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國與世界】余瀟楓：全球和合治理——世界秩序重塑的中國方略

世界秩序是國際關系理論與全球政治實踐長期關注的核心問題。在美國開啟全球關稅戰、世界形勢動蕩不安的當下，世界秩序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失范、失態、失序。人類何去何從？世界何以平安？國際社會如何以多元治理、總體治理、合作治理、有效治理替代霸權治理、離散治理、利益治理、低效治理？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的結論中甚至質疑：“當今時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嗎？”全球和合治理的中國方略為此提供了答案。

全球和合治理的理論意蘊

人類早在19世紀中后期全球性國際體系出現之際就出現了治理觀念，在20世紀形成了全球治理的理論框架與初步應用。如果說“統治”是以政府機構、自上而下、領土為界、法規命令等為特征的管制性過程的話，那么“治理”則是以多元主體、上下互動、超越國界、廣泛參與等為特征的協調性過程。進入21世紀，全球治理作為“沒有統治的治理”廣泛運用于全球發展各個領域，并正在為全球社會打造新的世界秩序。

與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競爭與對抗邏輯不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傳承了歷史上的和合邏輯。“和合”不僅蘊含包容性與共享性，如求同存異、多元互補、互惠共贏；而且呈現協作性與統和性，如協同合作、以和謀利、協調統一等。“和合治理”在中國源遠流長。文化上，中國有獨特的要素整合意義上的文字生成模式，有和韻合律的文、賦、詩、詞，有貫穿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思想的中醫系統。理政上，中國重王道輕霸道，重法度興禮樂，更多的是強調“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通過“保合太和”實現美美與共的大同世界。治世上，中國人以止戈為武的方式“協和萬邦”，既有最早國際關系意義上的會盟制度，又有最早文明融合意義上的封貢體系，還有以敬服、徠服、和服、順服為主調的“和合外交”傳承。

和合理念運用于全球治理，就形成全球和合治理新方略。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全球和合治理以國際行為體間的地位平等、道義對等為前提，尋求多治理主體間“關系和合度”的最大化，其根本宗旨不是本國優先，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優先；其價值基點不是爭斗、結怨、對抗，而是和平、和解、和合，其互動方式不是文明隔閡、沖突與文明優越，而是文明交流、互鑒與文明包容。全球和合治理要凸顯的是治理理念的先進性、治理行為體的包容性、治理結構的多元性、治理過程的開放性以及治理價值取向的公正性。

全球治理模式比較

全球化導致了世界發展的加速，也導致了全球性問題的劇增。人類未來的保障越來越需要好的、更靈活的、更能被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模式來提供。

近百年來全球治理已經有不少模式，但其思想核心都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難以適應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力量對比格局的變化。如現實主義強調霸權治理，認為霸權國的權威支配全球，但霸權治理最終導致的卻是全球治理失靈。自由主義倡導規則治理，把制度視為推動國際體系發展演變的施動者，吸納除國家外的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但當主導性大國把國際組織視為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時，偽多邊主義（小圈子多邊主義、本國優先多邊主義、有選擇的多邊主義）盛行，后果是全球治理的弱化與異化。建構主義則看重認同治理，強調全球治理中行為體的身份與利益都是建構的，但當一味強調認同一致時容易忽略物質力量對觀念變化的影響。

當然，全球治理理論中還有諸如融合“政府—私人部門—公民”的元治理，基于自主治理與減少搭便車行為的多中心治理，最大程度地簡化治理形式和層級的網絡治理等模式。這些全球治理模式在體現治理主體復合化、治理結構網絡化、治理機制去權威化、治理體系動態化上都有其貢獻。

相比之下，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為超越全球治理困境、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奉獻了中國方案：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為避免治理滯后和碎片化，全球和合治理正是推進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最佳范型，其基本模式有三種：一是聚合體模式，旨在創造一種開放包容的環境聚集多個主體，以非沖突的和平方式，通過一系列的溝通、對話、協商等擱置沖突、弱化爭議、促成統一行動。二是競合體模式，旨在以“求同存異”的和解方式，積極尋找根本利益一致的領域，開展實質性的合作，并通過競合的“良性化”去消解潛在的異質性沖突。三是和合體模式，旨在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和合方式，推進普遍價值取向的形成，開創共生環境，培育互信精神，攜手應對共同面臨的挑戰。在現實中，聚合體模式，能創新治理主體之間關系，較好地解決集體行動難題。競合體模式，能包容不同治理方式，較好地解決利益對沖或價值相異難題。和合體模式，能以和平、和解、和合方式、互信互助互惠路徑，通過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取得最佳治理效果。和合體模式處在全球和合治理三種基本模式的價值上位。

全球和合治理的實踐探索

全球和合治理的理性法則是和合善治，實踐訴求是落實“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第一，共商是共建共享的前提，主要采用對話、協商的方式，并以非傳統權威的制度性安排為基礎，把國際合作原則具體化。如中國在解決南海問題上采用共商原則，把因主權關系極度緊張的沖突之海轉化為了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第二，共建是在共商基礎上達成共識后的實施路徑探索，即共同參與，協同治理，共同承擔責任和風險。共建體現的是在共同參與中各自發揮自身優勢和潛能。如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集體行動難題十分突出，但中國在倡導共建原則的同時彰顯自己負責任的大國擔當，使得全球綠色低碳發展的治理進程得以加快。

第三，共享是共商共建的宗旨和目標，是對共建成果與美好未來的共同享有。如各個“一帶一路”共建國有較大的國情區別與文化傳統差異，但共享原則的采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明間存在的異質性對沖，使得“一帶一路”倡議能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健康推進。

新近中國倡導成立的“國際調解院”，正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實踐性嘗試，也是全球和合治理應用于國際組織的制度性探索。在多邊體系陷入僵局、國際紛爭增多、國際道義式微的當前，國際社會在處理爭端時常陷于信任缺失、公正缺乏、對抗失控的種種困境，而“國際調解院”作為一種爭端處理前移的新制度安排，通過非暴力溝通保持和平，以道義調解達成和解，以多邊協商實現和合。和合善治是對傳統國家本位觀的超越，國際調解是對事后被動解決沖突或對抗性中解決紛爭的超越。“國際調解院”這種“和合治理式”的制度安排，開創了以倫理共識而非權力分配為邏輯起點的治理方式，是中國“楓橋經驗”大調解精神的國際化，既回應了當前國際法治工具在成本、效率和公正性方面的不足，又幫助國際社會提出了完善多元爭端解決機制的“中國方案”，同時還為超越全球治理的諸多困境提供了“和合治理”的良好范例。

總之，歷史上人類多以戰爭與強權的方式來構建世界秩序，如帝國體系主導下的“權力秩序”、結盟體系下的“均勢秩序”、一超多強結構下的“霸權秩序”等。而全球和合治理則以“和平、和解、和合”為價值基點來建構共商、共建、共享式的“和合秩序”。全球和合治理凸顯的是規則公正性、訴求包容性、約束有效性、關系和合性，促成的是基于不同歷史、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現實世界趨于“和合”，彌合的是南北發展的巨大鴻溝，塑造的是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安全與高效能治理的世界新秩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非傳統安全風險與全球治理”（24&ZD&29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王晏清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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