，絕對瞧不見玻璃幕墻。
故宮、景山、天壇連成片，中間鑲嵌著修繕好的四合院。
城墻絕不會扒，上頭還能修成空中花園，大伙沒事能上去遛個彎。
腦補一下那畫面：周末你逛老城，就像穿越回了明清。
窄巷子里，老街坊住四合院，種著石榴樹，樹底下搖蒲扇。
出了城往西坐幾站地鐵，立馬就是摩天大樓，霓虹閃爍，車水馬龍。
一邊是沉甸甸的歷史，一邊是快節奏的效率。
有點像現在的羅馬，或者京都。
可圖紙再美，也得落地。
回到1950年的拍板現場，梁方案咋就黃了？
不少人罵當時的人“土”或者“沒眼光”。
這話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這里頭有兩個邁不過去的坎兒。
頭一個攔路虎就是錢。
1950年的中國，家里窮得叮當響。
打了幾十年仗，底子都空了，國家急著恢復生產。
梁思成的招兒好是好，就是太燒錢。
去西邊蓋新城，意味著水、電、暖、路，啥都得從頭鋪。
再看老城，雖說破點，但骨架在，路現成，房子縫縫補補就能湊合。
對于急著安頓下來的機構來說，這是性價比最高的買賣。
第二個是面子問題，或者說政治賬。
那時候急需向全世界亮亮新中國的相。
天安門不光是座樓，那是權力的圖騰。
把辦公桌擺在天安門邊上，這氣場立馬就出來了。
要是把政府搬到那時還是荒郊野嶺的公主墳，這威嚴感怕是要打折。
說白了，這是“詩和遠方”撞上了“眼前的茍且”。
梁思成瞅的是五十年、一百年后的光景；當家人愁的是這兩年的吃喝拉撒。
結局大伙都清楚，梁方案被斃了。
緊接著就是大動土木。
城墻扒了，理由是擋路，是封建遺留，甚至被當成了阻礙交通的絆腳石。
東便門、西便門只剩下個地名，門早就沒影了。
胡同被推平，原本的毛細血管被硬生生拓寬成了大馬路。
天安門廣場擴建，周圍蓋起了一圈蘇式或者現代風格的高樓。
梁思成眼睜睜看著這一切，急得拍桌子罵娘，四處去勸。
他那是真急了，撂下一句狠話：“扒城樓像是割我的肉，扒城磚像是剝我的皮。”
可推土機的轟鳴聲太大，沒人聽他的。
咱們不妨開個腦洞，要是當年梁老爺子真的說服了上面，方案過了，今天的北京會是啥樣？
頭一個變數是“交通”。
現在北京那是出了名的“首堵”。
為啥？
大家都往市中心擠，單中心的大餅攤開了。
早上進城，晚上出城，潮汐效應能把人折騰死。
要是按“梁陳方案”，那是雙核驅動。
西邊上班，東邊逛街旅游。
人流一分流，路網在空地上重新鋪排，肯定比現在硬生生在胡同里摳出來的馬路要科學得多。
地鐵沒準早就把新老城連上了，通勤能省不少心。
再一個是“環境”。
梁思成講究綠化，新老城中間、各個功能區之間，都留著大片綠地。
真要這么弄，通風口沒堵死，熱島效應能輕不少，霧霾估計都沒后來那么嚇人。
當然，老城的旅游價值更是沒法估量。
現在的北京，想找點老味兒，只能去故宮或者那幾條商業化嚴重的胡同。
要是全城保留，那北京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活體古都。
話雖這么說，咱們也得清醒點，別把梁方案捧上神壇。
就算當年通過了，現實的坑也不少。
最大的變數是人。
1950年，北京才兩百多萬人。
梁思成做夢也想不到，幾十年后這城市能塞進去兩千多萬人。
就算建了新城，人一多，早晚也得擠爆，接著往外攤大餅。
西郊那點地兒很快就會填滿，然后往東、往南漫。
搞不好，新舊兩城最后還是連成片，變成一張巨大的餅。
還有個大麻煩是修繕。
把幾十萬人住的老城當博物館養，那得多少銀子？
四合院要是沒下水道、沒暖氣，老百姓日子沒法過。
國家要是沒錢修，老城很容易淪為那種外表光鮮、里面臟亂差的貧民窟。
這種“拉鋸戰”，后來的幾十年里其實一直在演。
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新城蓋了一半沒錢了，爛尾；老城保了一半也沒錢了，塌了。
所以說，梁思成的苦悶，不光是個人的，更是時代的錯位。
他的理念跑得太快了。
他想把北京打扮成一位穿長袍喝茶的雅士，坐在太師椅上曬太陽；可那個時代急需的，是一個能光膀子扛大包、挽起袖子干活的壯勞力。
直到閉眼，他心心念念的那個京城也沒回來。
1950年之后，因為方案被否，加上后來的一堆運動，梁思成心里一直堵得慌，身子骨也垮了。
但他沒歇著，帶著學生滿處跑工地，教書，寫書，想著能記多少算多少，盡最后一點力。
歷史沒法撤回，做決定就得認賬。
咱們弄丟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古都，換來了一個飛速拔地而起的現代化大都市。
這筆買賣是賺是賠，每個人心里都有桿秤。
只是偶爾瞅著空蕩蕩的城墻舊址，總忍不住琢磨：要是當年，哪怕只聽進去那么一耳朵，現在的北京，會不會多幾分從容，少幾分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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