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戰爭學院的禮堂里燈光收起了鋒芒,馬蒂斯站在臺上,手里捏著講稿,視線從臺下的軍裝掠過,話題往東方擰過去,“想看懂大國起落,就去讀大明”,把美國的發展軌跡和大明王朝扣在一起,海權的擴張,財政與制度的拐點,軍備的迭代和組織的退化,一條線畫過去,臺下的人把本子翻開,筆尖落下的速度很快,另一頭的教室里,“明末衰敗”被快速掠過,幾句概括放在黑板角落,“腐敗、黨爭、閉關”這三個詞貼在腦子里不再挪動,同一個朝代,兩個模樣就這樣分岔開去。
他提到的不是臨場的即興,軍政體系里常備的案例庫里,大明被放在顯眼的位置,“典型樣本”這個標簽被用來研究海權擴張與內政結構的矛盾,外部敘事把明朝寫成“落后王朝”,內部材料里卻能看到成熟的軍事組織與財政工商業格局,認知的偏差從哪里來,眼光要落到一部書上,落到那部被清人反復修訂的《明史》,落到那些被剪去的原始檔案的空缺。
把《明實錄》翻開,1522年的記載清清楚楚,廣東新會西草灣,大明水師和葡萄牙艦隊在海面撞到一起,戰果寫得直白,俘兩艦,斬數十,戰后火炮制造的路徑被吃透,南海的水域秩序穩住,西方的史家在頁邊留了一條短線,這一頁迅速合上。
鄭和艦隊,教科書里四個字落下去“宣揚國威”,細節卻遠不止,船隊里寶船的數字堆起來到62艘,最大船體的尺碼拉到長148米 寬60米,火器裝備列上火炮與火箭,隨行人數寫出2.7萬人,一支全球少有的遠洋編隊擺在眼前,1588年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在歐洲歷史里被反復書寫,130艘的規模,主力噸位與寶船相比只到三分之一,兩條線對照在時間軸上,誰更早完成海上組織能力的集成,答案自己會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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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二年開口修史,直到乾隆四年定稿,《明史》的編纂拖過一整代又一整代,修史的案頭把筆鋒對準萬歷與崇禎,“昏庸”二字被加粗,臺面之爭被描成“禍亂”,更關鍵的部分被退場,努爾哈赤領受的“建州左衛都督僉事”封號,定期朝貢的冊記,初稿里寫到細處,定稿時整段抽走,民變軍中提出的“均田免賦”被改寫成“焚掠”,技術與工藝的成就被淡化,主旨是凸顯“正統”,這套筆法貫穿到底。
教材的取舍把偏差放在了更顯眼的位置,朱元璋的功過常被濃墨勾在“誅殺功臣”這一格里,朱棣的視野里《永樂大典》的編纂和鄭和下西洋的執行被壓縮成短句,流量平臺上的清宮劇長久占位,明朝被推到舞臺邊緣,標簽固定不再移動,誤讀開始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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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有人把這層霧氣撥開,毛佩琦在多次公開發言里提醒,明代的外向口岸并未關閉到底,“隆慶開關”之后,漳州月港做活了航路,賬本里一年能寫到數百萬兩白銀的進出口,數字繼續往前推,萬歷年間的經濟比重拉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手工業的產出和分工細密程度把同期歐洲甩開一段,這些材料散落在檔案和實物里,進課堂的速度顯得慢。
16世紀的賬單翻給你看,黃金約200噸 白銀約1.8萬噸從美洲運出,人口變化的曲線在統計圖上陡直下沉,地方的產業沒有借著金銀堆起來完成升級,錢走向王室消費與戰爭開支,財政結構的空洞化拉開后期的下墜,神話的亮度在數據前面變得灰一點。
馬蒂斯把話題又拉回到路徑本身,大明的峰值來自開放與包容,遠航把亞非多國串成網絡,火器體系在技術樹上的節點占得早,拐點出現在黨爭內耗與制度僵化,不是簡單的“落后”,對照表給美國看的是如何提早識別組織老化,如何提前修補制度的彈性,這才配得上研究的意義。
外部研究的推進在加速,馬蒂斯這樣的軍政人物把明史放進戰略課,國內很多人的印象還停在幾個舊詞里,屏幕上刷的是宮廷情節,海上遠航的細節與萬歷三大征的背景被講得不夠足,材料卻在慢慢補齊,考古把證據一件件擺上臺面,2019年 南京明故宮出土的火炮殘件,工藝線索對上了工部檔案,海外貿易的明代瓷器在多地出水,航道上的來往被實物重新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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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的方式要跟著變,不靠單一來源,不被一個神話敘事牽著跑,把明史和西方擴張史放在同一張桌子,交叉核對,數據和實物對證,敘述就能穩。
那些被淡去的大明輝煌,那些被美化的海外擴張流程,都在給后來者遞一個信號,尊重史料與證據,才不會踩進同一條溝,這不是一句口號,是一整代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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