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張學良被釋放后，說出一個秘密，揭開了楊虎城一家被殺的真相

西安事變的主角不是我，是楊虎城將軍。

1991年，年逾九旬的張學良在臺北寓所緩緩說出這句話時，歷史的回音壁仿佛被重重敲響。這句遲到了半個多世紀的證言，與幾十年來深入人心“張主楊輔”的公眾認知形成了強烈反差。

那位叱咤風云的少帥，何以在耄耋之年如此堅決地將“主角”之位讓予他人？

就在張學良說這番話的四十多年前，1949年9月，蔣介石命令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將楊虎城及其子女、秘書宋綺云一家全部殺害于重慶戴公祠。當楊虎城年僅八歲的幼子楊拯中被匕首刺入胸膛時，這場始于1936年冬天的政治博弈，畫上了一個最為血腥的句號。

九十年過去了，歷史的塵埃似乎已經(jīng)落定，但當我們掀開時光的帷幕，不禁要問：西安事變到底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那場改變了中國近代史走向的兵諫，真相究竟如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華清池的槍聲改寫了國共兩黨的命運。在扣押蔣介石七十二小時后，面對全國上下的巨大壓力和宋美齡、宋子文的緊急斡旋，蔣介石最終口頭接受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八項主張。1

2月25日，張學良出人意料地親自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這一去，便是漫長的軟禁生涯。

張學良的這一決定，至今仍讓歷史學者爭論不休。事實上，在決定送蔣回南京前，許多部下都勸他三思。

據(jù)侍衛(wèi)回憶，張學良當時平靜地說：“我這次送蔣先生回南京，是準備被處死刑的。我是軍人，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擔責任，沒有別的想法。同時，我們是促進蔣先生反省，共同抗日，不是要反對他。”

這種近乎飛蛾撲火的選擇，背后是張學良對蔣介石性格的深刻了解。他深知蔣睚眥必報，求饒無用，不如坦然赴難，保全政治成果。

在登上飛機前，他悄悄將一封手令交給部下：“在我離陜之際，萬一發(fā)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指揮。此致，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張學良，廿五日。”

這是他為自己準備的遺書。

從南京軍事法庭的審判開始，張學良先后被軟禁在浙江奉化、貴州修文、新竹等地，輾轉(zhuǎn)大半個中國。1946年，當他被秘密押送至臺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張學良的問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恥辱，我必須用一生的時間來懲罰他。”

在井上溫泉，張學良度過了人生中最漫長的歲月。他研究明史，養(yǎng)花種菜，皈依基督教，看似平靜度日，內(nèi)心卻無時無刻不在掛念著大陸的故土與西安事變的真相。看守他的特務隊長張嚴農(nóng)后來回憶：“他常常一個人站在院子里，望著西北方向，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

直到1990年，在蔣經(jīng)國去世兩年后，張學良才真正獲得自由。而此時，距離那個改變他一生的冬天，已經(jīng)過去了五十四年。

199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研究專家張之宇、張之丙姐妹獲準對張學良進行專訪，為這位世紀老人錄制口述歷史。此時的張學良已經(jīng)91歲高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再不說出真相，那些秘密將隨他一起進入棺材。

在采訪中，記者拿出一張珍貴的照片——這是目前已知張、楊二人在西安事變前唯一的合影。照片上，張學良身著戎裝，神情凝重；楊虎城則略微側(cè)身，目光堅定。看著這張泛黃的照片，張學良沉默良久，然后說出了那段石破天驚的話：

“我發(fā)動的？不是我，而是他，他才是主角。”

為什么楊虎城才是西安事變的真正主角？張學良的解釋揭開了歷史的重重迷霧。

1936年，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駐扎西北，共同面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壓力。張、楊二人都對繼續(xù)剿共感到厭倦，希望槍口一致對外，抗擊日本侵略者。

該年10月，張學良曾專程飛赴洛陽，借為蔣介石祝壽之機，懇切陳詞，希望停止內(nèi)戰(zhàn)，共同抗日。不料蔣介石勃然大怒：“你們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叫你向東，你就向東；抗日，抗日，不要整天把抗日掛在嘴上！”

這次不歡而散的談話，讓張學良意識到通過常規(guī)途徑說服蔣介石已無可能。

而與此同時，楊虎城早已在秘密籌劃兵諫行動。據(jù)楊虎城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早在1936年秋，楊虎城就與秘書宋綺云（即小蘿卜頭的父親）制定了詳細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計劃，只是苦于時機未到，未敢輕舉妄動。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再次赴華清池見蔣，作最后一次努力。他聲淚俱下地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卻遭到更嚴厲的斥責。蔣介石甚至在日記中寫道：“張學良如此無知無能，一至于此，可痛可悲！”

