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中國百年前的教訓猶在眼前，而現在德國要成病夫了嗎

德國《世界報》刊登了約瑟夫·喬菲的評論，其標題十分醒目，稱歐洲病夫的帽子又被扣到德國頭上。巧合的是1999年《經濟學人》首次用這個詞語來形容德國的時候，現任財政部長林德納還只是剛剛進入政壇的年輕議員。當下他在達沃斯論壇進行辯解，稱德國只是有一些疲憊，需要喝杯咖啡。這種從病人到困倦者的說法上的轉變，如同德國經濟現狀的一種比喻，不是急癥突然發作，而是處于慢性的疲憊狀態。

德國人自己大概也沒有料到，當年施羅德推行2010議程所帶來的黃金時期，會如此迅速地消逝。2023年德國的GDP縮減了0.3%，工業產出比疫情前低10%，就連大眾汽車都關閉了本土的工廠，這可是88年來的頭一次情況。這種下滑最為殘酷的地方在于其具有理性的特點：企業用腳投票轉向海外，并非是出于沖動，而是經過計算清楚了成本賬。能源價格比美國高出兩倍，審批建廠需要等待5到7年，這樣如同溫水煮青蛙一般的困境，比一場金融危機更難以應對。

歷史常常以相似的情節來折騰人們。2003年德國借助勞動力市場方面的改革從而實現了重生，但是當下卻陷入到更為復雜的結構性困境當中。來自綠黨的經濟部長哈貝克一方面關閉核電站，另一方面面臨著化工企業產能利用率僅僅為71%的糟糕情形（盈利需要達到82%）。并且社民黨總理朔爾茨在聯盟內部的爭斗過程中，連30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都沒有辦法推動。這樣的內耗讓人聯想到梁啟超在吐槽晚清改革時所說的話語：改一個字如同割自己的肉一般。

世界也許已經更換了競賽的場地，這或許才是讓德國感到尷尬的地方。中國的電動車在德國本土市場占據了15%的份額，而德國的汽車企業還在爭論要不要保留內燃機的技術。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的網絡速度在全球排名第51位，比菲律賓還要差，但是政府數字化清單上的600項任務卻只完成了30項。德國在傳統的競賽場地失去優勢，在新的競賽場地又處于落后狀態，這種雙重的壓力比單純的經濟周期的衰退更難以應對。

有一份調查記錄顯示，61%的德國企業認為本國的商業經營環境沒有太多的吸引力。這種集體情緒的轉變，比任何數據都更能夠說明問題。如同當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德國的專家曾經預測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會在十年內消失，但是中國依靠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業鏈的升級又持續發展了二十年?，F在輪到德國面臨類似的狀況了：當廉價的俄羅斯能源和穩定的中國市場這兩個支柱出現動搖的時候，是繼續修理舊船，還是重新打造新的船只？

德國實際上還有可以運用的策略。它的研發投入依舊排在世界第四位，隱形冠軍企業的數量在全球處于第二位。但是如同科隆市長羅特斯之前在上海乘坐地鐵時所發現的情況一樣，真正的競爭力并不存在于報表之中，而是存在于街頭巷尾的活力當中。當下德國企業最為擔憂的，并非是技術存在短板，而是每周工作時長不足35小時的員工，如何才能夠跑贏每天都在進行迭代更新的中國研發團隊。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病夫診斷或許需要換一個角度來進行理解。它并非是死刑的判決，而是體檢所給出的警示。德國在19世紀依靠關稅同盟得以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依靠社會市場重新振作起來，這表明這個民族比較擅長在危機之后對秩序進行重構。而這一次不需要像施羅德那樣進行局部的手術，而是需要像1871年普法戰爭之后那樣進行系統性的重塑。畢竟巴斯夫要到中國湛江建立基地，波蘭的5G覆蓋率已經超過了德國，這時候進行小的修補就已經不夠用了。

德國對于中國的態度存在著矛盾的情況。一方面有91%的德國企業希望留在中國市場，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卻在炒作去風險的相關內容。這如同一個人明明知道良藥是苦的，卻去抱怨藥瓶的外觀不好看一樣。中國歐盟商會的前主席伍德克曾經說過，讓中國企業到德國去進行投資是化解彼此之間誤解的良好辦法。

歷史不會重復相同的情景，但是會存在相似的節奏。德國人在懷念默克爾時代的穩定的時候，應該要明白她繼承了施羅德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當他們擔憂自己國家的命運的時候，或許應該去思索中國曾經是如何通過開放來推動改革的。所謂的教訓不是讓人直接進行照搬，而是起到提醒的作用：在危機面前最大的風險并非是摔倒，而是不愿意站起來的那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