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警報聲劃破北京上空,曾思玉被電話驚醒,噩耗傳來,耳邊只剩“主席逝世”的回響。放下話筒,他的腦海卻閃回到八年前那場東湖夜雨。那一晚,毛主席一句輕描淡寫的“是不是有野貓”,讓東湖賓館的瓦檐、夜色和水杉一同定格為永恒的畫面。
追溯緣分,要從延安說起。1937年2月,曾思玉剛擔任中央警衛團政委,忙完連隊支部會回到駐地,就被主席招手喚住。窯洞中燈光昏黃,主席問得極細:戰士的伙食、豬圈、菜地,還特地核實“長征留下來的老同志還有多少”。短短幾十分鐘,曾思玉第一次明白,保衛首腦機關并非只靠鋼槍,戰士肚里要有糧,心里要有火。臨別時,主席提到丁玲,“筆桿子也是武器”,一句話便定下了這位女作家到警衛團任副主任的事。軍政兩條線,在主席眼里從來是同一條戰線。
時間推到1967年7月30日。沈陽軍區副司令員的電話鈴響個不停,他接起卻聽到周總理的聲音:“立即飛北京,調你去武漢軍區。”大雨滂沱,專機硬是在陰云中落了西郊。釣魚臺會議室里,周總理只用一句“掌握部隊,穩定局勢”交代任務,隨后揮手讓他們馬上返航武漢。新的崗位,新的考卷,曾思玉心里清楚,荊楚大地并不太平。
1968年6月,毛主席專列抵漢。東湖煙波無恙,樹影里卻多了幾分警惕。那天曾思玉進門,主席抬頭指著天棚問:“夜里有東西亂跑,是不是野貓?”他正要請人清除,主席擺手:“野貓也要有窩嘛。”一句玩笑,卻點出了主席的寬厚。可考慮到老人家睡眠本就淺,他還是趁主席外出時讓工兵對屋頂做了加固。幾日后再見,主席揶揄道:“人要睡覺,貓要走路,矛盾大了。”玩笑過后,話鋒驟轉石油勘探。提及河南南陽初獲油氣,主席反復強調江漢平原的重要性,甚至設想戰時封井待用。那日的談話里,曾思玉第一次感到,戰略思維與生活細節可以在同一張竹椅上并存。
東湖夏夜,總少不了運動的氣息。1969年6月傍晚,毛主席想去湖邊散步,籃球場上汗水四濺。主席笑著點評“投籃不準”,隨后轉身與二人沿湖而行。柳影搖曳,湖面倒映月色,他又聊到洪湖的紅眼睛小魚、東湖的柳樹蘑。論到農業,主席把“飯”字拆給曾思玉看:“缺了食就是反。”農事之重,一字破題。恰在此時,草叢里躥出兩只野兔。曾思玉隨口談起當年魯西“合圍打兔”的土法,主席來了興趣:“能捉活的嗎?”當晚警衛連果真擒回幾只,餐桌上兔肉鮮嫩,老人家聽說是“活捉”,笑意在眉。
與主席相處,常常話未說完行已在路上。1969年廬山會議后,他突說返京,只留下一句“到此為止,以后再見”。曾思玉站在候車室,沒有再往站臺邁半步。劉豐卻執意前送,結果被叫上車唱了一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列車啟動,劉豐臉色通紅走出車廂,低聲道:“還是你對。”軍人處世,分寸有時比沖勁更難掌握。
臨近七十年代,主席要求建戰時備用指揮所。曾思玉會同汪東興空勘咸寧,山林之間很快起出一座隱蔽工事。外界流言紛紛,他只是淡淡一句:“實為臨時指揮所。”任務完成那天,晨霧繚繞,他站在山坡看工兵收尾,腦海里卻閃回延安窯洞里那盞煤油燈——三十年,燈芯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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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休后,他不談山水,不沾應酬,守著一方案幾雕刻木匾。《沁園春·雪》足足一米多寬,兩米多長,刀痕深淺不一。朋友來訪問他為何耗時如此,他只答:“刻字,不忘字里的人。”案頭還有九個燙金大字——“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刻到最后一劃時,他停刀良久。據說那天窗外風大,松枝撲簌作響,他想起東湖天棚上那只夜行的野貓,悄聲嘆道:“貓要走路,人也要走路。”
刀收,燈滅,文字與記憶都留在木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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