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GDP超日本成第四，8億人貧困反差大

哈嘍，大家好，我是小方，今天這篇國際評論，我們主要來看看，當聚光燈打在印度那枚嶄新的“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獎牌上時，陰影里那些被忽略的、更真實的紋理與裂痕。

印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GDP第四，這無疑是歷史性的一刻，經濟總量數字的躍升，確實引人注目，世界銀行的數據庫提供了一個冷靜的視角：印度人均GDP剛過2600美元。

這個數字，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僅是日本的約十三分之一，更直觀的數據是，印度政府自己公布，全國約有8億人依賴政府提供的免費糧食計劃維持基本生活，這意味著，在14億人口中，每不到兩個人里，就有一個需要這份救濟，經濟總量的大蛋糕，分到每個普通人盤子里，分量著實有限。

人們常提及印度年輕的人口結構，平均年齡28歲，看似是巨大的“人口紅利”，但紅利能否兌現，取決于教育的質量，印度官方數據顯示，其初等教育輟學率問題依然顯著，更值得玩味的是工程教育領域：印度每年培養海量的工科畢業生，但據麥肯錫等機構的評估，其中具備基本就業技能的比例并不樂觀，這就像擁有一座儲量豐富的礦山，但開采和冶煉技術跟不上，難以轉化為高價值的產品。

最近的例子來自制造業前線，去年，富士康宣布退出與印度韋丹塔集團合作的半導體項目，引發廣泛關注，雖然官方歸因于“共同決定”，但產業鏈消息透露，項目推進中遇到的挑戰包括預期的政府補貼落地緩慢，以及建立符合尖端制造要求的本地供應鏈和熟練工人隊伍的難度。

對于跨國企業而言，印度市場是一塊充滿誘惑卻又布滿荊棘的沃土，近年來，一系列事件強化了外界對印度營商環境不確定性的觀感，以科技行業為例，相關指控涉及外匯合規問題。

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后果是直觀的，據印度官方數據，過去幾年有數千家跨國公司的注冊實體在印度被注銷，雖然其中包含正常的業務整合與淘汰，但也部分反映了營商挑戰，留下來的企業，則需要適應一種被印度央行前行長拉古拉姆·拉詹曾比喻為“撫養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般的長期投入與耐心，政策執行的透明度、稅收的追溯性風險，以及地方層面的各種非正式成本，共同構成了獨特的商業生態。

GDP的增長數據，有時會掩蓋內部發展的極端不均衡，在印度繁華的大都市之外，是另一個世界，根據國際能源署等機構的統計，印度仍有數億人未能獲得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交通基礎設施的滯后，使得“掛滿”乘客的火車景象至今仍非罕見，公共工程的效率與質量也偶有堪憂之處，比如比哈爾邦一座耗時多年建成的大橋，在通車后極短時間內便發生坍塌，官方調查將原因部分歸咎于“嚙齒動物打洞”等基礎維護問題。

更有趣的是，印度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將牛糞餅等傳統生物質燃料的制造計入“制造業”產值，這一統計方法在學術上或有其依據，旨在更全面反映非正規經濟活力，但也直觀地說明了其經濟結構的復雜性：現代工業制造與最傳統的生產方式并存，共同堆疊出那個龐大的GDP數字。

諸多經濟層面的挑戰，其根源往往深植于社會肌理之中，印度在法律上早已廢除種姓制度，但數百年來形成的社會分層觀念，在就業、教育等領域的影響依然隱約可見，低種姓群體在高端勞動力市場的占比仍然偏低。

另一個關鍵指標是女性勞動參與率，該數據從本世紀初的30%以上，已下降至近年約24%的水平，這意味著大量女性未能進入正規經濟領域，成為被閑置的潛在勞動力，社會觀念、家庭分工、安全環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導致了這一令人深思的趨勢。

有北方邦的農村案例顯示，即使村莊通了電，某些低種姓社區家庭在事實上仍可能被限制使用，或需支付更高費用，這些無形的“社會操作系統”版本，如果得不到實質性的升級，那么再優惠的產業政策、再年輕的人口結構，也可能在執行的“最后一公里”遇到無形的衰減。

印度的“世界第四”稱號，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但也像一面多棱鏡，映照出輝煌與陰影并存的發展圖景，它龐大的市場、年輕的人口無疑是無可比擬的潛力。

但潛力的釋放，最終取決于鐵軌能否更高效地鋪設、學校能否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女性能否更自由地參與工作、社會能否給予每個公民更公平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