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在武漢東湖接見曾思玉：這房子天棚上是不是有野貓

1976年9月9日凌晨，警報聲劃破北京上空，曾思玉被電話驚醒，噩耗傳來，耳邊只剩“主席逝世”的回響。放下話筒，他的腦海卻閃回到八年前那場東湖夜雨。那一晚，毛主席一句輕描淡寫的“是不是有野貓”，讓東湖賓館的瓦檐、夜色和水杉一同定格為永恒的畫面。

追溯緣分，要從延安說起。1937年2月，曾思玉剛擔任中央警衛團政委，忙完連隊支部會回到駐地，就被主席招手喚住。窯洞中燈光昏黃，主席問得極細：戰士的伙食、豬圈、菜地，還特地核實“長征留下來的老同志還有多少”。短短幾十分鐘，曾思玉第一次明白，保衛首腦機關并非只靠鋼槍，戰士肚里要有糧，心里要有火。臨別時，主席提到丁玲，“筆桿子也是武器”，一句話便定下了這位女作家到警衛團任副主任的事。軍政兩條線，在主席眼里從來是同一條戰線。

時間推到1967年7月30日。沈陽軍區副司令員的電話鈴響個不停，他接起卻聽到周總理的聲音：“立即飛北京，調你去武漢軍區。”大雨滂沱，專機硬是在陰云中落了西郊。釣魚臺會議室里，周總理只用一句“掌握部隊，穩定局勢”交代任務，隨后揮手讓他們馬上返航武漢。新的崗位，新的考卷，曾思玉心里清楚，荊楚大地并不太平。

1968年6月，毛主席專列抵漢。東湖煙波無恙，樹影里卻多了幾分警惕。那天曾思玉進門，主席抬頭指著天棚問：“夜里有東西亂跑，是不是野貓？”他正要請人清除，主席擺手：“野貓也要有窩嘛。”一句玩笑，卻點出了主席的寬厚。可考慮到老人家睡眠本就淺，他還是趁主席外出時讓工兵對屋頂做了加固。幾日后再見，主席揶揄道：“人要睡覺，貓要走路，矛盾大了。”玩笑過后，話鋒驟轉石油勘探。提及河南南陽初獲油氣，主席反復強調江漢平原的重要性，甚至設想戰時封井待用。那日的談話里，曾思玉第一次感到，戰略思維與生活細節可以在同一張竹椅上并存。

東湖夏夜，總少不了運動的氣息。1969年6月傍晚，毛主席想去湖邊散步，籃球場上汗水四濺。主席笑著點評“投籃不準”，隨后轉身與二人沿湖而行。柳影搖曳，湖面倒映月色，他又聊到洪湖的紅眼睛小魚、東湖的柳樹蘑。論到農業，主席把“飯”字拆給曾思玉看：“缺了食就是反。”農事之重，一字破題。恰在此時，草叢里躥出兩只野兔。曾思玉隨口談起當年魯西“合圍打兔”的土法，主席來了興趣：“能捉活的嗎？”當晚警衛連果真擒回幾只，餐桌上兔肉鮮嫩，老人家聽說是“活捉”，笑意在眉。

與主席相處，常常話未說完行已在路上。1969年廬山會議后，他突說返京，只留下一句“到此為止，以后再見”。曾思玉站在候車室，沒有再往站臺邁半步。劉豐卻執意前送，結果被叫上車唱了一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列車啟動，劉豐臉色通紅走出車廂，低聲道：“還是你對。”軍人處世，分寸有時比沖勁更難掌握。

臨近七十年代，主席要求建戰時備用指揮所。曾思玉會同汪東興空勘咸寧，山林之間很快起出一座隱蔽工事。外界流言紛紛，他只是淡淡一句：“實為臨時指揮所。”任務完成那天，晨霧繚繞，他站在山坡看工兵收尾，腦海里卻閃回延安窯洞里那盞煤油燈——三十年，燈芯未滅。

離休后，他不談山水，不沾應酬，守著一方案幾雕刻木匾。《沁園春·雪》足足一米多寬，兩米多長，刀痕深淺不一。朋友來訪問他為何耗時如此，他只答：“刻字，不忘字里的人。”案頭還有九個燙金大字——“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刻到最后一劃時，他停刀良久。據說那天窗外風大，松枝撲簌作響，他想起東湖天棚上那只夜行的野貓，悄聲嘆道：“貓要走路，人也要走路。”

刀收，燈滅，文字與記憶都留在木紋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