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里卡多·豪斯曼撰文指出：委內瑞拉的和平與繁榮來自民主，而非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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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teza n?o tem fim, felicidade sim。” 這句葡語歌詞直譯是：悲傷沒有盡頭，幸福卻有盡頭。它出自波薩諾瓦歌曲《A Felicidade》，并因電影《Orfeu Negro》(Black Orpheus，中文常譯《黑色奧菲斯》)而廣為人知。它抓住了歡樂的某種本質：快樂往往脆弱、短暫，因此才顯得格外珍貴。

1月3日那天，在幾個非同尋常的小時里，委內瑞拉人短暫嘗到了這種幸福。消息像野火般迅速傳開，人們得知，長期以鎮壓與破敗統治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已在一次極具戲劇性的美國軍事行動中被帶離出境。那種震撼不只是政治層面的，更是情緒層面的。在加拉加斯和馬拉開波，在邁阿密和馬德里，委內瑞拉人終于允許自己去想象一個充滿尊嚴與希望的未來，也想象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

然而，幸福很快就被憂慮取代。突襲發生數小時后，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海湖莊園召開記者會稱，美國接下來將“接管并管理”委內瑞拉。他大談石油，卻幾乎完全不談民主，唯一提到民主相關人物時，也是在輕蔑地否定民主反對派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科里娜·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特朗普說，馬查多女士并不具備治理國家所需的“威望”，盡管委內瑞拉人在2024年選舉中以壓倒性多數投票支持她的陣營，而那場選舉的結果被尼古拉斯·馬杜羅竊取。相反，特朗普表示，美國將與馬杜羅原本的副總統合作。他說話的姿態仿佛自己擁有這個國家及其資產。委內瑞拉人將被當作他施恩的受益者，而不是塑造自身命運的主體。

委內瑞拉人十分清楚，把一個毒菜者拉下臺，尤其是在讓他的爪牙集團繼續掌權的情況下，并不等同于重建一個國家。而需要重建的東西實在太多。2013年馬杜羅上臺時，委內瑞拉人的生活水平大致是如今的四倍。此后發生的，是和平時期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經濟收縮。這引發了約800萬委內瑞拉人離鄉外出，約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這并非外敵入侵或自然災害所致，而是一場自我釀成的災難。并且在國內，它還伴隨著大量暴行、鎮壓與腐敗。

崩塌的核心，在于權利被系統性拆解。財產權被掏空，契約失去效力，法院喪失獨立性，選舉不再算數，公開發聲竟成犯罪。隨著權利消失，安全、投資、信任以及想象未來的能力也一并消散。人們不再為未來作打算，因為未來已不再屬于他們。

教訓很簡單，卻意味深長：繁榮并非來自石油，也非來自政令，甚至不是來自仁慈的統治者。繁榮來自權利。權利塑造私有財產。權利帶來安全。權利催生公共辯論。權利使人們能夠投資、創新、夢想，并把現實改造為他們想要的樣子。剝奪權利，社會便會枯萎；恢復權利，復蘇才有可能。

委內瑞拉人此刻需要的，既不是對馬杜羅的復仇，也不是特朗普式的即興施政，而是回到自由與和平。人類早已發明出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技術”，那就是民主。民主不只是投票，它是一套制度，既能在保護各項基本自由的同時匯總社會偏好，又能在長期中把政治權威與民眾認可重新對齊。委內瑞拉在20世紀后半葉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曾擁有這種制度，而直到今天，民主依然是全球實現持續繁榮的通行配方。

所謂查韋斯主義工程自1999年開啟，循序卻從不手軟地侵蝕那套制度，一點點蠶食權力制衡、個人自由，最后連民主本身也被削弱。要想走回去，就得把這一過程倒著走一遍。恢復權利與法治，沒有任何捷徑可抄。

更關鍵的是，委內瑞拉社會其實已經完成了最難的那一步。這個國家展現出耐心與勇氣，在漫長的過程里重新凝聚。2023年，委內瑞拉人幾乎一邊倒地團結在瑪麗亞·科里娜·馬查多身后，推舉她為民主反對派領袖，卻眼看她被任意取消總統參選資格。次年，他們仍然讓她的同僚埃德蒙多·岡薩雷斯·烏魯蒂亞（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取得壓倒性勝利，幾乎在全國每個角落都用選票對毒菜說不。委內瑞拉人的意志再清楚不過。被阻斷的，是把這份意志翻譯成權力的那一步。

因此，前行的關鍵路徑，始于一個樸素的念頭：尊重并兌現這種意志。委內瑞拉需要一個受法律約束的文官政府，尊重個人自由，接受選民問責，并有能力重建制度與機構。

特朗普似乎并不明白這一點。他的說法仿佛委內瑞拉龐大的石油儲量足以讓民主變得可有可無：外來投資，尤其是美國石油公司的投資，可以替代政治恢復常態。即便按這位美國總統自己的邏輯，這也是一種妄想。石油只有在產出能夠變現之后才算財富，而要把產出變成財富，就離不開長期投資。要吸引這種投資，法律確定性是必要前提，包括穩固的財產權、可執行的合同、清晰的稅制，以及關于油氣特許權授予與付款安排的可預期規則。石油公司并不向總統負責，而要對股東、監管機構與法院負責，它們不會把資本投進一個法治真空。沒有一個合法而可信的法律體系，指望石油儲量拯救委內瑞拉，并讓美國從中獲利的想法，經不起細致審視，這套說法就會瓦解。

更深層的風險在地緣政治層面。委內瑞拉不應淪為殖民地，不應成為被順帶處理的附屬項，更不應變成一個由美國短期利益驅動的交易性項目。二戰后，美國最成功的對外實踐，并不是從歐洲或日本抽取資源，而是提供公共品（公共產品）：安全保障、制度重建，以及一套讓社會得以繁榮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這一戰略既為受援者帶來巨大收益，也同樣讓美國自身受益。

委內瑞拉需要同樣的自由主義配方：和平、正義、民主與權利。它需要把公民對民主的勇敢渴望轉化為建設性的力量，而不是把這種渴望擠到邊緣。否則，未來沖突的種子將會滋長，尤其當國家抱負與美國的優先事項發生碰撞之時。

正如那首歌提醒我們的，悲傷沒有盡頭。委內瑞拉承受的苦難已經遠超它本不該承受的程度。但那幾個小時的幸福揭示了一件關鍵事實：委內瑞拉人沒有放棄民主，也沒有放棄彼此。現在的任務，是把這一切塑造成一種持久的現實，不靠武力，也不靠石油幻夢，而是恢復人民的意志，讓他們得以開始那項艱難而需要耐心的工作，恢復權利，重建制度。這是幸福這種脆弱之物最終可能找到延續之道的唯一道路。 ■

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是委內瑞拉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與增長政策研究者。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拉菲克·哈里里國際政治經濟學實踐教授，并創辦并領導哈佛增長實驗室。他的研究與政策工作主要聚焦經濟增長、結構轉型與制度條件等議題，增長實驗室也以為多國提供增長診斷與政策工具而知名。

他也有較深的公共部門與多邊機構經歷：曾擔任委內瑞拉規劃部長（1992–1993），并曾在委內瑞拉中央銀行董事會任職。此外，他曾出任美洲開發銀行首任首席經濟學家（1994–2000），并參與創建該行研究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