滿懷憤懣的張學良回到西安后，楊虎城敏銳地察覺到時機已到。當晚，他主動前往張公館，對張學良說：“我看蔣介石已經(jīng)死心塌地了，再勸無用。我們得另想辦法。”

張學良問：“除了勸說他，還有什么辦法？”

楊虎城毫不猶豫地回答：“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句話正中張學良下懷。兩位將軍的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事件就此拉開帷幕。

在這一歷史定位中，楊虎城是“倡議者和策劃者”，而張學良則是“關鍵的聯(lián)合者和執(zhí)行者”。沒有楊虎城的提議，張學良或許還在猶豫；而沒有張學良的東北軍實力，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也難以單獨成事。

正是這種角色差異，導致了張、楊二人在事變后迥異的命運。

蔣介石對楊虎城的仇恨遠超張學良。在蔣看來，張學良是“受人蠱惑”、“年輕無知”，而楊虎城則是“蓄謀已久”、“罪大惡極”。況且，楊虎城并非蔣介石的嫡系，且在1929年曾有過反蔣歷史，這些因素都讓蔣介石對他恨之入骨。

1937年4月，蔣介石迫使楊虎城“出國考察”，實則剝奪其兵權(quán)。臨行前，楊虎城對部下說：“我這次出國，回來的希望不大。蔣介石這個人，睚眥必報，大家要多加小心。”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楊虎城多次致電要求回國參戰(zhàn)。1937年11月，他懷著報國熱情回到香港，卻不知蔣介石已經(jīng)布下天羅地網(wǎng)。一抵達南昌，即被戴笠囚禁。

從此，楊虎城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牢獄生涯。先后被關押在長沙、益陽、息烽、重慶等地。在息烽集中營，他與秘書宋綺云一家同被囚禁，其中包括年僅八歲的幼子宋振中——也就是后來聞名的小蘿卜頭。

1949年1月，蔣介石在內(nèi)外交困下宣布下野，李宗仁代總統(tǒng)。李宗仁上任后，立即下令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然而，負責看守的保密局官員對李宗仁的命令置之不理。

當毛人鳳向已經(jīng)下野的蔣介石請示如何處置楊虎城時，蔣介石只冷冷地說了一句：“留著他做什么？早就該殺了！”

1949年8月，蔣介石飛抵重慶，做最后布置。毛人鳳再次請示，蔣介石明確指示：“一律處決，不留后患。”

9月6日，保密局西南特區(qū)副區(qū)長周養(yǎng)浩來到貴陽麒麟洞，對楊虎城說：“蔣總裁準備在重慶召見你，可能要安排你去臺。”被囚十二年的楊虎城信以為真，隨其前往重慶。

當晚11時許，楊虎城及其兒子楊拯中、女兒楊拯貴一行抵達重慶戴公祠。特務張鵠引導他們進入房間。當楊拯中剛踏入臥室，埋伏在門后的特務楊進興迅速用匕首刺入他的腰部。楊拯中慘叫一聲：“爸！”隨即倒地。

走在后面的楊虎城聞聲回頭，另一名特務王少山用利刃刺進他的胸膛。楊虎城倒地后，楊進興又補上幾刀，確認死亡。

在隔壁房間，楊虎城的幼女楊拯貴、秘書宋綺云、徐林俠夫婦及他們的孩子宋振中（小蘿卜頭）也同時遇害。為了毀尸滅跡，特務們將楊虎城的面部潑上鏹水，然后埋在花園的一座花壇下。

這一天，距離新中國成立僅剩24天。

當張學良在1991年的采訪中得知楊虎城全家遇害的詳細經(jīng)過時，這位九旬老人久久不語，眼中閃爍著淚光。

他或許在想，如果當年自己沒有送蔣回南京，歷史是否會改寫？如果楊虎城沒有被誘捕殺害，他是否能在新中國有一席之地？

歷史沒有如果。西安事變的兩位主角，一位被囚半個多世紀，目睹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種方式實現(xiàn)；一位在黎明前夜慘遭滅門，無緣得見他們用生命推動的歷史轉(zhuǎn)折。

張學良在口述最后說道：“我這一生，做過很多錯事，但西安事變，我無悔。楊主任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他才是事變的主角。這個真相，我應該還給他。”

2001年10月14日，張學良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歲。他帶走了許多秘密，但也留下了關鍵真相。而楊虎城，則在1949年那個黑暗的夜晚，用全家的生命為西安事變畫上了最后的句號。

九十載光陰流轉(zhuǎn)，華清池的槍聲早已遠去，但那段歷史的真相與教訓，依然在時光的長廊中回響，等待著后人去傾聽、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