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13年夏天，遼寧瓦房店和平村有一位老人，他指著翻新過的周家舊宅對記者嘟囔說：高玉寶把周家寫得太過于狠厲了。當這話傳到86歲的作家高玉寶那里的時候，他只是擺擺手說：周扒皮是舊中國地主的集中性代表。一場跨越了六十年的爭論，就這樣輕描淡寫地顯露出歷史敘事和個體記憶的永恒性差異。
周家的后人對于故事和現實之間的錯位存在糾結的情況。村民回憶周春富是周扒皮的原型，在生前是一個擁有百畝土地的普通富戶，家里經營著油坊和小賣店，平日里舍不得多吃油，攢錢就是為了購買土地。在1947年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他被劃分為雙富農，由于在國民黨反攻期間索要過被分配的財產，從而成為了批斗的焦點。最終他死在了亂棍之下，其中一個罪名是偷葫蘆。這種平淡的殘酷，顯然沒有半夜學雞叫那么具有戲劇性。
動物行為學為這場爭議增添了紛擾，這是值得人們去思索玩味的。有研究者表示，公雞打鳴是受到生物鐘的控制的，不會被人的聲音所引發。高玉寶在晚年被親戚問真實性的時候，只是含糊地進行回答：我們這里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并不代表全國其他的地方不存在這樣的情況。這樣的一種回應，與其說這是狡辯，倒不如說這是顯露出了民間故事和科學理性之間有著天然的隔閡。
我認為這場爭論的本質是歷史書寫權的博弈。高玉寶運用圖畫來宣泄自己童年時期的創傷，他沒有想到很多符號會成為階級教育的范本。周春富在批斗會上跪下，他更是沒有料到自己的名字會作為剝削的代名詞被寫入教材。雙方都是時代洪流中的碎片，卻都得承受宏大敘事帶來的重量。
或許真正的答案存在于和平村的雞鳴里。每一天清晨公雞依然依照生物鐘打鳴。地面上的人曾經為半個世紀前的半夜雞叫爭論得面紅耳赤，但是公雞并不在乎這些情況。這種超越時代的自然規律，成為了最為公正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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