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怒批田家英：你不想干了打報告，我再找人！田喝悶酒發牢騷

1958年6月的一個凌晨，天剛蒙蒙亮，毛主席還站在燈下讀當日人民日報。余江縣告捷，血吸蟲病“消滅”兩個大字映入眼簾，他情不自禁地合掌大笑。這份興奮被身邊的衛士記錄下來：主席連夜走了三千多步，還讓人把那首《送瘟神》兩度謄清。有人納悶，主席何以如此動情？答案并不復雜——八年前他就為一封農民來信徹夜未眠。今天的喜訊，不過是那道指示終于開花結果而已。

時間往回撥到1951年5月16日。北京中南海，夜色濃重，電燈泡發出微弱光圈。毛主席在批示上寫下十三個字：“必須重視人民來信，及時給予處理。”批示第二天送達中央各部黨組。三天后，新中國的各級干部人手一份油印件。當時有人覺得不過是又一道“文件”，可主席自己的態度截然不同——事關群眾，他甚至親自圈出“不要置之不理”六個字，用藍筆重重劃線。

同年8月，又一封信悄悄躺進中南海機要局的麻袋。來信人是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干部李某，他寫道：工人工資未漲，物價卻一再攀升，工友吃飯都犯難。機要員按照慣例先送秘書室，輪到田家英值班。田家英那幾天正在整理《土地改革文件匯編》，文件如山，他將信夾進公文堆，本想次日呈報，誰知隨后就被緊急會議牽走，信件延宕整整二十多日。

8月末，林伯渠赴石景山檢查供電安全。老革命一問才知，工人給主席寫過信，卻石沉大海。林伯渠心里一緊，回到北京直接向毛主席報告此事。主席放下茶杯，對機要處說：“去查，看看那封信在哪里。”

信件找出后，屋里氣壓驟降。毛主席盯著信封，語速很慢卻壓得人喘不過氣：“向我反映工人疾苦，本就是你們的職責。如此緊要的材料竟然拖延，立場問題！”隨即轉向田家英，話鋒陡然鋒利，“不想干，就打報告，我再找人！”

那一刻田家英臉色煞白。會后，他揣著沉甸甸的檢討走進中南海南門外的小酒館，悶頭喝了三杯二鍋頭。同行的同事勸道：“主席是恨鐵不成鋼。”田家英喃喃：“工作這么多，他也不體諒。”僅這一句牢騷，旋即被酒精沖淡。夜里兩點，他伏案寫下近兩千字的書面檢討，字跡連自己看著都心驚。

9月初，主席親自回信給李某，稱贊其“心系工友”。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立即組織調查，調資方案十月出臺，石景山發電廠工人工資平均上漲12％。廠里一位老鉗工后來感嘆：“寫信真頂事，中央聽得到！”

信件之事并未就此翻篇。毛主席專門召集秘書、機要員談話，要求將分辦、催辦、回訪三步流程制度化。田家英主動認領督促任務，從此案頭常備一冊紅皮筆記——先登記再轉呈，自己也不敢再延時哪怕一天。

有意思的是，1952年至1957年間，主席收到的群眾來信年均遞增兩成。先是湖北農民舉報湖泊圍墾破壞行洪；繼而是東北鐵路工人反映冬裝分配不均。每逢批示，主席都要追問落實。身邊工作人員私下議論：“群眾路線，其實就體現在這只鋼筆里。”

1953年秋，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寄來一封薄薄的藍信箋：演出途中發現某地煙酒價格暴漲，擔心影響軍烈屬生活。幾天后的中央財經會議上，主席突然問：“煙酒調價，是誰批的？”與會者面面相覷。散會后，財政部派人下省調查，虛高價格迅速回落。紅線女后來在舞臺后臺感慨：“一句話，還了多少人一個公道。”

制度建立后，到1956年，平均每封群眾來信的處理周期縮短到十八天。田家英也因改進工作再次得到主席肯定。難得的是，他沒有將那次怒批視為心結，反而常叮囑秘書局新人：“哪怕一張明信片，也可能改變政策，千萬別壓在抽屜里。”

1958年的那個凌晨，毛主席讀報后露出的笑容，并非簡單地勝利喜悅。如果沒有當年堅持讀信、批信、督信，衛生部、科學院、地方政府何來聯動？血吸蟲病背后所動用的醫務力量、科研力量、群眾力量，都與那支寫過“必須重視人民來信”的鋼筆緊密相連。

有人總結田家英的轉變，說是“驟然警醒”。其實，他自己在1959年筆記本上寫過一句話：“秘書之責，不僅筆墨，更系民心。”話語質樸，卻道出中南海里任何一張桌案都不能脫離的根本——人民信任托付，容不得半點怠慢。

回想自石景山信件至血吸蟲捷報，新中國處理來信的程序日漸完善：登戶、編號、專人批示、限時反饋。薄薄紙面，是工廠汽笛、是田間晚風，也是千千萬萬普通人的企盼。把這條渠道守住，本身就是治國理政的一部分。

田家英后來再提1951年那場批評時，語氣已平靜：“那天如果主席不重話提醒，我可能到今天都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里。”桌旁的老同事笑了笑：“幸好改得早，否則誤事可就大了。”簾外沙沙雨聲，幾個人沉默片刻，誰都沒有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