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陳永貴病逝，華國鋒成唯一送別領導人：其他人去我就不去了

1975年5月6日凌晨一點，北京西長安街燈火猶明。國務院常務會議臨時加開，討論農業機械化試點。會場里，一身舊呢子大衣的陳永貴嗓音洪亮，他用濃重的山西口音描畫大寨“三級跳”的規劃；華國鋒靠在椅背，邊聽邊在筆記本上記“坡改梯”“以糧為綱”。兩人幾次目光交匯，略一點頭，不到兩分鐘卻能達成默契。那種默契，后來只在極少數場合重現。

陳永貴出身貧苦農民，常把“锨把”當指揮棒；華國鋒早年做過公安干事，習慣先聽后斷。身份、氣質、經歷差異巨大，卻在1975—1976年間因整頓農業與平息動蕩頻繁并肩。有人開玩笑：“一個鐵牛漢子，一個溫言書生。”正是這段相處，埋下后來送別情分的伏筆。

1985年1月，陳永貴在京西招待所參加座談，忽然頭痛得站不住。他只當重感冒，連夜讓秘書去藥店買氨咖黃敏片。藥吃完，人更虛。他咬牙不吭聲，照舊白天聽匯報、晚上寫材料。夏天，二兒子陳明珠探親，才發現父親臉色灰白：“爸，我給你號個門診？”陳永貴擺手：“先叫你們大寨的旱垣地保墑，病不礙事。”話雖硬，站起時幾乎跌倒。

北京醫院的檢查結果很快出來——肺癌晚期，左肺上緣血管周圍布滿密集陰影。醫生拉著陳明珠到走廊低聲說：“最多一年。”陳明珠回病房，假裝輕松：“爸，是慢性支氣管炎，好好住幾天？”陳永貴盯著兒子眼睛：“別編了，癌就是癌。”醫生被逼無奈，只好告知實情。陳永貴點點頭，卻先問：“羊肚菌貴不貴？別給我吃那個，留給別的同志。”

接下來半年，止痛片成了他唯一“奢侈”。他把每片片成兩半，用小紙包好，放床頭抽屜里。護士清理時，竟數出三十多包半片。疼到額頭冒汗，他只讓助手端一盆冷水，把毛巾蘸濕敷在胸口：“扛得住。”

1986年2月5日，醫院破例批準他回家過年。除夕夜，老北京的煙花一陣陣炸響，小孫子繃著嗓子問能不能放鞭炮。家里人怕驚到病人。陳永貴揮手：“放！年味不能斷。”那天，他費力吞下六個塞滿酸菜的餃子，還抿了半杯張裕紅。臨睡前，他給每個孫輩塞十塊壓歲錢，笑道：“明年再給二十。”床旁的華燈閃著紅光，映著他消瘦的面頰。

正月十六，陳永貴回到病房。那天清晨，他堅持自己扣紐扣、穿中山裝，挪到門口才讓兒子扶一下。出門前，他對妻子說了一句極短的話：“錢給娃，房還組織。”聲音低，卻清晰。

3月26日上午九點三刻，病情突然惡化。醫生會上會診，決定強行輸液鎮痛。陳永貴已經說不出話，只把手伸向窗外，指了指西北方向。那是晉中大寨所在。晚八點三十五分，他瞳孔放大，心電圖成一條直線。

次日下午，喪事小組忙著告別式名單。電話鈴忽然響起，對方語氣平靜：“如果有中央領導去了，就當我沒來。”掛斷無署名。工作人員面面相覷，記下號碼，誰也猜不出是誰。

3月29日八寶山，細雨。約兩百名群眾自發前來，手舉白菊。告別室里并無熟悉的高位身影。下午兩點，一輛灰色豐田皇冠靠邊停下，車門開處，華國鋒微弓著背下車。人群自動讓出兩側，像開垅。華國鋒步子輕，卻很穩，徑直走向靈臺，鞠躬三次，眼眶泛紅。停留許久，他繞靈柩一周，與家屬逐一握手，無言轉身離去。人們這才想起那通電話——原來他擔心自己出現，會讓場面尷尬，索性“其他人去我就不去了”。

世人難解二人情分。1976年10月的關鍵時刻，陳永貴在釣魚臺向華國鋒表示支持：“干吧，大寨老陳跟著你。”這句話日后少有人提，卻深深刻在后者心里。也因如此，十年后，送別者中只他一個曾經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

1991年9月6日，已離職的華國鋒再到晉中。警車開到虎頭山腳，他獨自步行上坡。墓前石碑刻著八個大字：“功蓋虎頭，績鋪大地。”他伸手輕撫碑面，良久不語。一位游客遞上黃菊，華國鋒接過，放在碑前，輕聲一句：“老陳，華來了。”

當晚，他在大寨舊大隊部小院轉了幾圈。屋里老式香案、土木框架的床鋪毫無變化，墻上那張合影泛黃。燈泡昏黃，影子拉得很長。工作人員提醒時間已晚，華國鋒應了一聲，回頭再看一眼照片，才緩緩走出院門。汽車發動，燈光掃過仍舊層層疊疊的梯田，曲線宛若當年的“三級跳”，在夜色里靜默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