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賀子珍離開上海前，提出一個要求，楊尚奎：我們很熱情的

1949年12月，黃浦江邊的北風割臉一樣冷，外白渡橋上依稀還能聽到慶祝解放的禮炮回聲。高樓燈火輝煌，碼頭卻有一處窗戶始終暗著——那是賀子珍的住處。她回國才兩年，身體尚未完全恢復(fù)，陳毅請來了蘇聯(lián)醫(yī)生、派了專車，可這位井岡山時期就掛滿彈痕的女戰(zhàn)士，最在意的還是同伴是否安好。

從1949到1958，整整九年，她在上海換過三處住所，先住東平路舊洋房，后遷華山路接近醫(yī)院，再搬進銘德路的小花園。前兩年身邊熱鬧得很，劉少奇來滬開會時順道看她，康克清偶爾拉著她去看戲。可到了1957年，熟人一個接一個調(diào)離：陳毅調(diào)入國防委，張茜隨賀龍北上，老鄉(xiāng)劉俊秀也去了南昌。房間里只剩收音機不緊不慢地播新聞，一個下午能聽三遍，冷清漸漸爬滿墻角。

1958年6月的一天，上海起了梅雨。柯慶施剛處理完淞滬經(jīng)濟區(qū)的文件，就聽秘書匯報：“賀子珍同志想見您。”柯慶施放下鋼筆，撐傘趕往華山路。屋里只有一盞桌燈亮著，賀子珍端著熱茶，話不多，開門見山：“柯書記，我想到江西去。”她沒有講太多理由，只說三點：那兒是老家，還有戰(zhàn)友，氣候也更合適恢復(fù)腿傷。語氣平靜，卻藏不住期盼。柯慶施點頭：“我馬上同江西省委聯(lián)系。”

電話那頭，南昌省委大院里正飄桂花香。楊尚奎拿起話筒，聽完來意后笑聲朗朗：“我們很熱情的，隨時歡迎！”放下電話，他轉(zhuǎn)身吩咐秘書：“三緯路那處舊院子再粉刷一遍，把水靜的老同事請來打理花圃，客人馬上就到。”

這一句“隨時歡迎”并非客套。1954年，楊尚奎因胃病到上海治療，賀子珍拎著自家釀的米酒，冒雨跑到醫(yī)院探望，還硬塞給他一本自己抄寫的《本草綱目》胃病方。那場面讓他記了四年。

籌備工作比想象得快。院子原是教堂宿舍，兩進兩廊，中間有株香樟，院墻外就是贛江。8月末，楊尚奎帶水靜去巡視，天正下著小雨，瓦溝里流水急，他們索性脫鞋踩著濕磚查看屋脊，好讓木匠第二天修繕。木匠笑著搖頭：“省委書記還親自爬屋頂，南昌頭一回見。”

9月5日清晨，賀子珍坐上滬昆列車。車廂里沒驚動旁人，她戴淺色絲巾，膝上鋪了一條灰毯。列車駛過金華、衢州，成片稻浪閃著霧氣；過鷹潭時，她把車窗推到最大，輕聲說了一句：“快到了。”身旁護送的醫(yī)護同志點點頭，又把藥包遞過來。

抵達南昌西站已是傍晚。站臺上，楊尚奎、水靜、方志純等五六位老同志排成一列。楊尚奎握住她的手，像兄長一樣用江西口音說：“回來了就安心住下，家門口的土，最養(yǎng)人。”第二天，他們陪她到三緯路新居。院子不大卻安靜，門口欄桿油成墨綠，香樟樹葉被雨洗得發(fā)亮。賀子珍摸著粗糙樹皮，笑出了聲：“這氣味，像井岡山的老山林。”

安頓完第三天，江西省委辦公會議專門討論她的待遇。會議決定：暫按省委副書記級別安排醫(yī)療、警衛(wèi)和生活服務(wù)，報中央組織部備案。楊尚奎親自撥電話給北京，毛主席在聽完匯報后，只說了一句：“老同志應(yīng)得的。”此事就此敲定。

待遇固然優(yōu)厚，可日子仍需自己打理。南昌的秋夜來得早，賀子珍常在燈下翻譯蘇聯(lián)醫(yī)學小冊子，時不時寫信給遠在湖南的妹妹賀怡；身體好些的時候，她會拄拐去八一起義紀念館，給年輕講解員補充當年紅軍番號沿革。講解員私下說：“老奶奶記性真好，連哪支隊伍欠幾條槍都能說出來。”她笑答：“那可是拿命換的槍，怎能忘？”

有意思的是，江西省委還特批在院子門外設(shè)一處鐘點醫(yī)務(wù)室，方便她日夜診療。附近居民偶有頭痛腦熱，也上門求藥，賀子珍一概不收分文，只留一句：“打仗時鄉(xiāng)親護著我們，現(xiàn)在該還人情。”

1960年春節(jié)前夕，楊尚奎送來兩箱井岡山茶油。賀子珍打開箱子，一股清香撲鼻，想起多年前小石縫里揩油點燈的夜晚，眼角閃過濕意，卻又立即轉(zhuǎn)身招呼門衛(wèi)：“快拿去廚房，你們都嘗嘗。”她依舊那副脾氣，不喜歡別人把自己當客人，更不愿占分毫便宜。

南昌的三緯路后來被綠樹遮得幾乎看不見小屋。多年以后，附近街坊偶爾提到“那位走路帶風的老太太”，還會補一句：“她過得簡樸，可從不讓人擔心伙食。”晚上的院子常亮著一盞小燈，燈影下，一位瘦削的身影伏在桌前寫字，香樟葉隨風落在窗欞，屋里傳出沙沙的紙響，那是賀子珍記錄當年峒河戰(zhàn)斗細節(jié)的聲音。